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一、四方面军从会师到分裂这一过程中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关系，不时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和研究。夏宇立在《史说长征》(以下简称为“夏著”)一书中认为，在张国焘分裂事件上，毛泽东应当负主要责任。夏著认为，毛泽东为了夺取军权，对张国焘设下“陷阱”进行斗争，导致张国焘进行反击，最终走上分裂道路。夏著甚至还认为，“密电”的说法是毛泽东为分裂红军和率部单独北上找的一个借口或“政治交代”。这些看法严重违背史实，必须予以澄清。
一、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责不容置辩
夏著认为，张国焘的野心不一定会闹出分裂的结局，毛泽东等人的处理失当是导致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主要原因。在夏著看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张国焘是“下定了决心一同北进，实行松潘战役”的，也是“按照原定方案去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的，但是由于受到中央的批评，才造成心理失衡；又恰逢噶曲河涨水，所以才将对毛泽东和中央的积怨“通过拒绝北上的方式全都爆发出来”。在夏著的修饰下，张国焘的分裂变成了一种迫于无奈的行为，这是在为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辩解和开脱，明显与史实不符。
通过对红一、四方面军从会合到分裂这一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两军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张国焘与党中央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上具有根本分歧，张国焘错误的战略方针会对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造成极大危害。红一、四方面军实力上的差距，刺激了张国焘攫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张国焘开始了一步步的争权行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实现军队团结和共同北上，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对张国焘的争权作出了许多的让步，但仍然无法阻止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近四个月的时间内，张国焘与党中央围绕北上还是南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最终发展到“另立”中央，公然打出分裂主义的旗帜。概括起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主要分为四个层面。
一是违抗党中央的命令。1935年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然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但惧怕敌人，想要避开敌人主力，南下四川、西康。当各路红军开始行动时，张国焘又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还没有解决，拒不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延宕红军的北上行动。中共中央对于张国焘延宕红军北上的错误，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对于他提出的要求，在不违反组织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充分考虑，就是希望他能够觉悟过来，服从中央领导，加强红军的团结，共同北上。但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苦心，张国焘不仅不能体会，反而继续违抗中央的命令，同党中央作对。由于张国焘的延宕，红军错失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的战机。中央重新制定了新的夏洮战役计划后，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两路军北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率右路军穿过草地北上，等待着张国焘率左路军前来会合，张国焘却一再拒绝执行中央的命令，坚持其南下主张。其间，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详陈南下弊端，希望张国焘以北上抗日大业为重，以党和红军的革命前途为重，能够快速北上会合。但张国焘却一再找借口拒绝执行命令。一直到8月30日，张国焘终于开始命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与右路军靠拢。但到了9月3日，张国焘又变卦了，他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说噶曲河涨水以致无法架桥涉水，加上缺粮，故左路军已准备赶回阿坝。张国焘电报中所陈述的难以北上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左路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地取材搭建渡河工具是不成问题的；阿坝地带的粮米比毛儿盖地区要多，左路军的粮食绝不会比右路军少，是可以通过草地的，何况中央还要派部队去接应他们。徐向前在回忆中指出，张国焘此举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实际是要南下。
二是公然向中央要权。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就向周恩来询问中央红军的人数。在得知中央红军的实力远不如四方面军时，张国焘脸色就变了，他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比中央红军多得多，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了起来。1935年6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虽然让他担任了中革军委副主席，但他并不满足，一再要求中央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为了实现其争权野心，张国焘暗中活动。他不断拉拢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指示他的亲信势力向中央致电，要求“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张国焘的这些活动，实质上是要攫取更大的权力。在中央让张国焘出任红军总政委的情况下，他仍不满足，还提出让多名四方面军的干部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无理要求。
三是企图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政治路线。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部队开始做北上准备。但是，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张国焘以拒绝北上相要挟，提出审查中央的政治路线，既是不合时宜的举动，更是不符合政治原则的行为。正如毛泽东所说：“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指张国焘——笔者注)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仍一般地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遵义会议是在长征途中紧迫的战争环境下针对错误的军事指挥问题而召开的，因此会议主题自然集中在“纯军事问题上”，由于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从而在关键时刻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其二，遵义会议是在长征中，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同时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只是反省到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并未意识到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要使遵义会议改变共产国际规定的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将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批评集中在军事问题上，并不意味着他在政治问题上与“左”倾路线没有分歧。