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稿|汪荣祖：研读史学史的回顾

研读史学史的回顾

摘要：史学史一词不见于中国经典，源自西洋，故而西洋人大都认为史学史唯西方有之，所写史学史不见东方史家与史学，而不必称西洋史学史，多少暴露泰西史家漠视吾华史家的傲慢。史学史之名，国人虽采自泰西，并非没有其实，早在5世纪的刘勰已有史传篇，篇幅虽短，史学史的内容有焉。唐代刘知幾于7世纪踵事增华写就《史通》，西方至18世纪始有类似之作。洎乎现代，西潮东来，舍旧取新，效西法撰写中国史学史。诸作之中，以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最受瞩目，版次既多，流行较广。金氏之后，书写中国史学史者，不乏其人。补金氏之不足，内容愈来愈丰富，分析愈来愈细致。然而如何突破既有的成规与体系？百尺竿头更上层楼，是有望于未来。

关键词：史学史；梁启超；金毓黻；后史辨

此文应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教授之约，讲述我研读史学史的经验与心得。“史学史”（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s）不见于中国经典，源自西洋，也就是文献编纂学的历史。即使在西方，史学史也是晚出之学，因非直接研究既往之事，而是去研究个别史学家如何书写历史的历史。历史乃世人为理解既往所必需，各文明有其独立的说古方式，最古老的埃及大事记，几皆不知记录者为何人，更罕见叙事。西方书写的历史源自前5世纪的古希腊文的“ἱστορία”(historia)，意谓系统记录与检视人类既往之事。此词又涵盖对往事的记忆、发现、收集，组织、检验、疑问、分析、陈述与解释。历史之异于传说，端在是否有可靠的证据。西方到16世纪始有认真研究史学的史家，长久以来史有两义，一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二是对所发生之事的研究，后者也就是历史编纂学。历史在近代成为学院的一学科，史家乃利用各类史料获致往事之人，进而探索因果，判断正解，以及如何古为今用。后现代史家认为过去发生之事，已不复存在，只有编纂的历史。“史学”（historiography）一词，遂成为“写史者”（historiographer）书写历史之学，兼含特定的历史著作，如英美史、二战史等等，以及各类专史，如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

一

  西方至20世纪才有比较完整综述自希腊至晚近的一卷本史学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初见之于美国史家巴恩斯(Harry E. Barnes)之作，初版付梓于1937年，何炳松曾译之为《史学史》，列入商务印书馆的社会科学小丛书。此书述论每一时代的史著，颇能将之联系到当时的文化背景。巴恩斯自称史学史是思想史，呈现史著的时代特色及其进程，以及个别史家的贡献。此书于1962年再版 ，仍是许多大学历史系的教科书，也是我初到美国留学买到的第一本书。不过，也有评者认为此书过于强调历史的科学性，显然是对兰克史学的误解，以及书中大都罗列史家著作，冗长乏味。再者，书名史学史，内容仅仅是西方史学史，只见西方有史学，不见东方也有史学。美国史学教授贝克（Charles Becker）读到巴恩斯书，引发对史学史的兴趣，于1938年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什么是史学史》（What is Historiography?）一文。贝克更具体界定为“研究历史研究的历史”（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tudy）。他见及的史学史多半选自希腊以下史家及其著作的一份“清单”，陈述作者的宗旨，史料的引用与内容的信实与缺失，可说是初学者的有用“手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萧特维尔（James T. Shotwell）于1939年出版的《史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istory），是他他早年《史学史导论》（An Introducd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的增订版，但只出了第1册，仅写完希腊与罗马史学，以及简短的中古时期基督教史学。此书虽不完备，但给史学史下了很明确的定义：研究史家的方法、工具与所面对的问题。他虽说研究的方法要科学，但强调史学根本有异于自然科学，后者研究空间现象，而前者研究的是时间现象。

