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12月16日（星期一）铜川市 不限行
铜 城 记
刘爱玲
凿开混沌得乌金，蓄藏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明•于谦《咏煤炭》
一
院子里的大雪下了一尺多厚，平展展像铺了一地的棉花糖，连鸡也躲在窝里不出来踩一个梅花印。父亲在窑屋里生着连着炕的炉子，加进煤块。父亲盘的炕炉子，烟道畅通，几乎没有煤烟在屋子里弥漫，全部随着烟道抽到了外面。随着跳跃的火苗，坐在炕上的我，感到火口的那片土炕也渐渐热了起来。刚生着的火，火苗极易发出呼呼的笑声，每当听到这种笑声，正在忙碌着的母亲就很开心，总要说一句，有啥喜事了，火都报喜哩！
长焰煤
那是我清贫的童年里极为温馨的一幕。一家人其乐融融地挤在一间窑屋里说着什么，炉膛里的火红了，煤块燃成了灰烬，父亲拿起那只端煤的破脸盆，到院子里去，端回一盆用黄土和面煤和在一起做成的煤饼。煤饼填进炉膛，不像纯煤那样燃得激烈，蓝色的火焰如酒精灯般，煤饼慢慢变红，依然把源源不断的热量传送到窑屋的每一个角落。
我曾无数次盯着燃烧的煤块问父亲，煤是怎么来的？父亲说，老辈人不叫煤，叫炭，炭都藏在地下，是挖出来的。在父亲的引导下，我已经认识了哪种炭耐燃，火硬，能烧好几火；哪种炭像柴，一火就变成了白灰；哪种炭里边有“硫”，燃起来炝人；哪种炭是“矸”，拿在手里比普通的炭沉，很难引燃，但只要一燃着，就能成几个小时地燃下去，还没有烟。燃一火的炭颜色黑，炭质也软，炭锤不用力就砸开了；能燃好几火的炭烟少，也难砸；呛人的那种炭，打眼一看，就能分辨，里面夹杂有土黄色的东西，我父亲称之为：硫。
铜煤文化展馆一角
父亲还告诉我，在他的老家，有一家财东，门上挂着块扁，是炭晶石的。我没见过炭晶石，不知道它是怎样的“黑晶晶亮”。
许多年后，在铜煤文化展览馆，见到那些我熟悉的煤，被陈列在柜子里，那些煤晶石制品，乌黑、亮丽，如同宝石。解说员告诉我，铜川的煤大约生成于上古生代时期的造山运动，有焦煤、瘦煤、长焰煤和不粘煤四个品种。东区属石炭二叠纪煤田，北区属侏罗纪煤田。二叠纪煤田以瘦煤、贫煤为主，焦煤少，侏罗纪煤田属低变质烟煤，一般为低灰、低硫，不粘结或弱粘结长焰动力煤。而我的眼前，却是绵绵不绝的阔大森林，那些飞禽走兽，那些鸟语花香，它们于地下，建造了一个神奇的王国，它们的生命，以火的形式，与今天的人们，对话。
赵国宾
二
《山海经》中，称煤为石涅，魏、晋时称煤为石墨或石炭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首次使用煤这一名称。希腊和古罗马是用煤较早的国家，希腊学者泰奥弗拉斯托斯在公元前约300年著有《石史》 ，其中记载有煤的性质和产地；古罗马大约在2000年前已开始用煤加热。
在铜川，说到煤，绕不过一个人：赵国宾。
赵国宾（1899—1934），字次庭，陕西蓝田人。民国三年（1914）入省立第三中学。同年，清华学校招幼年生，赵国宾以陕西参考学生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中等科课业修完之后，于民国七年（1918）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科，攻读冶金采矿专业。民国十五年（1926）4月，赵国宾被陕西省实业厅调回西安，荐任技正。后又调南京，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他曾多次赴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等地调查岩矿。民国十七年（1928）11月和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他两次回陕，主持了对渭北地质矿产的最早调查。第一次，他由西而东，调查淳化、栒邑（今旬邑）、耀县、同官、白水、澄城、蒲城、富平等县，并测绘了1∶40万的地质图，写出了《陕西泾洛两河下游间之地质》。第二次，去的是合阳和韩城，重点调查煤田地质，测绘了1∶50万地质图，撰写《陕西梁山尾闾地质矿产及启发龙门山煤矿与石灰之设计》。通过这两次调查，赵国宾先生对陕西渭北的地层，自下而上做出了科学的划分，对区域内的矿藏及其成因作了科学的论证。对于“东起龙门，西抵陇山，南迄耀县，北至宜君东西六七百里，南北凡二百余里，俨然一黑布腰带，束于陕西省境之中部” 的渭北大煤田，他更是给以特别的关注。将其喻为“襟山带河束黑布”——这是渭北“黑腰带”的最早文字记载。
赵国宾墓碑
而在耀县，1928年，我的父亲刚刚7岁，作为孩子王，正是上高沿低淘神费劲的年纪，整天在耀县城里带一群光屁股娃娃疯跑。在他的叙述里，那种被叫做炭的东西，装在口袋里，早上城门一开，拉着骡子马的脚力们已经从各个小煤窑驮着炭进城门了。之后，那些脚力们沿街叫卖：倒炭哩！谁要炭哩？不绣（粘）不旺不要钱！
能买得起炭的都是有钱人家。家里的主妇或佣人，持一柄煤铲出门，在脚力的口袋里撮了一铲到灶屋试烧，撮时专挑面煤，为的是看有没有粘结，再一个看火焰。那种一被点燃就冒出长长蓝色火焰，并能粘结到一处的炭总是很好卖出去。所以，耀县周围几个产粘结煤的小煤窑，总是在半夜就挤满了穿着补丁衣服身子缩作一团的脚力们。
同官煤矿全景图