“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而王明路线统治下的苏维埃运动已经成了“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王明等“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完全排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剥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权。这些正是苏区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的根本原因。懋功会师后，国内政治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逐渐加深，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党和红军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实现革命事业的新发展。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避开了长征中不宜争论的政治路线问题，却在政治上契合了中国社会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而张国焘的南下主张，恰恰会使党和红军远离抗日救亡的历史舞台。
四是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分裂主义的旗帜。鉴于张国焘一再违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南下，已到达阿坝州若尔盖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先行北上。1935年9月10日凌晨，党中央连夜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继续致电张国焘，劝说和命令他率军北上。张国焘再次拒绝了中央的命令。张国焘置党中央的一再电示和耐心挽救于不顾，在加紧南下部署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决议，指责党中央先行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是“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10月初，张国焘南下到卓木碉后，加紧了其分裂党的活动。在10月5日的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分裂主义的旗帜。为了壮大声势，会议通过的另立“中央”的组织决议，擅自将许多头衔强加给一大批拥护党中央的同志。决议还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到这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违抗中央命令坚持南下，发展到另立“中央”，这是张国焘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争权野心的急剧膨胀，与党中央尖锐对立的必然结果。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将爱护干部、团结干部、教育干部、挽救干部贯穿于斗争的全过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依然无法阻止张国焘南下分裂的错误。
二、毛泽东从未对张国焘设下“陷阱”
在懋功会师后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关系问题上，夏著制造了所谓“陷阱”论。夏著认为，1935年7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张国焘出任红军总政委，这表明军权落入张国焘的手中，毛泽东为了同张国焘争夺军权，故意设下“陷阱”，挑起对张国焘的斗争。夏著所认为的“陷阱”，是“毛泽东利用对张国焘在胜利后放弃川陕苏区的批评，煽动党内对张国焘的攻击”。笔者认为，夏著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根本不存在所谓“毛泽东与张国焘争夺军权”。让张国焘出任红军总政委就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为了维护团结大局，对张国焘做出的重大让步。两河口会议上，中央决定由张国焘担任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并不满意。他自恃人多枪多，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由他来担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一直按兵不动，拒绝执行北上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了红军团结和北上抗日的大局，不得不考虑张国焘的要求。
据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反复磋商，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为团结张国焘北上，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帮助。会议还决定，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秦邦宪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次军事指挥权力的调整，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为顾全大局，对张国焘做出的巨大让步，又何来毛泽东同张国焘争夺“红军总政委”或是军事领导权之说呢?
其次，根本不存在所谓“陷阱”。党中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是在张国焘一再坚持错误的路线、不断挑战党中央领导权威的前提下进行的。两军会合后，张国焘一再违抗党中央的命令和不断争权的错误行为，使得党中央早已制定好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难以执行，若不能从思想上解决张国焘在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就无法达成统一的认识，不利于红军团结的大局。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进行讨论和总结。
1935年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进行讨论。张国焘不承认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对于放弃鄂豫皖和通南巴根据地问题上的错误，他也进行了辩解。对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均以肯定为主。毛泽东表示，从总的来看，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是没有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有个别问题不正确。军事指挥上有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对于张国焘在通南巴打退刘湘部队，在胜利后又放弃根据地的做法，毛泽东认为是错误的。毛泽东在指出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工作中某些错误的同时，肯定了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成绩，肯定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中央路线的。这对于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有着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在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中出现的错误进行指出和批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其错误思想的根源，使其能够统一认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何以会被夏著说成是毛泽东为了同张国焘“争夺军权”而设下的“陷阱”?