  近年比较详尽的史学史通史，可见于1983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布赖萨赫（Ernst Breisach），所作《古代中古近代史学编纂史》（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此书综合回顾了西方史学自古希腊至现代的发展，有序地叙论自古以来的主要史家、流派与史著，揭示史家与史书在各阶段的特色，颇受好评，认为很善于表达，引人入胜。十年后再版，进入新世纪的2007年又出了第三版，内容增加了西方史学的新动态，诸如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非裔美国史、妇女史、微观史、纳粹浩劫史、新的文化史等重要史学议题，几乎巨细靡遗。此书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版，可见其受到欢迎的程度。然而此书依然以西方史学史为史学史，其他林林种种流通不广的西文史学史，亦复如此，史学史只有西方一家，以为别无分店。 

 新世纪之后的2006年，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发行5厚册的《史学研究的主要概念》（Historiography: Critical Concepts in Historical Studies），由英国历史哲学家布恩斯（Robert M Burns）主编，有其特色，以议题分别编录历史领域的主要论文，第1册含史学基础论文，收录有关古典的文化史与经济史；第2册以社会史为主，涉及马克思史学，安娜（俗称年鉴）学派，心态史学；第3册是思想史，含理念史，科学史、艺术史、宗教史与性史；第4册文化史，含新的文化史、史学与人类学，微观史、记忆史、叙事学、后现代史学；第5册是政治史，含国族史、帝国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史、世界史。编者于首册卷首有详细的导读，其余4册也有简短的导读，我花了5万新台币买了这套书，有关史学的专书已难找全，论文散落各学报，收寻更为不易，布恩斯精选细挑，对研究史学史者而言，大有一卷在手，主要的论文尽在眼底之乐。遗憾的是，此一皇皇巨著，无一语提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史学。

 到了新世纪的2011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由犹太裔英国史家华尔夫（Daniel Woolf）主编的 《牛津史学史》，也是5巨册。从古代的前5世纪由希罗多德建立的希腊史学开始，说到前2世纪罗马政治家老卡托（Cato the Elder），首创罗马史学，旁及在亚洲汉朝的司马谈迁父子，完成《史记》奠定了中华史学。到中世纪有欧洲的中古载记，非洲与穆斯林的史册，以及朝鲜与日本按中国模式撰史。至18世纪的启蒙时代，西方史学的代表人物如伏尔泰、休谟与吉本等为近代史学奠定基础。至19世纪史学因学院化而成为专业学科，20世纪史学接纳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展示史学研究的范畴随时而变，从传统的外交、政治与经济史撰写，趋向新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当进入21世纪，美国大学的历史教授有41%专攻社会史，只有30%治政治史。2007年英国大学的5,000有余的历史教授有29%自认是社会史家，只有25%是政治史家。这套书的第5册提供自战后1945年以来全世界的史学写作，共分两个部分，第1部分总述学术科际等理论问题，第2部分检视全球的国家与地区的史学，开启跨文化的史学研究。西方主要的史学史著作终于有了中国史学的成分，这与合编第5册的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不无关系，我曾与这位德国汉学家有些来往，深知他致力研究中国史学史很有成就。

 史学史不仅有通史，也有断代史，名著如英国史家古曲（G. P. Gooch）的《19世纪史学与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于1913年出版，综述自德国史家尼泊尔（Barthold G. Niebuhr）与兰克以下的德、英、法、意、美著名史家，追寻“科学”方法的发展，揭示政治、宗教与民族对历史作品的影响，以及史著对当时人生与思想的影响。此书被视为是第一部经过严谨研究的19世纪史学史。但是依然不见有西方之外的19世纪史家。又如名家伊格斯（Gerog G. Iggers）的《20世纪史学》（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论述早期学院派职业史家的出现，中期社会科学对史学的挑战，以及晚近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涉及20世纪史学的重大变化，如何从19世纪古典宏观史学转变为微观文化史、日常生活史，以及后现代对现代史学的冲击。这本20世纪史学史也无中国史学家的踪迹。