194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冷风带起乡路上的衰草枯叶，发出阵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腰岘弯村人常扔死孩子的那个路口，坟地的那棵柏树上，突然传来猫头鹰冷冷的叫声，惊得一个打瞌睡的男孩猛地睁开了眼睛，黑暗中，他手里牵着的牲口无端打了几个响鼻儿，引得队列里的骡子马们一阵骚动。这一年，我舅舅刚刚十二岁，已是第二年跟着村人走这条路了。为了挣他上私塾的费用，还想要一件新棉袄，他拉着自家种地的毛驴，跟着村上的大人，半夜鸡还没叫，就从演池乡鸭口村出发，到私人炭窠（小煤窑）装炭，拉到耀县城门口时，天还没亮。我舅舅怀里揣的粗布帕子里，是我外婆做的两个糜面页页。这种馍一凉，砖头一样硬，咬一口一个白牙印，吃多了胃泛酸水。而对于城门口卖锅盔的小贩筐子里刚出锅的锅盔的焦香，他只有看一眼深吸几口气闻闻味儿的份。一个冬天下来，我舅舅能挣两个现大洋，手脚上却冻疮摞着冻疮，半下午回家躺到炕上，暖冻成冰块的身子，一身的痛痒难忍。
铜川处于渭北黑腰带上，矿产资源丰富，似乎随便一掏，便有源源不断的煤炭露出头来，可是，能烧得起炭的人家毕竟是少数。然而上天眷顾，炭，是那个年代上天能给人的一丝亮光，一星温暖。
铜川矿务局首任领导班子
三
2013年，我们单位集体去银川学习交流，回程，过六盘山，车子暂停一小镇。正是十月下旬，铜川天气刚进入一年之中最舒适的日子，固原却已经穿起棉线厚毛衣。我们停的那个小镇，不长的一条街道，大部分是平房，想买点土特产，却没几家开门的。正踌躇间，迎面过来一戴着小白帽的路人，男性，个子不高，四五十岁的样子，面相和善。我们向他打听这里的特产，他表现出迷惑的样子，然后手一举，一袋雪白的馒头就冲进我们的眼睛里来。几分钟后，在小街的尽头，找到了那家热气腾腾的馒头铺，几个中年男女在雾气蒸腾的案板前揉面，靠墙的地上放了一排两两扣起的大洗衣盆，里面隐约可见发得暄软的酵面。不一会儿，我们每人手里都有了一袋或馒头花卷或枣馍的吃食。此馒头正是用那老酵面纯手工制作，白亮中透着粮食的精细，咬一口唇齿生香，筋道有嚼劲，是好多年都没有吃到过的麦子纯正的香味。站在固原小镇的街头，大家一口一口吃着馒头，吃着熟悉的记忆里的味道。我环视着这个陌生的地方，就在咬下一口馒头咀嚼的当儿，忽然地，就想起了他们。
1958年金华山煤矿开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内矛盾重重，内忧外患集于一体。1939至1941年间，就在我脚下的这块土地上，聚居在海原与固原两县的回族农民，一共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史称海固农民暴动。那年，罗老六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一年到头背都直不起来地劳作，但恶劣的气候环境与动荡的时局，并没有让这老实的一家填饱肚子。所以，农民暴动时，血气方刚的他也参加了，却在一次激烈的交锋中饮弹身亡，留下老婆田氏与一窝孩子。国民党的镇压开始，田氏带着二男三女五个孩子逃了出来，想捡条活命。
此时他们最小的女儿刚刚一岁，还不会走路，抱在怀里吃奶。老大是男娃，年方13；老二老三是女娃，一个10岁，一个8岁；老四是儿子，时年5岁；老小就是小五子，还没正式起名字。这一家老小跟着浩浩荡荡的逃难队伍，从固原出发，一路向着东南方向，路上历尽艰辛。不幸的是，母亲田氏在一次外出讨要时再也没有回来。几个孩子在原地等了五天，依然无果，被迫随着难民，走一步算一步，希望他们的母亲能撵上他们。
六十年代的王石凹煤矿
许多年后，当年老四的老婆，我叫四妈的邻居说到这里时，总不忘感叹一句，人是个苦虫，前去的路黑着哩！五个娃，相背相扶，不知道前路在哪里，不知道，有怎样的祸福在等着他们。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他们来到了耀县地界。在难民眼里，这里是个富庶之地，很多人看到一片荒坡地半截烂窑就落下脚来。但这几个孩子，毫无生存能力，不分开就得饿死。大哥无奈之下，听从众人劝说，给10岁的大妹在一个村子找了个人家嫁了。大妹是带着小五留下的。走的时候，大哥说，我一安顿好就来找你。然后他带着二妹及四弟继续往北，因为他听说，北边有炭窠，要掏窑的苦力。来到王益区某村，他又一次在无奈中做出决定，把二妹留给了一户人家当童养媳，同样留下的是四弟。告别的时候，年仅13岁的他，拉着弟妹的手，说，哥给咱挣钱去，挣下钱就来寻你俩。你俩都要好好的，在人家屋里，要勤快长眼色、听话。他是流着眼泪一步三回头离开的。大哥跟着难民继续走，到炭窠去了。他去的地方，几十年后，人们叫那炭窠为：霸王窑。
据《同官县志•矿业志》记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石凹陈家河老虎沟复兴煤矿公司已是有二百余年开采历史的老窑。此窑管理混乱残暴而缺乏人性，窑主把头用暴力抓骗劳力与童工到窑上，不付分文工钱，还强迫窑工干大班窑，一年三班倒，窑工一下井就是四个月不得升井见太阳。因担心窑工们逃跑，还把他们关进“高窑”。更是把在井下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窑工扔进“晾尸洞”，形成了惨不忍睹的万人坑，因而得名“霸王窑”。
有一句谚语后来流传甚广：“紧三鞭、慢三鞭、不紧不慢又三鞭。”说的就是这里。那时候，人们说起炭窠掏窑的，都说是埋了没死的活死人。窑工掏下的煤炭装在柳条筐里，挂在苦力的脖子上，头上一盏鸡娃灯，昏黄的光线照着脸前手掌大的一片地方。洞子小，地下热，窑工们常年光着身子，一步步地往出爬。13岁的大哥先还有一两次消息回来，一年半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过了好几年，才有人说死到窑下了。
嫁到耀县某村的大姐与嫁到王益某村的二妹，相互思念，但彼此都不知道在哪里，直到十来年后，才从当年的难民口中偶尔得到消息，开始相互走动。
四弟后来成了我家的邻居，他娶的媳妇我叫四妈。小时候常从四妈嘴里听那悲惨的故事，每每听得热泪盈眶。2013年那个傍晚，站在固原的街头，我心里一直是四弟兄妹，是13岁大哥的身影，瘦小、无奈。他把四个弟妹留在了耀县和王益讨活命，却没留下地址，他以为自己很快就会挣了钱姊妹团聚。他一定是满怀希望走的，却像他头顶的那盏鸡娃灯一样，熄灭在了霸王窑的万人坑里。
