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曾提出著名的“依附论”，该理论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外围层次。发达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作为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同样身处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之中，直接表现在因接受苏联援助而形成的对苏联的资本依附。
发展中国家一旦进入依附状态便不得不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和发展权益，以求得推进工业化建设所急需的资本技术援助。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受惠国领导人出于对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而想要采取措施保证国家主权和发展权益，那就必然同援助国发生矛盾冲突，最终的结果就是援助国撤走一切资本技术援助并要求偿还援助。温铁军教授将这个过程称之为发展中国家的“去依附”。
但是作出“去依附”决策，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达成的政治共识。作为一个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接受了苏联大量援助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党内外甚至决策层或许已经形成了同苏联利益集团相联结的各种团体，所谓“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权益”的理由并不能说服他们就此放弃某种联结。因此，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在“去依附”决策的协商制定过程中，党内外出现的各种利益角逐、政治斗争的烈度与频度。如果尝试从这个角度理解五十年代末的政治运动，大概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更为客观的历史背景。
1958年苏联全面撤资是新中国去依附的结果，加之1950年美西方的全面经济封锁，我们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完全摆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绝对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面对苏联全面撤资，新中国迅速调动地方积极性，加大工业投资力度，企图以地方的资本注入来维持苏联援助遗留下来的全套工业设备，保持我国工业化进程不中断。然而，由于地方各级政府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加之官僚主义影响，最终造成“大跃进”运动中的负面影响。到1960年，我国面临因前期大规模投资而造成的严重财政赤字，这被定位为新中国的第二次经济危机。
工业领域由于财政资金不足，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投入，城市工业生产陷入紧缩状态，出现大量失业工人和待就业青年。农业领域则是因大量征用劳动力投资工业化建设，农业劳动力相对减少以及工业化对农业价值剩余提取过量，造成了农村出现了严重饥饿事件。在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中，最突出的是通过发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动员青年失业群体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化解城市失业问题；其次便是在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相关政策，即以自然村为基础的生产小队作为农业生产核算的基本单位，并且尝试在生产队内部实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此之外，中央逐步收回早期下方到地方的权力，提高中央财政占比，恢复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
到1962年，随着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开始逐渐复苏。党中央在制定新的工业化建设计划时，曾希望能够在现有基础上着手开展产业结构调整，从过去侧重发展重工业转变到促进轻工业、农业发展，实现农重轻协调推进的产业格局。然而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却在此时急剧恶化，再次干扰了新中国正常的工业化建设。
20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传统制造业，以缓解国内经济危机。这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由于制造业的减少，造成了严重社会失业，由此引了发层出不穷的街头政治、群众游行等政治活动；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家为转移国内矛盾，在世界各地发动局部战争并颠覆发展中国家政权以求控制资源、市场，这又进一步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霸权、反殖民斗争。此外，由于发达国家大量制造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与之同步转移的还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尖锐的阶级矛盾，这又诱发了阶级斗争运动的兴起。在战后，以东欧、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就风起云涌，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反殖反霸运动及阶级斗争更是掀起了一股新的革命浪潮，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极大压力。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新中国作为唯一一个完成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去依附”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具有极大的榜样带动作用，而指导新中国革命建设的毛泽东思想更是成为一切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所信仰的指导思想。
尽管新中国并没有“革命输出”的主观意图与政策导向，但是其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客观上催生着这一结果。新中国作为脱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阵营对抗并形成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客观上加剧了后两者对新中国的敌对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60年代新中国周边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危机：苏联对中国实行的核讹诈，声称要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布置百万大军陈兵我国东北边境；美国影响下的中印边境战争爆发；美国插手越南战争威胁中国西南边境；美国鼓动下台湾重提“反攻大陆”，台海危机加深；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政权被颠覆；世界左翼运动遭到严酷镇压等等一系列事件。
贯穿整个60年代的一系列国际地缘政治事件，影响着新中国国内建设的指导思想，“备战”遂成为了当时整个决策层的必须考量的出发点。在此背景下，为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初具规模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我国于1964年明确了全力推进“三线建设”的工业化指导方针。
所谓的三线建设就是把中国工业建设布局全面铺开，使得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并以三线建设为重点，将沿海的工业企业进行搬移，在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毛主席将三线建设指导方针确定为“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营”，并且要求各省同步进行内部“小三线”建设，以满足国防工业建设和应对可能发生的现代战争需要。
1964年，国民经济刚刚有所恢复，但国家资本投入仍然处于一种稀缺状态，在此背景下推进以军重工业为主体的三线建设（这种建设不会在短期内产生明显的产出效益，反而需要不断追加资本投入），无疑是困难重重。在没有外资援助甚至背负巨大外债的压力下，要想继续进行高投入的军重工业建设，其实只有一个办法：最大限度发动人民群众！
当我们摆脱意识形态、政治术语等固有观念来认识“发动人民群众”这句话，可以在经济、政治两个方面来体现。
在经济领域，人民群众就是劳动力。当我们没有足够实在的资本注入时，国家建设的唯一资本就是劳动力，通过利用我国特有的集体化组织，将劳动力资源成组织集中起来，大规模投入到工业化建设中，以平替稀缺的实在资本。比如，我们在全国各地征派劳动力奔赴西部地区参加工业建设；我们在农村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以满足工业品下乡需要；我们提高农业产出价值剩余的提取量；我们在农村发展“五小工业”辅助工业化建设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我们通过集体组织最大限度保障着农民生产生活的物质需要，但在国家工业化建设大局面前，很多制度成本与代价最终是由农民群体在承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托起了共和国工业化建设的大厦。
在政治领域，当我们要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时，就必然要在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方面给予他们极高的保障并且不断激发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自觉性和荣誉感。而在此之前，与在苏联援助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已经建立，在那种体制中滋生并复燃的封建等级观念、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形式主义等“管卡压”的理念与做法在国家政治机构中愈发严重。这种上层建筑领域的不良现象与我们最大限度发动人民群众开展独立自主工业化建设实践严重不符、与贯彻群众路线，保障人民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要求严重背离，因而推进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刻不容缓。要改革就必然会触动原有利益集团的蛋糕，就必然引发阶级斗争，正是在此背景下，整个60年代客观上发生了许多令今人熟悉却总是被误解的政治运动。
整个60年代的工业化建设都以三线建设为中心，从1964年开始，三线建设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才基本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中央累计投资两千多亿元，为调整我国工业布局、巩固加强军重工业体系、营造相对安全的战略大后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当然，任何决策决断都有其客观的制度成本和建设代价，三线建设也不例外。同1958年前后的大跃进一样，这次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投资无疑是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财政赤字，加上偿还外债的巨大压力，我国工业化建设到1968年前后再次出现财政支出不足，工业扩大再生产陷入停滞的局面，这直接引发了新中国的第三次经济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各个利益部门之间的矛盾也在逐步加剧甚至恶化，而这又直接反映到了当时正在发生的政治运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