 史学家既然是史学史的主角，史家传记自是史学史领域内重要的题材。史家是书写往事之人，叙述既往人事，讲究有序的方法，展示其训练与发表成果，以扬名立万。到19世纪末叶，由于德国首先出现研究性的学院，历史成为专家之学，史家有了固定的职业。西方主要史家从希罗多德与西修底德（Thucydides），到麦考莱（Thomas Macaulay）、阿克顿(Lord Acton)、汤因比（Arnold Toynbee）等、皆有详尽的专传。大名鼎鼎的吉本传记尤多。寓目所及，计有1968年出版比尔 (Sir Gavin de Beer)的《吉本的世界》（Gibbon and his world），为作者研究吉本20年的产品，对吉本的病痛以及与其父的爱恨关系，有深入的描述，有益于阅读吉本不朽之作《罗马帝国衰亡史》。1985年出版布尔洛（J. W. Burrow）的《吉本》（Gibbon），追溯18世纪中叶启蒙思潮如何造就吉本的名著，吉本如何分析罗马帝国的德政与腐败、令吉本反感的基督教之兴与横扫欧洲的蛮族，以及走出中古后的文明再造。1987年出版美国史丹福大学文学教授卡诺迁（W.B. Carnochan）的《吉本的孤独：史家的内心世界》（Gibbon’s Solitude: The Inward World of the Historian），此书颇有创意，在诸多吉本传记中，最能将史家及其文章合而观之，比而论之。揭示吉本孤独的生涯之余，如何安排史料，能够高屋建瓴，将教训与叙事同时见诸笔墨之间。1988年又见英国医药史家波特（Roy Porter）所撰《吉本》的出版，为史家论史家的丛书之一。此书聚焦于史家吉本如何著史，书写成就如何？却未多述其生平。1989年美国女教授克拉多克（Patricia B. Craddock）继她1982年的《青年吉本：绅士作家》（Young Edward Gibbon: Gentleman of Letters ）之后，出版《爱德华·吉本：冠冕史家》（Edward Gibbon: "Luminous" Historian ），此两卷本是最完整的吉本传，对《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史学研究也最为详尽。吉本的另一传记作者卡诺迁赞美这位女作者，叙述详尽，史料完备，几无漏网之鱼。

史家专传之外，不乏合传，如巴尔克（John Barker）的《最出色的史学家》（The Super-historians），选择自希罗多德、西修底德，到马基雅维利、兰克、汤恩比等10几位名家，他认为都是无与伦比的史学家，但其中有哲学家如马克思与尼采，也有宗教家奥古斯丁，更有历史小说家斯谷脱。至于史学家的自传，对史学史研究而言，也大有参考价值，自吉本众所周知的《自传》外，英国柯林伍德的自传，陈明福译作《科灵乌自传》（台北：故乡出版社，1985），译笔通顺可读，娓娓道出柯氏所受的教育，学术的发展以及其本人思想的历程。以及美国史名家伍德沃德（C. Van Woodward）著的《蓦然回首：作史之厄》（Thinking Back: The Perils of Wring History），回顾他研究美国南方史的经验，影响他写作的人物、事件与思想，以及自我评价所著，自揭读者未见之误，视批评者如同侪而非仇雠，择其善者从之，有误者辩之。所谓作史之厄，由于对有争议的议题，出之于信念与激情，不自觉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干扰。他夫子自道史家的运作，面对的风险，心中的疑惑，著述的动力，一览无遗，殊有助于对这位优秀史家的理解。