2022年7月30日，我在铜煤文化展览馆看到了霸王窑的图片，那有着累累白骨的万人坑，骷髅头上，那空洞的眼窝，仿佛无言的诉说，控诉着曾经惨绝人寰的日子。在实物展柜里，我也看到了那盏常常引燃窑工缠头布，灯油流出来流得窑工满脸都是的鸡娃灯。看到了那条恶毒的把头用来惩戒窑工苦力的牛皮鞭子。鞭身由细牛皮编织而成，缝隙里的煤灰让它有了斑驳花纹，拔河的麻绳那么粗，听说打人时鞭梢还会拴一枚铜钱。此刻它的样子像一条盘踞的丑陋的死蛇。
四弟早逝，邻居四妈也在二十年前去世。四妈的女儿云姐在铜川开枝散叶，每年率领着她的儿孙们祭祖，都要在门前的十字路口画个圈烧纸，召唤她的大伯来拾钱。大姑二姑联系上之后，他们常常走动，至于小五子，在十八岁那年也得病去世了，能肯定的是，固原五兄妹逃荒出来后再也没能回去过。之前是穷，后来是不知道回哪儿，去找谁。
他们的根，被那一场并不是意外的意外，从固原的乡下彻底拔了出来。
四
1949年农历2月的一天，耀县演池乡鸭口村王家，二八年华的女儿还待字闺中。零星响了几天的枪炮在那个傍晚突然变得激烈起来。女儿在父母的催促下，与两个弟弟走进家里老辈人躲匪患时挖出的曲里拐弯的拐窑躲避。那一晚，他们一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大气也不敢出一声，直到枪声渐寂，天空透出微微的鱼线白。父亲走出窑洞，去院外查看，过了好大工夫，回来时，这位世代为农的老农民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神色。接着，一家人走出藏身之地，王家女儿看到东方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透过门前大槐树的枝条，把金色的光线泼洒在斑驳院墙上。村子里的年轻人奔走相告：解放了！解放了！！从没上过学的女儿不知道“解放”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人人脸上的喜气感染了她。
就在这年年底，毛泽东主席首次率团访苏，要求苏联对华进行政治经济援助。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率团抵达莫斯科，通过会谈，双方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外，还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率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援助中国大型工程项目，共156项。而铜川，是国家一五期间156个项目实施城市，苏联专家援建的是王石凹立井，年采煤120万吨。
新中国成立，百业待兴，在西北，铜川这个不起眼的小城，以义不容辞的勇毅，猝然挺起了胸膛，肩负起为国家建设提供能源供给的重任。
演池乡鸭口村，王家漂亮的女儿出嫁了，婆家在今王益区西王益村。她不喜欢这个地方，主要是胆小，而这里，一到晚上就有黄鼠狼豹子来串门，她养的鸡猪常常被祸害。很多次，她从窗户里看出去，那大猫翻墙越院，叨起家畜又翻墙而去，如履平地。她壮起胆子吆喝，尖利的嗓门打着颤音，可那畜牲理都不理她。距她家不足二里的五里铺地段长满一人多深的蒿草，只有一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土路供人通行。
这位漂亮却羸弱的女儿，最后成了我的母亲。
1958年5月3日，时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布（58）会民贺字第69号文件，《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撤销铜川县设立铜川市的通知》：“铜川县人民委员会：接国务院1958年4月5日议习字第27号决定，撤铜川县，设立铜川市。”丰富的煤炭资源，使铜川成为陕西继西安之后第二个建成地级市的城市，这也是铜川车牌号陕B的由来。
仍然是1958年，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运输需求，铜川市火车站进行扩建。在王益村的一孔土窑洞里，我母亲瘦弱的身躯跟在一头黄牛的身后围着石磨转圈，她的手里是一只糜子秸杆做的短把笤帚，不时把溢出来的粮食扫进磨眼。母亲没黑没明，常常半夜三点还不得歇息，早上天刚一亮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劳作。她磨好的大麦小麦，玉米豆子，包括辣椒面，都被送到了火车站工地，供给那里搞建设的民工食用。我母亲有个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是她脑海里喜气洋洋的美好未来。
多年后，我和母亲躺在我家窑屋的土炕上，对不远处铁路上日夜不息传来运煤火车撞击铁轨的咣当声，早已熟视无睹，对因火车过境致窗玻璃产生的哗哗声响，已经无动于衷。我也常常与小伙伴们站在铁路边上，数着拉满了煤的火车车皮。那时候我小，点着指头，数到三十多就数糊涂了，可是火车还是一望无际地从我面前呼啸而过，仿佛永远没有尽头。它们把铜川地下的乌金源源不断地运到了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
