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曾经被人称为“金湘潭”“小南京”，总市繁华、物阜民丰，商贾云集、流金淌银。第四届潭商大会开幕在即，为宣传湘潭悠久的商业文化，展现湘潭深厚的商业传统，找回湘潭骄傲的商业自信，湘潭市广播电视台特推出《潭商的老家谱》微信专栏，撷取历史上几位潭商巨擘作为代表，讲述他们成就湘潭商业辉煌的传奇故事。昔人不远，读罢仍令人心生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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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救四万万人而死，继我志者自有人。”这是41岁的禹之谟临刑前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牺牲后的禹之谟公葬于岳麓山。在他的墓碑上，“烈士禹之谟”赫然在目。然而“烈士”不足以概括他短暂而轰轰烈烈的一生。在他的人生剧本里，他是读书人、湘军、逃亡者、企业家、教育家、革命家，但有两条相交相融的主线贯穿始终，即寻找灯塔的求索者和自强求富的实干家。
1866年，禹之谟出生于长沙府湘乡县的一个世代经商家庭，到他父辈一代，因为父亲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家道中落。15岁的他辍学去一家店里当学徒，因为不满店老板以次充好欺骗顾客的行为，少年禹之谟消极怠工以示抗议遭辞退。回家后16岁的禹之谟开启了耕读模式，就如同今天的少年们会被一首《孤勇者》莫名地打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那个少年，也被他那个年代的流行经典——王夫之的《船山遗书》、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中“经世致用”思想和“民族主义”精神所深深吸引。从此，家国情怀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在耕读岁月中，禹之谟的心态思想悄悄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满足于像祖辈一样守着一亩三分地过安稳日子。1894 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28岁的禹之谟参战，负责运输军粮弹药。亲眼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国海军的惨败后，青年禹之谟痛心不已。战争结束后，朝廷论功行赏想给他一个副县长的职位，他断然拒绝。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洋务运动提倡的“自强”“求富”“创办新式学堂”的理念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包括禹之谟。他给自己立下一个flag:学技术、办工厂，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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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志》第一卷记载：“禹之谟在1903年创立湘潭毛巾厂（湘利黔织布局），是为湖南近代机织业的开端”。在专注办好织布厂的过程中，禹之谟引入先进生产工艺，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他创办女工织布厂，鼓励妇女同胞走出家庭禁锢，实现经济独立；设立工艺传习所，重视工艺的传承和技术的培训；建立标准流程，强调每道工序的操作规范；制订工人考核制度，创建以“勤慎”为核心理念的企业文化；他与工人、艺徒“ 同寝食、同谈笑”， 建立了一种共甘共苦的情感链接；作为当时湖南省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他制定立足本厂、辐射全省的目标，为此, 他慷慨地向其他工厂输入技术和人才。他坚持“洁己奉公，顾全大局, 为社会增幸福”的理念，在他的倡导扶植下，“湘省织布机坊, 一时创设不少”，而大部分纺织机坊集中在湘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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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之谟一生都在致力于做一件事，自强求富报效国家。然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这注定是一件难度系数顶格、充满未知的冒险之旅。作为商人的禹之谟无疑是努力的、成功的。但作为救亡图存的求索者，他的求索之路又是坎坷的，充满着斗争。从甲午海战中回来后的他，一开始天真地站队保皇派，但终因认清残酷现实，逐渐丢掉改良的幻想，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在日本流亡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一批民主革命人士。因为共同的理想追求，他先后加入华兴会、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的首任会长。回国后因为出色的宣传组织能力，禹之谟领导组织湖南省工商界集资百万元参与成功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斗争；发动长沙万名学生为烈士陈天华、姚宏业举行公葬“以彰义烈”；领导湘乡驻省中学的200名学生与湘乡县衙据理力争反对清政府盐捐浮收等反动政策；他倡办新学，创办惟一学堂（湖南师大附中）和湘乡驻省中学（湘乡一中）；他领导组织学生开展抵制美货等一系列爱国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深得社会各界拥戴的禹之谟被推举为湖南商会会董、湘学会会长、湖南学生自治会总干事。此时在反清民主革命的舞台上，异常活跃的禹之谟被清政府视为眼中钉。有人劝他：“你经商已经很成功了，还是收敛些，低调些，做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吧，保命要紧！”就像当初他选择放弃官职一样，在死亡的危险步步逼近的时刻，他没有退缩！
不出意外，1906年8月，禹之谟被捕。在各方营救无果后，友人劝他吃下有毒药的食物自杀，免受酷刑。他拒绝：“我要到刑场上去死，让百姓看我的刑伤，唤起他们奋起斗争。”6个月后，他慷慨就义。后来人们发现了他在狱中写下的《告在世同胞遗书》：“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毋奴隶其身而生！前途莽莽……我同胞其图之。”前途莽莽，但灯塔已在前方。他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他心中的那座“灯塔”！
文章整理：陈琳
编辑：梓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