二

 西方人写史学史不必冠以西方两字，就像哲学史就是西洋哲学史，只有英哲罗素（Bertrand Russell）例外，写了一本《西洋哲学史》，表示西洋之外，别有哲学史。先秦诸子常被视为哲学，但西方学者多不认可。没想到胡适也不敢承认自家有哲学，所以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书名改为《中国古代思想史》。金岳霖兼通中西哲学，就很不以为然，认为哲学是言之成理的成见，思想家的成见基于性情与情境，由文化背景所使然。先秦诸子虽缺少欧陆的逻格斯与认识论，但自有其特色，庄子出自赏心悦目的寓言，诗意盎然的散文，宣扬崇高的人生理想，足与西哲相颉颃。金岳霖又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虽有主张，但他的主张不自觉而流露美国人的成见。

 西方主流史家漠视中华史学，其来有自。自古希腊以来，“逻格斯中心论”（logocentrism）形成“理论霸权”（hegemony of theory），歧视异文化。欧洲文明自1500年文艺复兴后到1800年，三百年间突飞猛进，领先世界，现代自然科学在西欧的精进，尤其独一无二，可说唯此一家，别无分店。科学之外，哲学、文学、艺术，也都以西方为尊。所以学术就是西学，西学之外别无可观的学术。彼辈认为自然科学固然是泰西之独创，基于特殊文化的文史哲也唯西方是尚，余皆不足道，直言史学思想乃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直言“到现在，西方人可以忽略东方历史，而无损于对史学的正确理解；然而有知识的东方人，却不能无视西方，特别是欧洲的历史”。当代英国史学名家艾尔顿说：“历史意识”乃西方独有，史学史之根源在希腊与犹太，无论印度或中国皆无史学思维，因“西方文明才能产生与发展真正的史学”，“其他民族如印度、中国、波斯、日本的可靠历史却都是西方人所写”。欧美史家多视中国传统史学为儒家道德的工具，劝善瘅恶，为政治目的服务，以史官撰史，如著名的法国汉学家白乐日（Ėtienne Balazs）所谓：“官僚写历史给其他官僚看”，且受制于政府，无信史可言，难以独立成学，何来史学意识？英国史家普冷布（J. H. Plumb）断言司马迁的《史记》“道德多于述史”，故无“历史批判”。丹斯（E. H. Dance）更有夸张之言：“中国既不知何谓历史，也不知何谓真实。”中国历史不属于哈佛大学的历史系，而属于东亚文明系，哈佛以中国史学为旁道，昭然若揭。

诚然史贵真实，中国史官制度源远流长，虽受雇于政府，皇权威迫史官有之，史官因直书而致祸亦有之。毕竟史官不畏权势，传为美谈，希风承旨能无秽史之惧？历朝设立史官，意在鉴往知来，以冀朝代的永续，以往事为戒而有益于治道。若记载不实，即无实用价值；若有意作伪或曲解，何来历史教训？君王也多自知信史的重要，据实才能传信。然则史官所书虽未必尽信，但由于现实与道德的约束，虽未必能“尽而不污”，应能“直未必尽”。西方史书多出私家之手，未尝没有偏私，也不能“尽而不污”，而私家拥有的史料，不能与史官同日而语。泰西以“道德之谬误”（the moralistic fallacy）而轻视“儒家史观”，其实褒贬有其准则，不能任意为之，所谓“褒其所不待褒，而君子不以为荣；贬其所不胜贬，而奸邪顾以为笑”！西洋史学也有道德示范的传统，不乏史例，如西西罗(Cicero)所说：“历史教人如何生活”(Historia vitae magistra)，修西底德的《匹罗庞尼西亚之战》(Peloponnesian War) 与马基维利 (Niccolò Machiavelli)的《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rance) ，虽不主张执政者用德，却主张执政者用智，都是属于以史为鉴之作。英国著名史家阿克顿更说：“意见与态度会变，学说也有兴衰，但是道德规范却是永久的。”时至近代，兰克仍然认为历史可为今人提供德行与智能效法的榜样。史家有其道德意识，岂可抹煞？然则，吾华史官所书在史学史自有其一席之地。

