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街头公园散步，有两个中年女从身边跑过，她们身着“跑友”队服，边跑边谈。“洗不掉就剪掉”不知从谁的口中飘出，清晰而坚定。
就这一句，我听了，不由得仔细琢磨起来。
她俩交流的应该是洗衣服之类的事情。这里的“洗”，指的就是用水或其他溶剂涤除污垢，使之干净。如果因为一些原因，“污垢”染得太深太粘，虽反复搓使劲揉，哪怕加大洗液剂量，也会有“洗不掉”的可能。“洗不掉”怎么办？有的选择留下，能用且用。这样一来，难看自不用说，时间一长，它还会侵蚀、腐化周边好的原料，进而影响了整体。
那么，选择“剪掉”，就需要信心和智慧了。
这里面有点哲学味。
苏格拉底曾说，他是神赐给雅典的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牛虻”。他说，哲学的职责就是做一只牛虻，要对人的思想进行反思，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如是，“洗不掉就剪掉”能给我们哪些有益的思考呢？
我首先想到顺治年间那一场科举舞弊案。
考试舞弊，自古有之，但是集体舞弊，实乃罕见。当时，刚
刚入住中原的清王朝便发生了一起集体舞弊案 。
顺治十四年（1657年），江南地区选拔举人的乡试在江宁（今南京）举行。顺治皇帝命礼部选了二十名考官负责，并叮嘱告诫必须秉公办事，切勿营私舞弊。但圣门弟子良莠不齐，心术不正之人自然会有，各自找法子进行贿赂、舞弊。在真金白银面前，不管是主考还是考官都乱了方寸，要么半推半就，要么来者不拒，早把之前的皇命抛之脑后。
常言道，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还是东窗事发了。
江南乡试发榜日，无数的落榜考生，久久不肯离去。而高中金榜之人洋洋得意，呼朋唤友摆宴请客。在文庙看榜现场，众多落榜考生大呼不公，公然嘲笑中举前三名是“贾斯文、程不识、魏无知”。更有甚者便一举撕下榜文，大闹文庙。
两江总督郎廷佐知晓后大惊，随即派兵前往镇压，驱散人群。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考官被落榜学子殴打、辱骂。不久，江南乡试舞弊案不胫而走，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也已传得沸沸扬扬。
顺治帝听说此事后大怒，大清刚入关不久就出此等丑闻，这还了得！于是便下旨将这二十个考官摘去顶戴花翎，连同贿赂的考生一并打入刑部大牢受审。
为了缓和朝野舆论，顺治下令已录取的举人重考，复试在紫禁城太和门举行，皇帝亲自主考。考场内外全副武装的八旗兵重重把守，气氛肃杀，众多考生惴惴不安，提心吊胆。
复试结束后，顺治对舞弊案犯进行裁决：主考官方犹、钱开宗俱着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其余18名同考官俱着即处绞刑，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参与贿赂的考生俱着责四十大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兄弟并流放。
这是历史上吏治管理的一个著名案例，是“洗不掉就剪掉”的一个极佳版本。
吏治为百治之源。重视对官员的管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春秋时期，思想家孔子就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孔子看来，政就是正，从政者必须坚持以正立身、一身正气、正义凛然，只有这样，才能以上率下、以上促下，带动下属和民众崇德向善。法家提出依法治吏，主张依靠法律管理官吏，赏优罚劣，提升行政效能。唐代名相魏征在《群书治要》中说：“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他认为，为政者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善于管理下级官员，让官员们成为清正廉洁的表率。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青山和张子善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功劳的人，后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们却没有好好珍惜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背弃了初心使命。刘青山贪污达1.84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达1.94亿元（旧币）。毛主席对这起案子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对刘青山、张子善的严惩，展示了共和国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现在，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全面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管理，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严厉查处了一批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显示出“治吏”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充分证明了反腐败没有禁区，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没有“铁帽子王”，不管职务多高，违纪违法都会被追究。
只是近来浏览新闻，有些标题如重磅炸弹，触目惊心。一些贪官贪污受贿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因认罪态度好，退回赃款，就从轻处理。这样的处理方式，令人难以置信，堪称宽大无边，实乃对正义的亵渎，让正直之士内心失衡。既已犯罪，就应该接受法律严惩，岂能以“态度”从轻发落？
明初政治家刘基在《郁离子》中有则寓言：东南荆山里，捕麝者追麝至绝境，麝忍痛割脐扔于草丛，引追捕者奔去，从而获生。
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反腐中一些过度宽大的处理，着实令人困惑。
洗不掉就剪掉，当然不只是洗衣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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