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百题丨金冲及：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 金冲及先生

传统确实是一种巨大的惰力。人们的思想要从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定型模式中解脱出来，没有客观环境猛烈变动的震荡，不经过艰难的探索过程，是很难实现的。而规定人们原有思想模式的传统社会的解体，也必需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不会在一朝一夕间实现。

中国文明千百年来是一种农业文明。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生产，周而复始，很少发生剧烈的变动。在这种环境中铸造出来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习惯于用稳定的渐进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尽管思想总在悄悄地演进，但大体上仍只在传统的框架内进行补充、调整或再塑造。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思想，又反复向人们灌输一种意识：从自然客体到人际关系到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些似乎已得到人们祖祖辈辈以来实际生活的证实和支持，使绝大多数人把它看作天经地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便是人们这种观念的集中概括。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发生的鸦片战争中，外国的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社会脱开了原有的轨道，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中国面对的外族已不再是古老的剽悍善战的游牧部落，而是西方的近代工业国家。他们带来了新的西方文明，从而对中国的传统文明形成强劲有力的挑战。这是中国在几千年来没有遇到过的巨变。人们不能不为之震惊，也感到惶惑，但是并不能立刻认清周围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更谈不上从理论的更深层次去理解它了。

魏源在当时要算是能够勇敢地睁开眼睛重新看待世界的思想家了。他受林则徐的嘱托，在《四洲志》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不朽著作《海国图志》，详尽地介绍了当时所能了解的外国的各方面情况，在人们面前描绘出一幅有关世界的新的图象。这部著作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日本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但是认真说来，传统思想在魏源头脑里仍然占着支配的地位。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很表面的。他在《海国图志叙》中写道：“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在他看来，鸦片战争可能只是当年准噶尔事件的重演，只要实行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几条，中国并不难重新回复到可以“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那样的盛世。他在《默觚下》的《治篇五》中说得更清楚：“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当然，对先驱者来说，在当时能达到这样的认识，在突破传统观念方面已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历史继续在迅猛地动荡着。过了十多年，又发生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严重事件。这次战争前后延续达四年之久，联军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北京，纵火焚毁了圆明园，清朝朝廷被迫逃亡承德，最后以签订《北京条约》而告终。这给中国人的刺激自然够大了。随着中外接触的日趋频繁，随着西方国家的商品在战后排山倒海地倾销到中国来，中国一部分先进分子对外国的直接了解也比过去多得多，深得多。

但从中国社会内部大多数人的思想状况来看，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英法联军之役结束后不久，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这使许多封建士大夫兴高采烈，在心理上仿佛已获得足够的补偿。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着着推行，近代工业的开始兴办，新式军队的训练等等，使人一度产生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同治中兴”的赞颂，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被高唱入云的。既然已经中兴，旧的传统的一套东西似乎不需要作根本的改变，仍可继续维持下去。

这个时期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要求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上都进行必要的改革。这些主张在魏源那个时代的著作中是见不到的。但他们仍小心翼翼地不敢同传统文化发生正面的冲突。

以王韬为例，他曾慷慨陈词：今日“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呜呼！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这些话看起来似乎是够激进的了，可是，他在同一篇文章里又声明：“虽然，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上、中》）一讲到“道”，一讲到“治国平天下之本”，他还是只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学，并且斩钉截铁地说：“人类不尽，其道不变。”

那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情况又如何呢？我在一篇文章里作过这样的叙述：“这时的知识分子一般还是那种旧式的封建士大夫。他们的头脑同几十年前相比，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们日夜孜孜攻读的还是古老的“圣贤之书”，以为这才算‘大道’之所在，也就是他们赖以进身之阶。梁启超回忆他的早年生活时说：‘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他是如此，后来思想相当激进的几个人物在甲午战争前夕也是如此：唐才常那时还在四川学政瞿鸿禨家里教读兼代后者阅卷，他在家书中说，自己的全部生活，只是‘课读之暇，看书静坐而已’。谭嗣同承认，他三十以前所学的都是‘旧学’，三十以后学的都是‘新学’。那个‘三十’之年，就是指甲午战败那一年。他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与唐黻丞书》）再如章太炎，甲午战前还不是埋头在杭州访经精舍的故纸堆里，并没有过问多少时事？其他知识分子的状况更可想而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

这种状况足足持续了半个世纪，时间是够长的了，但在中西文化接触的初期又可说是难以避免的。

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时候。

这次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过去中国的失败，还是败在西方大国手里。这次却败在只是向西方学习的“东方的小国”日本手里。签订的条约又那样苛刻，是以往各次不平等条约中不曾有过的。康有为在《中日和约书后》中写道：“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可有此约哉！”“凡人闻而怵惕伤心，岂有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能闻之受之，而今若罔闻知者哉！”三年后，局势的发展更危急了。他又在《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中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一度被人们用以自慰的那种虚幻的安全感完全破灭了。当人们对某种既有的传统一直抱有殷切的期待，并曾努力对它作过种种修补，力图使它能适应变化了的新的局势，结果却依然一再受挫，周围的一切甚至变得更加无望时，人们对这种传统的不满和抛弃，实在是难以避免的。这便是甲午战后中国思想界发生激烈变动的由来。