史学史之名虽不见于吾华经典，但虽无其名，仍有其实。公元第5世纪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史传”一篇，足称史学史之滥觞。第7世纪唐朝的刘知幾《史通》一书，踵事增华，辨别史学源流，明白指归，勘定得失，已经具有“史学史”的内涵，而西方近千年后始有近似之书。宋人黄山谷曾说：“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其义不能与泰西之历史哲学相提并论，余英时将之与柯林伍德（R. Collingwood）之历史哲学相比，拟于不伦。柯氏之所谓史意，非余氏所说之内在思想史，外在政治史。无论记言或记事、思想史或政治史，皆属两种不同的范畴，而柯氏之意，在于外在的历史事件或行动都须从内在的思想去理解，与章说绝然易趣。传统中国虽无类似西方的历史哲学，但章氏《文史通义》有不少史学命题，如“六经皆史”、“朱陆异同”、“道器合一”、“经世致用”等，自有其义理，呈现中华史学之特色。

然而自刘勰经刘知幾到章学诚的史统，因西潮的冲击，力求弃旧换新而式微。梁启超提倡“新史学”，指旧史“不过纪录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故而必须拥抱“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的新史学。何谓新史学？西洋现代史学是也。梁氏主张弃传统的“帝王家谱”，换取西洋的“国民的历史”，即其所谓的“史学革命”，明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欲革旧史之命者，非仅粱氏一人，当时名人如谭嗣同、徐仁铸、邓实、马叙伦、汪荣宝、曾鲲化诸家都想要搞史学革命，想要“打破数千年腐败混杂之历史范围”，想要以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和方法，为中国未来开“新史学之先河”。夏曾佑于1904年写的《中国历史》，意在“记载民智进化的过程”， 也是要弃中国之旧换西洋之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力唱全盘西化，附和洋人谬说：“中国止有史料，无数史料，而无有史学”，甚至在《胡适日记》里说：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认为中国史家没有解释历史的能力！胡之影响不能小觑。日寇入侵之后，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旧学更趋凋零，复经文革破旧，几千年的固有文化衰微殆尽，史学也不能幸免。民初以来，无论在教学上、研究方法上、书写方式上，莫不一意西化，以西方现代史学为“科学”，告别“不科学”的传统史学。无可讳言，今日中国的史学不是传统的翻新，而是直接采用西法，以西法是从，以彼邦学理为遵，以他人的“成见”为我之成见，不惜授历史解释权之柄与他人！

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有异，科技放诸四海而皆准，可以横植，文史哲有其历史经验、文化渊源、问题意识、价值依据，不可不纵承。西方史家何尝没有主见，绝不愿随人起舞。西人有“主体性”（subjectivity）的概念，决不肯以他主体为我主体，更不允许异文化喧宾夺主。若东方震于西方之盛，欣然从风，自失“主体性”，史权拱手相让，不免落入扎伊尔（Edward Said）所谓 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陷阱，导致国魄沦丧！

三

 我与史学结缘，始于中学时得阅家藏《史记精华录》6卷3册，读项羽、韩信等列传，想象古人，尤喜苎田氏的眉批，感到卓然有见，兴趣盎然，应是后来选读历史的渊源。1957年入学台湾大学历史系，姚从吾教授教史学方法，李宗侗教授教中国史学史，张贵永教授教西洋史学史。姚师留德，专讲兰克的史学方法，不及其他，李师按照他写的《中国史学史》讲授，张师所讲以西欧史家为重，尤以德、法、英为要。当时老师讲课，学生抄笔记，很少指定必读与参考书籍。我自己找书读，最早读到的是一本尼文斯（Allan Nivins）于1938年初版的《史学入门》（The Gateway to History），记得此书认为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并介绍自希腊西修底德到20世纪欧美史家各种不同的治史方法。此书到2018年，仍有新版，足见历久弥新，非常难得。