铜川产煤，但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烧得上好煤，对我们来说，一块一块明灿灿乌亮亮的好煤是支援国家建设的。铜川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都有过拾煤渣扫面煤的记忆。拾煤渣分两种，一种是去就近的矿上，选煤楼边上大都有个选煤时扔出的废料堆成的煤矸石山，那些煤矸石并不全是石块，极少数里边夹有少许的煤层，火生着后用它，是可以燃烧的。孩子们拾的就是这个，翻拣一早上能挑出半小筐，算是发大财了。还有一种，是各个单位倒出来用过的煤灰，里边有没有燃尽的煤渣，我们通常叫蓝炭。我弟弟五岁时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去门前某单位职工食堂后厨拾蓝炭。好处是那里暖和，还没人跟他争抢资源，代价是他得把筛过蓝炭后用不成的炉灰带去垃圾台倒掉。我弟弟勤快，卫生给人打扫得也干净，人家就特别喜欢他。他的工具是一只小铁筛子带一只破脸盆，冬天的早上，他带个皮棉帽拿着工具出门，筛一早上煤灰可以筛出一脸盆蓝炭，把里边的杂质挑得干干净净端回家。我常担心着他被刚捅出的炉灰烫坏，但他也只是把那顶皮帽烫过几个洞而已，回来时端着他的战利品，长长的眼睫毛上落满灰尘，特别可爱。
扫面煤则要看时机。一趟满载的火车拉出去，几天后回来就空了。空火车皮停在站台上，铁路边上的大人娃娃立刻行动起来，拿着笤帚簸箕和篮子，一人瞅准一节车皮，翻进车厢，把里边卸载后的残留，那些角角落落的面煤小棍戳笤帚扫地撮出来。一个车皮也就能扫那么两个半筐，但就是这些扫来的面煤，却被大人当作宝贝似地提回家，拌上黄土，用水一和，摊成薄厚相当的大饼子，用煤刀划切成方块，做成煤饼，晾在院子里，以备冬天下了雪时取暖用。
煤炭可以说浑身是宝，即使燃过的煤灰，也有再利用的价值。铜川以外来人口著称，尤其以河南人居多， 素有“小河南”的称号。河南人聪明能干，特别是会盘煤火炉子，几乎家家一盘煤火，不光烧煤饼烧得好，做完饭，灶前漏下的煤灰也利用起来，用水和成干湿适当的湿炉灰，往上了两块好煤还没燃起的炉膛一捂，下顿做饭，用火锥捅一下，火又呼呼地燃起来，几个月都不用生一回火。这样压的火，锅里一直都是热的，有谁回来晚，留的饭放在里边热着，到做饭时拿出来也不会凉。而且锅坑里还能烤馒头片土豆红薯之类。取一只馒头掰成两半，往火边一放就不用管了，下顿做饭时拿出来，又黄又干，吃起来一屋子焦香。烤土豆红薯，则是把炉灰扒开埋进去。我曾偷偷在隔壁谢大娘的煤火上烤过鸡蛋，像烤土豆一样，十几分钟就好。而我父亲每次炒油茶，必不可少的是煤灰火，只有灰火炒的才不会有糊掉的黑点。
曾有一段时间，铜川被叫做地球上看不见的城市。记忆里我们都不爱穿浅色衣服，那些浅色衣服到了我们身上，出去转一圈回来就成了黑脏的了。洗过后晾在院子里还没干，又脏了，索性就不穿。时光进入九零年代，环境治理初见成效，街上渐渐出现穿浅色衣服的人，他们走在人群中，多半会收获惊奇羡慕的目光。
五
1991年阳春3月，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揭晓，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赫然在列。在这部小说第三部第一章的开篇有这样的文字：“傍晚，当暮色渐渐笼罩了北方连绵的群山和南方广阔的平原之后，在群山和平原接壤地带的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陡然间亮起一片繁星似的灯火。这便是铜城。……此地煤闻名四方。这铜城正是因煤应运而生。这里有大西北首屈一指的煤炭企业——所产煤炭不仅满足了本省工业的需要，而且还远销全国十七个省市。”
我是在病中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这些描写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熟悉而亲切啊！书中人物孙少平第一次到达铜城所看到的那一片灯火，就在离我家不足二里远的地方，是我母亲曾经付出汗水参与建设的五一路火车站，是我上初中时日日经过的所在！
2011年6月15日，由铜川作家、长篇小说《黄帝传》作者李延军发起，作家李芳琴、高建龙、党雁与我，开始了一趟特别之旅：五人行——重走路遥路。我们从铜川新区出发，一路向北，去了路遥的出生地，清涧县的王家堡，看了路遥纪念馆，又去对面坡上路遥的家里坐了坐，看了他住过的那间窑洞。之后去了延川他过继的大伯家，去了延川中学路遥的母校。我从那条青石板铺就的坡上一步步爬上去，还看到了路遥当年创办的文学社……我们从路遥出生的地方，一路追寻着他的足迹，想解密他的写作密码，直到延安大学的文汇山上，他的墓园才找到，那就是“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只有初恋般的热情与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6月18日，我们一行到达鸭口煤矿，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地，也是主人公孙少平到达铜城那一片灯火之地，歇息一晚后去了的地方。
平坦的公路不知道比孙少平走过时的那条路已经好了多少，路两边油油的绿色组成一道望不到尽头的长廊，我们的车子仿佛行进在绿色的水波之上，有着飘逸的轻快。鸭口矿给我们的第一个惊喜是大门上的那条横幅：“路遥名著《平凡的世界》诞生地欢迎您”，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之前和当时还在矿宣传部的杨智华老师联系过，加上又在本市，感觉回家了般亲切。杨智华老师还叫了《平凡的世界》里的原型人物，唯一使用真名出场的矿工：安锁子。当我们走到鸭口矿的大牙弯酒店门前时，安锁子来了。这个《平凡的世界》中原汁原味的人物走到了我们中间。我们一起去了井口，和刚下班升井的矿工交谈，听安锁子讲路遥在井下体验生活的点点滴滴，那时他是班长。路遥是真的下井，和井下的矿工们打成一片。我仿佛看见，路遥就是在这个井口，穿着矿工的蓝色工作服，与一帮工友们坐上罐笼下到地下800米深处去的。在井口门外的一个水泥斜坡前，谁说，这就是路遥写作累了晒太阳的地方，他常常往这上面一靠，手里一棵烟，也不跟谁说话，就陷入了沉思中……