甲午战后，那些先进分子在思想界掀起戊戌维新狂澜的突破口，选择在一个“变”字上。

这一年，严复在《直报》上接连发表了四篇震动一时的政论文章。它的第一篇便是《论世变之亟》，头一句便是：“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最后一篇是《救亡决论》，不仅喊出了“救亡”这个中心口号，并且公然提出要同旧的传统文化划清界限。他说：“建言有之：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此观化不审、似是实非之言也。”这同王韬等的言论就不大相同了。他直接指斥传统的儒家经典是导致中国衰败的原因：“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赢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那么，怎样才能救亡呢？他的回答也很干脆：“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他在同年译成的《天演论》，同样尽力鼓吹“变”的思想，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深入人心。

被称为“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在《时务报》撰写的文章，“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其中影响最大的文章是《变法通议》。文章写得痛快淋漓：“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救亡”同“变”，已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在人们观念上成为难分难解了。

戊戌维新运动，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传统思想带来的猛烈冲击，是以往从来不曾有过的。它的影响极为深远，这是不待赘言的。不过话也要说回来，这些维新思想家们虽然说过一些相当激烈的话，其实政治态度仍然很温和。在文化思想方面，他们虽然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些论调，但对传统并不完全否定，而且仍怀有深厚的感情。梁启超著述了《西学书目表》，向读者热情地推荐大批西学书目，在《后序》中却有一段十分有趣的话：“梁启超曰：吾不忍言西学。梁作霖曰：子日与人言西学，曷为不忍言西学？梁启超曰：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这段话看起来讲得有点离奇，其实倒是很充分地表达了他们处在新旧交替时刻那种异常矛盾的实际心理。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思想界发生的两大变动，一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抬头，二是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

中国的传统思想虽然常爱谈“夷夏之辨”，但更多地是从文化的不同来讲的，同近代民族主义有很大区别。由于中国同世界其他地区长期处在几乎隔绝的状态中，本身又一直是个大一统的帝国，所以在传统观念中常把“中国”和“天下”看作同义词。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说：西方人常认为中国人缺乏爱国思想，其实，“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甲午以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说国事者，几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钜痛深。于是慷慨忧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也，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他认为在当今列国之间竞争如此激烈的年代，必须提倡国家思想，发扬爱国精神。这就大大突破了传统思想的框架，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但大概由于满汉矛盾存在的缘故，他通常小心翼翼地只谈国家，很少谈民族，更不把两者联系起来。

以后，革命派出，就把爱国主义同民族主义直接联结在一起。《民报》上发表的脍炙人口的《民族的国民》一文强调：“民族者，同气类之继续的人类团体也。”“凡民族必被同一之感，蒙具同一之知觉，既相亲比以谋生活矣。其生活之最大者，为政治上之生活。故富于政治能力之民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国家之主义。此之主义，名民族主义。”这种主张“民族的国家”的言论，同江统《徒戎论》中所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表面上虽有若干相似之处，其实已不是后者的继续，而是受着十九世纪德意志、意大利和二十世纪初亚非民族运动的影响的一种全新的近代观念。

在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中，梁启超也有很大的功劳。他在《清议报》上著文说：“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特别有意义的是，他把“国民”这个概念同“奴隶”的概念鲜明地对立起来，处处作出强烈的对比，大声疾呼地要求以“民权”的真理日日灌输于“国民”的头脑中，国家才能自强。这同样也有巨大的启蒙意义。但他又郑重声言：“夫民权与民主二者，其训诂绝异”，认为“民权”与“尊皇”两者并不相悖，“今惟以民权之故，而国基之巩固，君位之尊荣，视此加数倍焉。”（《爱国论》）从这里可以看到，从已经过时的传统的束缚下摆脱出来是何等不易，其间常需要有若干阶梯，而不是一步就能走到的。

以后，革命派出，就响亮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这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是从原有基础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是一次重大的飞跃。尽管许多革命党人如黄兴等，在宣传民主思想时常把它同传统思想中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等联系起来，其实这也已是一种全新的近代观念。

除了民族主义、民主思想这两大主流以外，先进的人们又提出了在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实行社会公正的极端重要性。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这说明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它的阴暗面，力图加以避免，不想把西方文明的模式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来。在八十多年前的中国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在是不易的。