 当年教逻辑的殷海光先生，最喜欢谈方法，他甚至认为只要有了方法，犹如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武功秘籍，学到后就可以练到盖世武功。如果把方法比作钢筋，还需要水泥，才能建成学术高塔。水泥者，博览也。后来知道西方史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英国天主教史家阿克顿力主方法，明说：“不是天赋、不是优雅或博学，而是方法造就史学家 ”(Method, not genius, or elegance, or erudition makes the historians) ，讲得非常明确。但德国史家蒙森（Theodor Mommsen），曾以《罗马史》一书于190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其文采斐然，他认为“史家是天生的，不是训练出来的，不是被教育出来的，而是自己教出来的”（Historian is not trained, but born; not educated, but self- educated），完全不以方法为然。终于有折衷派出现，英国史家艾尔顿（G. R. Elton）说：“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生的，但真正的历史学家是培养出来的。”（Good historian may be born, but true historian are made）所谓真正的史家，就是一般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也就是20世纪以史学为专业的学院派学者。折衷说应是定论。

我于1962年赴美留学，这一年出版的卡尔（Edward H. Carr）著《什么是历史》（What is History），颇受瞩目。我及时读到，印象深刻。什么是历史？一般说来，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不过，严格说此话并不精确。既往之事并不等同历史。何以言之？如英国史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所说：“既往之事，犹如湖上之风，随风而逝。”故而所谓历史，不过是纪录下来之事。有文字之后才能记录，才有历史，历史是人类文化的产物。

卡尔此书原是1961年他在剑桥大学的系列演讲稿，所谈涉及到广泛的史学议题，谈到史家与史实、个人与社会、史学、科学、道德、历史因果，以及历史进程与视野的开阔，有他自己的一套历史理论。他的理论引起很大的争论，他同时代的英国史家艾尔顿虽然赞同卡尔拒斥历史的偶然性，但直指卡尔的理论无异将“进步”（Progress）视如中古时代的“神”（God），以历史是不变的进步历程，殊不可取。英国名家崔佛洛博（Hugh Trevor-Roper）也不同意进步必然论，须探讨别有可能发生之事，此非无端的游戏，而是史家必须思考不同的结局，认为以成败论史，非良史所优为。不过，著名历史哲学家威尔旭（W. H. Walsh）认为卡尔视史家乃时空产物不误，所以既往之事，由史家决而定之。更有英国史学家如艾文斯（Richard J. Evans）赞赏卡尔之书是英国史学在1960年代具有革命性的著作。卡尔的《什么是历史》无论褒贬，一再再版，成为史学界必读之书。

 台湾辅仁大学教授王任光译《什么是历史》为《历史论集》，传入台湾。中译书名未必恰当，然译文畅达，读者颇多，但似多未甚解作者原意，故视之为超越传统叙事格局的社会科学治史样板。其实卡尔所强调的是“史实自己不能说话”（fact can’t speak for itself）。谁能为史实说话？无他，史家是也。也就是说“史家与史料的不断对话”，史家生活在现在，与往昔日远，唯有凭借残存的史料重建过去；所谓对话，就是“历史是古今不断的对话”，史家据今论古，而史家各有主见，又主张古为今用，似乎在重弹历史相对论的老调。艾尔顿极其反对卡尔的历史相对主义，更难接受史无固定真相之言。事实上，自古以来绝大多数史家都很难默认客观与真相的不复存在。不过卡尔认为历史“因果律”（causation）可以规范史家的主见，故历史之发展非个人主观因素所能左右，因为每一事件都有原因，而且原因是多层面的，其中之一因就可以造成无可避免的后果，所以历史大势所趋是必然的。卡尔所谓历史的科学性主要也在于此，其重视社会史与经济史，亦因其较有规范可循之故。卡尔虽引发“历史之必然”的“新史学”,并未能完全解决历史“决定论”（determinism）与“自由意志论”（free will）的争论，而其所提倡的历史科学性的效果，主要仍然是在推动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此书在台湾史学界明确质疑了傅斯年的史料即史学之说，并肯定史家对诠释史料的重要性。不过卡尔并未能改变文字枯涩、名词难解、实质内容有限的社会科学报告体的历史书写方式，因而历史书写逐渐有失史学原有的风貌，又迫使西方史学界于1980年代发出回归“基本面”的要求，重弹历史叙事之必要，追求史学之文学性，要求历史叙事之再生。所谓“再生”，并非“恢复”卡尔所反对的旧有叙事体，而是如英国剑桥史家伯克（Ulick Peter Burke）所说，在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基础上，重现大叙事之风采，而叙事不必寻找因果，但求意义，理解史实尤重于解释。所以不待后现代史学之兴，围绕卡尔的现代史学，已经开始式微，但在华语史学界，对此感受不深。

