悬壶60余载，国医大师徐经世治肺癌经验

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肺癌占恶性肿瘤死亡率的第一位，引起医学界重视。目前早期肺癌的治疗以手术切除为最佳选择，部分辅以放化疗，中晚期治疗则以放化疗为主。临床上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属中晚期，失去了手术机会，这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不能耐受放化疗的不良反应，所以求于中医药调治已成为越来越多患者的要求。

国医大师徐经世强调，肺癌属临床疑难杂症之一，要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就需要先从中医角度去认识肺癌的病因病机，然后提出诊疗方案，方可有效地缓解病患的痛苦，使病情趋于稳定从而延长生命。

肺癌的形成多因正气内虚，且尤以气阴两虚为多见。这是由肺的生理特性所决定的，因肺为华盖之脏，主司呼吸，其性娇嫩，易受邪侵。烟毒为公认的首要致病因素，且“烟为辛热之魁”，烟毒袭人随气入肺，邪毒蕴积，耗气伤阴，易生癌变。肺失清肃，则出现咳喘及咯血等症状。此外，肺结核、慢性支气管炎等病都会耗伤肺之气阴，也是使肺恶变的因素。

女性少有烟毒却也患肺癌，则多是由气郁伤肺所致。“郁”虽有多种，气郁为首，且先犯于肺同时女性的生理特征易生气伤情，情志抑郁，由木刑金，肺失其清肃则致气血瘀结，胶结日久转化恶变，可认为是女性肺癌之因。正如《素问·通评虚实论》有“气虚者肺虚也”之言，提示肺气一旦虚弱则无力通降，进而影响整体气机循环，因虚而得病。此乃因虚致实，邪实在肺，全身属虚，凡积聚性疾病多因痰浊和血脉瘀阻而形成。如从阴阳角度来看，是由阳不化气阴不成形所致。

可见肺癌的形成，从临床分析多呈现出气阴两虚、本虚标实之势，且与肝脾有着紧密关系。

徐经世强调，治疗肺癌不得以肺治肺，而需谨慎地从肝脾和肾着手，以求达到协调和制化的目标，使肺之功能得到改善和修复。中医治疗方法有“子病求母”或“母病求子”的说法，用五行学说来解析即可明知。徐经世强调，肺为金，其母为土（脾），而生化之源则赖于脾，一旦产生病理变化即需求母。

临床的“培土生金”和“滋养化源”就是子病求母的一种常法。正如《石室秘录》所言“治肺之法，正治甚难，当转治以脾，脾气有养，则土自生金，咳嗽自已。”《医宗必读》也提到“脾有生肺之能……土旺而金生”的论述，这都是以补脾而达到疗肺之目的。

况且脾为后天之本，乃为气血生化之源，其位居中焦，又为五脏气机升降之枢纽，肺居其上所主之气来源于脾，又归于肺，有“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的水液代谢作用。

可见脾土所化的精气首先充养于肺，金受土养方能化水下降，泽及百脉。这里同时也涵盖着肺与肾的母子关系，滋肾水以养肝木也可防止木火刑金，正是母病求子。肝为五脏之动力，主条达，起有制化作用，一旦失其条达上刑于肺，中克于脾，下制肾水，可出现诸多不同病理表现，故治肺也要着力于肝。由此可见肺之为病，求之于脾肝肾，以达到平衡为上策，就此徐经世提出以下论治三法：

该法意在治肺且健脾，培土以生金，这是治肺系疾病的总原则。因为肺病多见咳嗽症状，而痰是由脾所产生，有“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说。因此治痰当需理脾，且肺癌成因多与痰浊瘀结有关，故需着眼于脾。其次，脾为后天之本，可助运水谷，上济于肺，肺脾二脏对水液调控有协同作用，所以治脾亦可达到治肺的目的。徐经世常常拟用黄芪建中汤合六神散投之，六神散方源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药以人参、茯苓、白术、山药、扁豆、甘草等味，以达益气健脾、培土生金之效。

治肝的法则是从经络循行的角度提出的。《灵枢》记载：“肝足厥阴之脉……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由此可见肝肺二脏在经络上有密切联系。今在肺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两脏病变亦相互影响，特别是肝具有调控情志的作用，肺癌患者在心理上常有焦虑不能自解，欲求条畅，当需有求于肝。因肝体阴而用阳，是五脏生理活动的动力，其性常盛，肺为娇脏，易受其侵，即谓之“木火刑金”。而肺癌又属虚多实少，一旦肝阴亏虚，虚火内生，上侵于肺，即可出现干咳、咯血、口干咽燥等肝阴不足症状。对此宜当从肝论治，法以滋阴养肝、条畅气机，方选一贯煎，药取北沙参、麦冬、生地、丹皮、夏枯草、炒桑叶、白茅根、藕节、三七、芦根、丝瓜络、金蝉花、甘草等选用，紧扣病机，以达到从肝治肺的目的。