最后，张国焘在放弃川陕苏区的问题上存在错误。夏著执意为张国焘辩解，指出党中央对张国焘在放弃川陕苏区的问题上的批评是一个“陷阱”，却闭口不提张国焘在放弃川陕苏区的问题上是否存在错误，这是片面对待历史、割裂历史联系的表现。事实上，张国焘在放弃川陕苏区问题上的错误，既表现在对坚持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表现在对游击作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这些错误认识的根源，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
反六路围攻后，为打破国民党军新的进攻，红四方面军将剩下的六万多人进行了整编，并经军事会议研究决定，制定了川陕甘计划。这一战略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往川陕甘地区进发，为打击川军，使其能够按兵不动，首先要同胡宗南部进行战斗；同时红四方面军依托老区向甘南发展，可以进退自如，不致陷入无后方作战的危险。作为这一作战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徐向前认为这对正在转战中的中央红军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支持。而张国焘却在此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徐向前率军在嘉陵江战役的前线激烈作战时，张国焘在后方作出了放弃川陕根据地的决定，这不仅使红四方面军陷入无后方作战的困境，也使得进击甘南的计划在张国焘的犹豫徘徊中丧失战机，使得“川陕甘计划”被迫流产。
自从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胜利后，面对川陕根据地严重困难的情况，张国焘对是否坚持川陕根据地已有考虑，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再坚持在这里对红军不利。尤其是得知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张国焘更认为，这标志着整个苏维埃运动遭受了严重打击。红四方面军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后的一段日子，正是张国焘思想深处激烈斗争的时期。他认为，强渡嘉陵江战役“是川北以通江为中心的苏区事实上归于结束的标志”。根据川陕甘计划，红四方面军在渡江后，应该继续向甘南进击。这时蒋介石令川军和胡宗南部从各方加强防堵合围，企图将红军渡江部队与川陕苏区的联系切断。在前线的徐向前深感兵力不足，向处于后方根据地的张国焘等提出，要将处在南边的部队调回，调到北方去，并在此集中起来，以便能够抄底胡宗南部，从而实现川陕甘计划中的向甘南进发这一战略意图。而此时的张国焘、陈昌浩正在进行“大搬家”，准备撤离川陕根据地，所以迟迟未对徐向前的建议表态。犹豫不决中，战机已失，打击胡宗南部、进取甘南的计划只能放弃。嘉陵江战役取得胜利后，张国焘不仅不加紧巩固川陕根据地，而且未请示中央、未经任何会议讨论、未与在前线作战的徐向前等其他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商量，就搞“大搬家”的政策，率领后方机关和部队撤离川陕根据地，仅留下少数人枪。撤出之后，张国焘对发展游击战争的认识不足，忽略了游击战争对苏区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重要性，未留下相对的兵力坚持下去。随后四川军阀和地主豪绅打进根据地，对广大的革命群众、地方干部、红军伤病员和红军家属进行残酷的屠杀，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
1935年7月21-2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等指出了张国焘的上述问题，张国焘却置若罔闻，继续发展着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退却路线，并在争权野心的驱使下，实施分裂行为。正如1937年3月31日的延安会议所指出，张国焘在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
综上所述，毛泽东从未设下所谓“陷阱”挑起对张国焘的斗争，在放弃川陕根据地的问题上，张国焘存在着一些错误，对这些错误的指出和批评，对于纠正张国焘思想上的错误认识有极大的帮助，是党中央为加强红军团结、实现北上抗日做出的努力；也不存在所谓“毛泽东与张国焘争夺军权”，让张国焘出任红军总政委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维护大局而对张国焘做出的巨大让步。夏著制造所谓“陷阱”论，是在其随意假设的历史前提下，割裂历史联系、片面解释历史、肆意歪曲历史的表现，其目的是要否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历史事实。
三、正确认识“密电”与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关系
所谓“密电”，又称“九九密电”，是指张国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右路军到达川西的巴西地区后，于1935年9月9日私自发给身在右路军的陈昌浩、企图危害党中央和分裂红军的电报。张国焘违抗党中央的命令、拒绝率领左路军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企图，在这封电报中再次体现出来。在“密电”问题上，夏著作出了错误的论断，它宣称：“密电”是毛泽东制造的谎言，没有“密电”，毛泽东就无法解释自己的单独北上，那么分裂的责任自然就落到毛泽东的身上；毛泽东在红军分裂上应负主要责任，所以要用“密电”来给全党、红军以及共产国际一个“政治交代”。夏著作者发表在《炎黄春秋》的文章《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中也诬称，“‘密电’之说是毛泽东制造的，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目的是为了给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定性”。这种说法是完全违背史实的。
夏著认为，“密电”是不存在的。他论证了没有“武力危害”“武力解决”字样的“密电”。事实上，“密电”是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发给陈昌浩，要求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报，而夏著证明的是没有“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但找不到有“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并不能证明没有其他内容的“密电”。夏著这种推论，在逻辑上就是错误的。关于“密电”的内容，有许多人进行了回忆和记述，如时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的吕黎平，他在《严峻的时刻》一文中，记述了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发来“密电”后，他同译电员陈茂生一起商议将电报送给参谋长叶剑英的经过。吕黎平在文章中概括了“密电”的内容，其中有“武力解决”四个字。这样一来，别有用心的人对他的“武力解决”之说进行攻击，进而否认“密电”的存在。笔者认为，吕黎平的这个表述，有加工和润色的成分，但他的回忆中的基本事实是准确的。事隔几十年，吕黎平不可能对当时的情况回忆得一字不差，这是可以理解的。“密电”的内容应当以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为准。根据毛泽东当时所说，电报的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的这个讲话，讲话记录稿被收录在中央档案馆里。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张国焘就在会场，他并没有否认。延安会议距离“密电”事件发生仅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对于当时情况的记忆是比较明确的。