到处是煤的气息，煤的雕塑、煤的文化墙，绿植、花草、健身器材、文化广场、商场、学校、医院……我们在矿区随意走动，寻找路遥的足迹。几栋夹在旧建筑中新建的楼房映入我的眼帘，杨智华老师说，是新建的矿工家属楼，我也忽然发现，那种记忆中矿区特色的低矮杂乱的油毡房，不见了。
回到孙少平常常去吃饭的职工食堂“大牙弯”酒店门前，我一时恍惚，是走进了《平凡的世界》，还是平凡的世界原本就在我们之间？
路遥曾挂职铜川矿务局宣传部副部长，他是1985年在鸭口煤矿体验生活的。他以扎实的文字与惊人的真实，把那一时期铜川矿工的精神风貌定格在了经典《平凡的世界》之中，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激励着无数的青年，去在伟大的时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去努力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六
在铜川的品格里，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我家虽然在农村，但我住的地方离街道只有一分钟路程。我的左邻右舍都是河南人，所以，我从一开口学说话，就有两种语言成为我的日常使用语，那就是本地话与河南话，而且可以随意转换无缝对接。我的左邻右舍都有人在矿上工作，不是三里洞矿就是桃园矿史家河矿。矿工那朴实的面庞，是我的大伯叔叔，是我的父辈的那一代人。我长大，看着他们，腰身佝偻，头顶落满大雪渐渐老去，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铜川的城市气质是与煤矿是分不开的，除过解放前逃荒而来的难民，还有铜川被定为国家156个项目实施城市之后，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建设的工作者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跟朋友去了几个煤矿，包括王石凹矿、焦坪矿、东坡矿。去东坡矿的那天早晨，一上车我就开始晕车，在那辆破旧的大巴上摇摇摆摆几小时才到目的地。我的脚从大巴上下来，一下子就踩进了东坡矿路上那厚厚的煤灰层，抬头，一排极具代表性的油毡房伫在路边，这已是东坡矿最繁华的地段了。我们向路上的行人打听了要去的那个地方，就迈开步子。中午的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收得只剩脚下的一个点，我晕车的难受劲还没过去，低着头，跟在朋友后头，看见她起起落落的脚步，每一步都能腾起一阵细细的烟尘。至今记得，我想买一件礼品送给要见的那位文友，但矿上只有一个小买部，里边只有一种橡皮小鸭子，淡绿色的，手掌大，一捏哇哇叫，我别无选择地买下了那只小鸭子，送给了东坡矿校初次见面的文友。那是我至今为止，送的最莫名其妙的一件礼物。
当然，三里洞矿与桃园矿、王家河矿、史家河矿，都离我家只有几站地，同学中有矿工子弟，因而我去过无数次，它们，也与我的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没想到同学带我来的是这样一个地方，从室外进来，氤氲的水汽在屋子里弥漫，眼睛适应后才看见，昏黄的灯光下，一方大池，四五个白哗哗的影子泡在水中，她们一边旁若无人地搓洗着身上，一边大声聊着天，像没看到我们进来一样。面对这么多凸凹有致的女子裸体，我一下子愣在那里，羞得睁不开眼。同学已经在边上脱衣服了，见我没动，她说，快行动呀！等一会儿人多了水就不好了。我这才发现，她们脱下的衣服就放在进门处的长凳上。在这间大房子的一角，还装着两个淋浴，有人从池子里出来，就去淋浴上冲一冲，裹着毛巾到凳子上穿了衣服带着洗漱用品出去了。那天，我被同学催促着下到池子里，坐在二台上，把身子埋进水中，动都不敢动。那是我第一次在大池子泡澡，后来我才知道水好不好的意思，好水是指没被几个人用过的水。如果等到职工下了班，一窝蜂涌进澡堂，肥皂泡洗得在水上漂了一层，一池的水变得浑浊不堪，当然就不是好水了。史家河矿的大池子澡堂，水好，又便宜，同学常常约了周末去洗澡，概因周末我们少一节课，放学早，到了那里水刚换上，还没几个人来呢。
在这些矿区里，无一例外，有一片矿工居住区域。这些区域依托山势，曲曲折折的小巷两边，搭建着大大小小的建筑，有窑洞，有碎砖砌就的瓦房，而更多的是油毡搭起的简易窝棚，歪歪扭扭，似乎只要是一间棚子，就有烟囱伸出来，就有人居住。他们的口音天南地北，吃水要到一个固定的十字路口安置的大水管上，一桶桶或拎或挑回家。如果有人洗衣服，索性拿了洗衣盆，九十年代已经有了塑料盆，大大小小花色各异的盆子摆在靠近水管的那一片平地上，盆子里泡沫翻飞。常常有几家女人相约着同时去洗衣服，那场面蔚为壮观。她们一边洗一边大声聊天，各种口音交汇，笑声与雪白的泡沫齐飞。而与我家相距一个十字路口的地方，有一矿山救护队，小时候常听警报响起，慢慢地，那种吓人的声音不见了。到九零年代时，已成为历史。
许多年后，在市上的一些活动中，我见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者姚筱舟老师，他瘦高的个子，低调、谦逊，他也是那些支援铜川煤矿建设大军中的一员。
姚筱舟老师是江西铅山人，1933年生。1949年，他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部。1951年冬，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停战后归国，后转业到商洛石棉矿。1956年调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当采矿技术工。