这样，孙中山便把他的主张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也就是“三民主义”。这确是第一次提纲挚领地抓住了近代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三个根本问题，从千头万绪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目光犀利地抓住了要点，从而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还需要说几句：在孙中山领导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并不是单纯作为消极的对立面存在的，它所包含的积极因素所起的作用同样十分活跃。在民族主义宣传中，中华民族祖先在这块古老国土上艰苦开拓的光荣史迹，许多抗击外来压迫的民族英雄表现出来的崇高气节，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优秀成果，时时处处激励着当时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志士仁人们。读者只要信手翻开《民报》等革命派重要刊物一看，对这一点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民权主义宣传中，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著作的大量印行，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至于孙中山提倡的民生主义，同《礼运》篇中“大同”理想之间的关系，更是大家都注意到了的。可见，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提倡，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也具有既创新又承传的双重关系。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下进行的。它推翻了已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使民主精神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高涨起来。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次重大的飞跃。人们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迎接这次革命的到来。许多人仍然以为只要把他们从西方学到的那些学理和社会政治方案搬到中国实行起来，一切都会立刻变好，中国的富强也会指日可待。

但是，历史前进的脚步是艰难而曲折的。人们对中国国情的全部复杂性认识得太不足了。这以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当国，中国社会依然处在一片黑暗的笼罩之下。人们再度陷入极度的失望中，怀着痛苦的心情继续向前探索。只隔了几年，五四运动掀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更彻底的批判。与此同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社会公正的理想强烈地吸引了更多的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样遇到一个如何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在这方面，照抄照搬书本教条和外国模式、不顾中国国情而急于求成的老毛病又一再重现，带来过巨大的挫折和损失。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却十分重视。他早在1920年3月给周世钊的信中就说过：“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以后，他在这个问题上又有过两段很重要的话。一段是三十年代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另一段是四十年代说的：“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新民主主义论》）这里说的是如何对待外国的东西，事实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应该有一个经过自己消化，“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的问题。类似这两段话所说的意思，他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讲过。一位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历史人物在悉心观察并在实践中反复探索后得出的经验之谈，很值得我们玩味和深思。

作了这样一个粗略的回顾后，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简单的认识：

第一，历史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急剧的或渐进的变革。这种变革不可能是平白地从空地上从头创建，只能是在原有基础上推陈出新。当旧的传统已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甚至阻碍历史前进时，人们就会对这种旧传统不满甚至产生强烈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每一次变革只能从原地出发向前跨进一步，不管这一步跨得是大是小。旧传统中那些已经过时的不合理的因素将被扬弃，而传统事物中那些合理的或没有完全过时的因素，仍将保存下来，或经过改造而被赋予新的内容。变革的方式有时和缓，有时激烈，视情况而定。这个过程是不断向前推进、永无止境的。

第二，传统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随着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原有传统的社会价值也会发生变化，它包含正面的和负面的两种社会效应。对这些，需要以分析的态度来对待。当然，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很难在任何时候对这些都能处理得恰如其分。一般说来，当新事物刚刚产生或传入的时候，旧传统在各方面仍占着绝对的优势，社会上往往习惯地对它持肯定一切的态度，抱着旧有的一套不改。在这种情况下，大声疾呼对旧传统发起猛烈的冲击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种强劲有力的冲击，变革便不能实现，历史便不能前进。在进行这种猛烈冲击的时候，人们对旧事物的愤慨情绪不断增高，特别当受到严重阻碍时甚至会发展到狂热的程度，产生否定一切的倾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归根到底，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因而都只能是一时的现象。历史依然只会沿着事物本身性质所规定的推陈出新的道路，在曲折中前进。

第三，在变革过程中，承传哪些，创新哪些，特别是要它能在广大群众的范围内实际地发生作用，并不是任何个人所能随心所欲地决定。变革的重点，通常总是那个时代人们最关切的问题，又是当时能为较多人所接受的东西。这里有两个因素起着制约作用：第一，客观环境的变迁及其程度，决定着观念的变化及其程度；第二，还取决于人们主观上能够认识、适应和接受的实际程度，而认识是会变化的，是逐步深化的。这就使变革总是表现出过渡性和阶段性，呈现为波浪式推进的面貌。

第四，不仅在整个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承传和创新的关系问题。就是在它的各个具体阶段中也莫不如此。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承传和创新。辛亥革命是对戊戌维新的承传和创新。五四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对辛亥革命的承传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是对五四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承传和创新。有时，看起来对立的事物之间也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个运动过程，一环同一环相扣，是有规律可以寻找的。

第五，走向现代社会是一个漫长的甚至是曲折的过程。只能遵循着它固有的内在规律行事。既不能故步自封，停滞不进；又不能拔苗助长，一步到位。在通常情况下，一般是积小变以成大变。而一旦条件成熟，便可以出现巨大的飞跃。这种飞跃并不是割断历史，仍是历史自身演进的一种形式，而且随后又会出现一段较长时间的渐进过程。但不管它如何千变万化，历史变革的潮流永远是无法遏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