 我于1966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读博时，有一门必修课：“History 500: Historiography”，由系里教英、美、法、德史的四位老师集体讲解，并指导研读名家代表性原著的哲学思想、收集史料的方法、史料的运用与批判，以及著作的可信度。期末四位教授出题笔试，及格（B以上）后才能进入历史系的博士班。华大历史系显然认为史学史是研究生最基础的一门课。今日回想，得益匪浅，只是遗憾当时这门课没有包括意大利与西班牙，更无论俄罗斯与中国史学矣！

四

我早于1963年从香港邮购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再版本，航空寄达后曾细读之。此书写于抗战时期，重庆商务印书馆于1944年初版，196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三版印刷。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于1962年修订再版，删除第10章“最近史学之趋势”；台湾国史研究室于1972年以金静庵名出版，9章之后附录近代史学述略；北京商务印书馆于2007年重刊简体版。201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金毓黻与中国史学史》，含金氏《中国史学史》全10章。金书不是第一本中国史学史，之前有魏应麒的1937年之作，王玉璋的1942年之作，但金毓黻之作无疑较优，也是民国时代最知名之作，再版最多、流通最广的一本。金氏于导言中，自陈取资梁启超史学史作法，其目有四：史官、史家、史学之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之趋势。然梁氏虽首先写出写作史学史的构想，实语焉未详，故金氏又说：“前无所承”，仅取其目而已。惟其目实即传统西方史学史以史家及其著作为主题的写法，梁氏所谓史官，可归史家之列，所谓史学，实是史籍之研究。日本得西方史学影响之先，内藤湖南于20世纪之初就在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身后整理讲稿出版《支那史学史》，内容于检视史书形成之前后，讲究史书的由来，接着讲史汉，魏晋隋唐，元明清的史学。内藤之书虽初版于1949年，然其讲稿已闻于世，梁启超留日颇留意日人引介之西学，于汉学名家内藤也必有所闻。金毓黻的日本经验更多，或因抗战时期，日寇入侵，不便言及受日本史学的影响。然观金氏之目，与内藤少异，重史汉一也，重刘章二也，以朝代论史家与史籍三也。总而言之，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写作方法，大致师法经由日本转介的西法。金氏虽横植梁氏之条目，未必能纵承刘章之义例也。

金氏于结论中有言：“本编就历代史家、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记述，以明其变迁之因果为职志者也。”“变迁之因果”显受当时风行之进化论的影响，欲寻中国史学的萌芽、成立、发展、中衰、复兴、革新，取法泰西之原理，著作志趣尊梁启超之史学革新与何炳松之新史，皆毋庸赘言，惟金氏心想如此，未必能够事成。盖西方历史经验归纳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之轨迹，传承演变，其迹显然，西方史学史顺势而为，顺理成章。然而中国历史经验，自秦汉至晚清，一脉相承，即朱维铮所谓三千年之“中世纪”。按朝代更替，若强以西史分期绳之，必然方枘圆凿。金氏实不得不以朝代为序，述论历代史家的生平与史籍的内容。然而金氏以专节述唐代杜佑之《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明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清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专章论唐代的刘知幾与清代的章学诚，不免因议题而破坏编年序列，更无论展现泰西演进之原理矣。