1962年，雷锋因公殉职。毛泽东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著名音乐家朱践耳在出版的雷锋日记中读到了一首小诗，那真挚的情感一下子就打动了他的心，随即谱成曲子，就是后来成为经典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1963年3月，上海在文化广场召开7000人的学雷锋动员大会，在大会召开前20分钟，上海歌剧院领导让任桂珍学会并献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任桂珍的表演打动了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班学习的才旦卓玛，她找到老师王品素，要求演唱这首歌。王品素被才旦卓玛的真情所打动，一字一句地教她汉语歌词，并请朱践耳为她的演唱把关。在当年的上海之春音乐节上，才旦卓玛演唱了该曲，之后又灌录成唱片，该曲自此推广开来。
歌曲红遍大江南北，但所有人都不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只知道作者叫“蕉萍”，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却一无所知。后来，有人发现了1958 年 6 月发表在《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18期上的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作者是来自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蕉萍”，就把此事告诉了朱践耳。于是，一封由上海实验歌剧院作曲家朱践耳写来的信，被辗转送到时任焦坪煤矿党委书记赵炳耀的案头。可是，查来查去矿上都没有蕉萍这个人，也不见有人主动站出来承认，这可让赵书记为了难。几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听一个小青工说，有个姚筱舟，一闲下来就写写画画，经常偷偷用蕉萍的名字写诗发表……
赵书记叫来了姚筱舟，问到他为单位争了光为什么还不承认时，姚筱舟说出了内心的顾虑。就在一年前，焦坪煤矿发生安全事故，担任井下安全员的他受到了处分，身份也降为普通工人，工资由每月58.5元降到了40元，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思想包袱，写作成为他情感的一个出口。特殊的处境，让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在默默地写作，在用稿费贴补家用，因此，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与焦坪煤矿谐音的笔名：蕉萍，也暗喻自己是一名煤矿工人的身份。
他在井下工作，苦闷的日子里，是身边矿工兄弟的帮助，帮他走出了生命的低谷。时间一长，他了解了这些矿工的所思所想，很多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窑工，翻身解放成了新时代的煤矿工人，生活有了奔头，那喜悦的心情从言表从精神状态、从每一个细胞里洋溢出来，一心用劳动报答党的恩情，让姚筱舟代写家信时，总要在末尾加一句：“听党的话，交好公粮。”他们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了采煤工作中。休息时，一些老矿工讲霸王窑的血泪史，讲“鞭子是窑主的枪杆子，煤窑是窑工的棺材板子”，讲解放前在铜川百里窑场生生不息的地下斗争，讲1949年4月28日的铜川解放……讲到霸王窑主赵成柱自知罪业深重吞金自杀时，由不得哈哈大笑，感叹说，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救了咱，咱还是会说话的牲口，在十八层地狱受罪呢！可爱的矿工们把喜悦的心情编成了顺口溜，如“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旧社会，咱是冬天的葱，新社会，咱是回家的主人翁。冬天里的葱能成为国家主人翁，全靠共产党，忘不了毛泽东！”姚筱舟耳濡目染，总觉得有话要说，于是拿起笔偷偷写一些东西。
1958年春天的一个雨夜，冷硬的北风刮在人脸上不再那么砭人肌肤了，下班回家吃完晚饭的姚筱舟又坐在了他的书桌前，这是他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他把目光投向细雨的窗外，沙沙的雨声中，他似乎看到了那几根伸到窗前的枝条上面，有了米粒般初绽的芽苞。老树新枝，忽然，他的眼前浮上几位矿工的面庞。在他熟识的人中，不乏从以前霸王窑解放出来的苦人儿，他想象他们往昔的生活，而今，可不就像这绽枝的老树？曲曲折折的思绪天马行空，就在这思想的奔腾中，他感到，那不可琢磨的精灵降临了。那晚，他一口气写了三首诗，以“蕉萍”的名义，寄到了《陕西文艺》编辑部。这首诗先是在《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18期上发表，后又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汇编到《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之后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抄进了自己的日记，相距遥远的两个人，思想的火花却是那么一致！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这就是这首歌的来历。