肾中精气为先天禀赋，《素问》中就明确提出“女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丈夫……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说的正是人到中老年，肾气逐渐衰退的过程。此年龄段正是肺癌高发期，提示肾气衰退与肺癌的发生关系密切。肺癌患者如见气短喘促，动则加剧，腰膝酸软等症状，都是肾不纳气的表现，临床上也多见患者出现潮热盗汗、五心烦热等肾阴亏虚之症。“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和“金水相生，肺肾互用”等理论均说明了两者病变的相互影响。徐经世认为，在治疗上应求于肾，立以补虚肾气，滋养肾阴之法，方取六味地黄丸合二至丸，或加以血肉有情之品更有助补益。徐经世强调，要深知方药之效还在于临证应变，亦无须拘泥一方一药。

因肺居于上，其形如羽，非轻不举，徐经世一直主张治肺病用药以轻灵为贵，不主张药量过大，妄投辛散、酸敛或重浊之剂。且驱邪宜彻底，若邪气未清，即投以大剂养阴或止咳之品，则邪气必然恋肺，滋生他变。治肺疾在治法和用药上要注意闟辟，过于散则有碍于闟，过于敛又有碍于辟，因此要注意非轻不举，药重则易过病所而不中的。故临证要注意以下两点：

肺主卫气，担负人体抗邪护卫之职，故外界各种病邪毒气侵袭人体，肺常首当其冲。外感之病，邪犯肺卫在所难免，特别是肺气不足，胃气虚弱之时，最易受邪。故而治疗肺病新邪要注意宣透外邪，切不可过早运用收敛固涩药物，造成闭门留寇之弊。即使是久病宿疾、慢性咳喘、虚劳久咳也要注意是否有外感新邪的可能，一旦发现外感新邪必须先治新感。或宣散外邪，或采用扶正祛邪之法，千万不可忽视，如一味地强调补虚扶弱，则会致外邪留恋，酿成后患。

肺为娇脏，不耐寒热。肺脏对药物反应较为灵敏，耐受力较差。肺经之用药，其药性不宜过偏过峻，应选用和缓之法。如治热用寒，不可过寒，治寒用热，不宜过热。若是微热、微寒之证更需辨准，采用微凉微温之药，一旦纠正，即当停药。否则，过寒则伤肺气，致使津液凝聚，形成肺寒痰饮；过热则易伤肺阴，阴伤则津液耗损，肺气则少力助润，进而伤阴，阴虚则火旺，火灼金体，肺叶枯槁，变化莫测。可见肺之为病在取方用药上要紧紧扣住“闟辟”两字，做到有闟有辟，闟辟相用，方可避免偏颇，以平为期。

肺之癌疾乃临床之难症，症情复杂，病位在肺，可累及肝脾肾多脏，故临证多见寒热错杂，虚实并见之证，稍有偏颇则收效甚微，有时甚至适得其反。本文总结了徐经世对肺癌病机的独到见解及其遣方用药之精妙，望在临床实践中给同道指明方向。

患者，男，74岁，2011年12月18日初诊。患者年逾七旬，月前罹患肺癌，行介入术及局部放疗多程，现求治中医。刻诊：时见咽痒而咳，咯吐白黏痰，咽干夜甚，胸闷偶感，食纳如常，近日腹中嘈杂，大便稀溏，夜眠尚安，舌质暗淡偏胖，苔白滑。按其病证，当以滋养化源，清化痰浊之剂，继以调之。

处方：北沙参20克，竹茹10克，橘络20克，远志10克，鱼腥草10克，蝉衣6克， 炒川连3克，芦根20克，杭麦冬12克，生薏米30克，仙鹤草20克，杜仲20克。10剂，日2次。另：三七粉60克，每次3克，每日2次。

服药后自感颇好，多次复诊间断服药直至2017年5月25日，又前来复诊，时已六年，患者年届八旬，经介入及放疗后长期服中药调治。刻下：一般情况良可，唯体力下降明显，动易汗出，咽痒而咳，咳则痰多，黄白黏痰，头昏，眼目胀涩，口腔溃疡多发，食纳稍减，大便日2行，尚成形，小溲尚调，夜眠且安，舌质暗红，苔薄滑，脉来弦缓，左关偏滑，下肢轻浮。此为化源不足，痰浊壅塞之征，予以滋养化源，清化痰浊以图之。

处方：北沙参20克，炙桔梗10克，竹茹10克，鱼腥草10克，杭麦冬12克，丝瓜络20克，瓜蒌皮12克，炒川连5克，芦根20克， 炒桑叶10克，甘草5克。10剂，日2次。

本案患者年近八旬，肺癌术后长达六年仍维持常态，先后予以清化痰浊、滋养化源、化痰肃肺之剂未见复发。考之肺为华盖，临床用药以轻灵为贵，过用酸敛重坠之品则药过病所；另外，肺经受邪，驱邪宜彻底，若投大剂养阴止咳或苦寒清热之品，则邪气必然恋肺，易生他变。故在治法和用药上要注意闟辟，可谓药效在于轻灵，实践可得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