夏著还以党的文献档案里找不到“密电”这一封电报来否认“密电”的存在。党中央虽然在历史文献里，没有对“密电”给予直接记载，但在历史文献的记载里，对张国焘及其南下分裂事件有着指向非常明确的高度概括和集中表达。党的决议并不会穷尽具体的事实，不仅在有关张国焘错误的一系列决议中是这样，包括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在内的党的许多重大决议也是这样。党中央在决议里着重于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揭露和历史教训的总结，没有详细记载“密电”的细节。那些以党的决议中没有“密电”二字，即认为“密电”不存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密电”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和许多知情人都提供了有力证据，这也充分证明“密电”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除了前述毛泽东在延安会议上的发言，“密电”事件的另一当事人叶剑英也对电报内容进行过回忆，证明他获取了这样一封电报，然后偷偷告诉给毛泽东。夏著针对叶剑英的回忆指出：“叶帅在这里只说电文‘语气很强硬’，而未讲具体内容。”关于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如前所述，历史细节问题并不会全部展现在历史文献中，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况且，夏著如果认为叶剑英所获取的电报是存在的，只是对电文内容存有异议，这不是认同了“密电”的存在吗?那为何夏著又要否认“密电”的存在，甚至说其“背后的用意很复杂”?显而易见，不是历史事实的存在复杂，而是夏著刻意以复杂的言论迷惑大众视野。
历史文电档案证明，党中央之所以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由于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党中央才不得不紧急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脱离险境。1935年9月8日，基于目前严峻的战略局面，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七人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念了毛泽东等已经拟好的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陈昌浩的这个表态，表明他虽同意北上，但是如果张国焘执意南下的话，他还是会跟随张国焘南下的。9月8日夜里，中央和右路军以七人名义致电张国焘，详陈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希望张国焘能改道北上。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等提出了右路军先行北上的方案：“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可见对于率军先行北上的决定，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这封电报里已有明确的表达。张国焘在9月8日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命令“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张国焘未经中央同意直接电令右路军南下，接到电报后，徐向前认为这表明党中央的北进与张国焘的南下之争已经发展到了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党和红军的命运、影响到革命的前途。中央率红一、三军等部北上之前，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面。张国焘未经中央同意就电令右路军南下，与中央的北上南下之争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局面；陈昌浩明显倾向南下追随张国焘。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央若不率军先行北上，便只有南下一条路可走。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合以来张国焘的表现，如果中央率部南下，将面临什么局面，实在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的武装冲突，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和党中央遂率领红一、三军，执行既定的方针，继续北上。
夏著作者找不到他所说的“密电”，决不可据此否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责，更不能将“密电”说成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率领右路军北上给出的一个“政治交代”。事实上，“密电”并不是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全部证据，而只是证据之一。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是张国焘争权野心不断膨胀，企图用武力同党中央争权的思想和行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局限于“密电”。从两军会师后的争执，到张国焘不断的争权行为，再到他一再违抗中央的命令，以武力相威胁，企图审查中央的政治路线，直到率军南下，另立“中央”，彻底打出分裂的旗号，其中的历史事实赫然纸上，还需要一封“密电”来证明吗?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责是不容否认、不可开脱的。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劝阻执意南下，后又未经中央同意电令右路军南下和“密电”陈昌浩南下，这种种行为已经表明其南下决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势必要针对当时的情况作出先行北上的行动，又何须用“密电”来进行所谓的“政治交代”?
综上，在“密电”与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关系上，“密电”只是张国焘分裂过程中的一个事件，是张国焘分裂行径的证据之一，但不是全部证据。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责是不容否认、不可开脱的。“密电”也不是毛泽东给出的“政治交代”，党中央和毛泽东率军先行北上是基于当时的紧急情况作出的正确决定。夏著采用“碎片化”的研究方法，孤立地抓住“密电”的历史细节并无限放大，而不顾历史的连贯性和必然性，这不是历史研究应秉持的正确的方法，其背后的居心是妄图将分裂的责任推到毛泽东的身上。
——原文出处：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