2019年9月1日，姚筱舟老师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却把一首不朽的经典留给了铜川，留给了热爱生活的人们。
我后来学习写作，提起时任作协主席黄卫平，应该是我最熟悉的一位煤矿人了。
黄卫平老师是江苏海门人，1954年生，19岁时招工来到王石凹煤矿当井下掘进工。因为喜欢写作，1975年调铜川矿务局矿史编写组任采编，1979年起任新闻干事、科长、宣传部副部长。1994年后任《铜川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高级记者，陕西省作协理事，铜川市作协主席，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脚下的这片热土，出版有长篇小说《大顺花魂》、散文集《黄土风情录》（与王世雄合著）《阳光之旅》《东方陶瓷古镇纪事》、中短篇小说集《魔幻巷道》《北山经》、历史专著《大顺史稿》《铜川史遗》、文化专著《孟姜女》等9种，执笔完成了28集电视连续剧《陈炉古镇》，作品入选多种小说集、散文集，并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介绍到国外。我初学小说写作，第一篇小说写出来后，工工整整抄在稿纸上，就想着拿给一位老师给看一下把把脉，我选择了互不相识但已久闻大名的时任铜川市作协主席黄卫平先生，托图书馆的朋友把稿子带给他。不久之后，他给我写了短评《盖好你的新房子》，对我鼓励很大。
从1958年建市至今，铜川百里煤海，走出了多少这样杰出的人物呢？我只是例举了两位我所熟悉的文化界的老师，而在另一份铜川矿务局英模人物的名单中，他们，只是沧海一粟。
冯玉萍,女，1935年生，河南省巩县人。1962年2月,她担任桃园煤矿井下压风机司机。在压风机失火情况下,为防止烈火引起瓦斯爆炸,她不顾个人安危,抢险关车,保护了国家财产和井下工友安全,而自己的面部和双手被严重烧伤致残。1966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冯玉萍同志革命精神的通知》。冯玉萍在参加全国工交会议和国庆观礼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王万宝，1938年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62年8月毕业于锦州医学院，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63年从阜新煤炭总院调入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工作中，他善于研究外科重症及重危病情，率先开展的多项技术项目填补了铜川地区的医疗技术空白，部分达到国内、省内先进水平，煤矿创伤救治为省内一流。1964年，借鉴上海六院断掌再植的经验，成功为三里洞矿工人康兰灵接活了几乎全部断离的手臂，1965年，成功开展铜川首例植皮手术，1970年，为19岁的女知青徐金花进行断臂再造术，成为铜川肢体再造第一人，并成功为鸭口矿工人代生福做了断体长达9个小时的完全性断臂再植手术。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芦福利，1970年生，河南省新乡市人。1988年在徐家沟煤矿参加工作，1995年3月调入铜川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市区中队。2004年6月15日，陕西黄陵矿业集团公司一号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正在值班的芦福利随队前去救援，所在小队担任灾区探查任务。在被瓦斯爆炸毁坏的井巷里，烟雾迷漫，温度高，灾区距离长，能见度低，特别是一氧化碳高达1%以上。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芦福利与参战官兵于6月16日凌晨2时，全面完成灾区探查任务。此时，灾区巷道仍以200立方米/时的涌水量往外透水，为不使遇难矿工的遗体遭受透水淹没，他主动请战，在搬运遇难者遗体过程中不幸中毒牺牲。
恕我在这里不再一一枚举。他们，把一种精神，潜移默化，注入到了铜川的血脉之中，形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品格。
七
如果要追溯王石凹煤矿的开采历史，得回到1821年前后，它的前身是陕西同奉煤矿，矿区312公项，有直井两孔，并口直径1.8米，深45.53米，煤炭运输由我舅那样的脚力拉着牲口运出，主要销往西安、富平周边及关中一带。一五期间，国家“156项工程”落户王石凹，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的专家们来到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进行援建。那时，我父亲已在铜川餐饮界小有名气，被请去给苏联专家当厨师。开饭前，每一道菜都要在警卫的注视下，由我父亲先行试吃，再由警卫试吃，最后才能端上专家们的餐桌。父亲的这一段经历，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被他津津乐道。
从1957年12月2日开工兴建，到1961年11月20日建成投产，王石凹煤矿的建成，为改变旧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增强我国的经济独立性助上了一臂之力。在全国“156项工程”新开和续建的8项煤炭工业中，王石凹煤矿以年产能力120万吨居第二，仅次于续建的鹤岗兴安台二号立井，占全部项目的15%。企业员工最多时达到7800余人，职工家属4万余人，是西部建设乃至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支中坚力量。
早在1955年，国家煤炭工业部就在铜川设立铜川矿务局，2004年，陕西省委省政府对我省煤炭企业进行重组，成立了世界500强企业陕煤化集团公司，王石凹矿为集团下属的代表性矿井。
2022年7月30日，在铜煤文化展览馆，我走过了这样一条关于煤的时光隧道：旧社会低矮的坑道，直不起腰的窑工光着膀子蹲着挥舞镐头进行作业；有坑木支撑的掌子面，人能站起来了；钢铁立柱，增加了作业的安全性；全自动化机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人拉肩扛到半机械化的人工炮采，从1975年率先推广的高档普采到100%全机械化的综采采煤工艺变迁，仿佛化蛹成蝶，几步之外，已是别有洞天。现代化的综采，全自动化的电脑控制，井下工人休息室干净整洁。我也看到了这样一张千万吨伤亡率示意图，由1955年的9.65，降到了如今大大的0后的小数点。
以煤兴市，在铜川，像王石凹这样大大小小的煤矿有多少呢？我数不清，但那些熟稔的名字随口就来。从我身边开始：三里洞矿、史家河矿、王家河矿、桃园矿、东坡矿、徐家沟矿、鸭口矿、柴沟矿、玉华宫矿、陈家山矿、焦坪矿、照金矿、李家塔矿、金华山矿……
太多了，这些矿，有的已经产能转换，有的，还在继续把煤藏运往需要的地方。他们捧出煤炭，就像捧出自己火热赤诚的心。这几年国家进行环保治理，铜川也在由能源型城市向养生城市转型。人们用上了清洁能源，生活中很少看到直接以煤做燃料的了，但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来来往往，奔赴在需要它们的路上。为响应国家供给侧改革，2015年元月1日起，王石凹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人员分流，开始产能置换，组织矿井回收关闭工作。2016年，时任陕西省省长胡和平指示：“要学习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做好王石凹工业遗址旅游项目建设，实现二产向三产转变，煤炭开采向文化旅游业转变。”
如今走进王石凹，沿着那长满芳草的、长长的运煤火车轨道向前，两边熟悉的巷道，巷道边生活区里，红砖瓦房还在，老式红油漆斑驳的门窗依然完好，仿佛那些矿工家属刚刚离开，卖菜去了，送孩子上学去了，过一会儿就会回来。事实上，这里很多人，在市里的裕丰园小区梅苑小区和铜煤小区一二三期工程，以及更多的商住小区，他们已经有了另一个窗明几净的家园。而他们的孩子，也在各自的岗位上，担负起责任，遍布全国，甚至海外！
沿着铁轨继续向前，就看到高耸的井架、硬挺的绞轮机、静止的蒸汽火车、千折百转的洗选煤车间以及各式提升和通风设备，都折射着新中国煤炭工业的整体风貌。矿区保存完好的办公大楼、干部公房、专家楼、单边楼、选煤楼、职工宿舍楼等苏式建筑，体现了中苏人民友好往来特殊年代的独特审美品位。
北去铜川，经过王益区南大门川口大转盘，都会看到那尊总高37米的《铜川1958》雕塑。在7*7米的基座上，赫然一尊高大的四方水泥立柱，立柱上5位锻铜制作的人物造型高达12米，他们戴着柳条安全帽，帽子的正前方一盏矿灯表明了他们的身份。如果再看仔细一点，会看到他们的样貌：最前边腋下夹着图纸的那位，高鼻梁深眼窝，分明是一位外国友人。这几个雕塑人物，集中了五十年代铜川援建初期的苏联专家、英模人物和普通矿工的形象，是铜川城市发展的一段历史记忆和重要符号。造型脚下的立柱上，每一面都有分成两行的红色不锈钢文字：“国家一五期间/156个项目实施城市”。在这两行醒目的字样下，又用铁锈红的钢板，分两行铸成：“铜川/1958”。这是铜川这座城市的来处，也是一五期间铜川煤矿工业的历史地位。在立柱的四面，有5*7米的花岗岩，上面影雕着铜川矿工埋头苦干的工作场景，整座雕塑设计端庄大气，又不失细腻和深情，充满着百折千回的时光印迹。
一座雕塑，正如文字介绍中说的那样，“是为劳动者造像，为平凡人立碑”，而这劳动者与平凡人，就是散落在铜川百里煤海的一代又一代的矿工们，是“流血掉肉不欠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铜川人！站在雕塑脚下，我想起了铜煤文化的四梁八柱。
四梁：安全、稳定、环保、廉洁。
八柱：旗帜鲜明的忠诚文化；培根铸魂的党建文化；生命至上的安全文化；风清气正的廉洁文化；精耕细做的管理文化；持续奋进的创新文化；绿色发展的生态文化；文明健康的群众文化。
“金生汉水，玉出蓝田，黑色腰带，诞于北山。漆水雾寒，铜川霞暖，乌金逐日，生民繁衍。墨玉煤玦，琢磨锻炼，世界煤史，从兹开篇。秦卝取之“羽涅”，兵马俑色绚烂。汉坑凿出“灵炭”，炼铁冶兵铸钱。大唐琉璃三彩，装点大明宫苑。宋代青瓷辉耀，贡入皇家珍钤。马可·波罗，千古一叹，石头燃烧，天下奇观。明清代薪，炭窠漫山，暖茅厦万千，抒文明源远……最是铜煤矿工，代代英贤，血色男儿，无私奉献，竭尽光热，亮暖人间——铜煤风骨，中华懿范！壮哉铜煤，美哉矿山。无韵离骚，唐宋诗篇。历历勋当于世，煌煌垂之青简！” ——这曲铜川市已故前作协主席黄卫平先生写的《铜煤赋》，不仅书写着一部关于煤的历史，更是吟诵着一部城市在时代的洪流中崛地而起的史诗！
来源：铜城正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