金氏之后，书写中国史学史者，不乏其人。补金氏之不足，踵事增华，内容愈来愈丰富，分析愈来愈细致。刘节虽主要以朝代分期，但据史籍数量与种类之多，考据之进展，举出魏晋南北朝、两宋与清代为最重要的时期。更以重点史家如司马迁、班固、刘知幾、司马光、郑樵、王夫之、章学诚七家，以专章论之。白寿彝重视史学史之通，要求纵通与横通，纵通上下古今，横通理论、史料、编纂、文学，所著《中国史学史》六卷，两千余页，仍以朝代分期，各期以史家与要籍为述论的主题。横通原可于史家与史籍中论之，纵通贯穿史学三千年发展之脉络，白氏据演进概念，以产生期、成长期、发展期、嬗变期为各朝代分期的依据。惟欲追踪有机发展的轨迹，并不容易。若渠欲以唯物史观研究史学史，立意虽佳，悬的更高，难以企及。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下册，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为史学的分期，将史家与史著纳入其中。仓修良的中国史学史分期，以战国秦汉之际为起源时期，以汉魏六朝为人物传记时期，唐宋元为主通明辨时期，以明清为启蒙时代。瞿林东于1999年出版《中国史学史纲》，于导论讨论历史意识与性质之后，论述自先秦至现代的史家与史著，并展望史学新世纪的前景。吴怀祺合群力主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自史学缘起，止于严复、康梁，洋洋大观，视史学史为思想史，然就内容视之，非仅局限于思想，而时代思想如何影响史著，未见深入，出自众手，虽有众志成城之效，但难免各说各话，看不清贯通全书的主旨。杜维运独力完成3卷本《中国史学史》，略远详近，第3卷宋元明清篇幅最巨，较前2卷多200余页。杜氏亦视史学史为思想史，文笔雅致，且有意合史学方法与哲学思维于史学史之中，更有比较中西史学之意，惟此良法美意未能深入融合于其书中，否则，即可以《中西史学史》名其书矣。全书分为三个阶段，先秦两汉一也，魏晋至唐中叶二也，晚唐至晚清三也。杜氏信手断流，自称是否有当，有待证明。杜氏视纪实、阙疑、求真、怀疑等史学方法为史学原理，也待商榷。总之，这两部集大成之作，内容虽较金氏之作丰富多多，但都不出按各朝代论述史家生平与史籍内涵的基本格局，也就是朱维铮生前所说不出史学编纂史的成规。朱氏有志超越前修，深入先秦诸子的历史观，似有意引入历史哲学于史学史，注意到史籍成书的社会与思想背景，史论与政论的关系，王朝更替的历史解释，批评实录不实，各为其主的正史等等，颇有新见，更能自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之作，说明《史记》天官书所谓“天运”大数，有科学依据：木星、土星、火星，每经516.33年会合，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然则，五百年为一周期之说，并不是无端的预言，而是自然的规律，殊有以实证澄清之功。朱氏中国史学史惜未能于其生前完成，身后整理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稿》，未改讲稿本色，诸多议题杂陈，章章之间，有欠环环相扣，未达其预期别具特色的系统之作。

 写史学史通史的作者多按朝代分期，如秦汉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学、明清史学等等，但史学之发展未必与朝代相始终，又如何能抽刀断水？通史作者未必能专精各代之史学，有所创见，以至于不免沿用旧说，重重相因，大同小异的后果。故极宜先作专题研究，如史汉书法异同、经史关系、史论特色、人物品藻标准、地志与郡书之异，以及南北史学异同的渊源等，是即西方学者所谓的“议题趋向”（topical approach）。议题必须纵承，方能贯通，研究如何融合议题于史学史通史之中，而无节外生枝之虞，应可开创中国史学史书写的新猷。如何融合中西史学史于一炉，更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史家为史学史之要角，针对重要史家的生平与学术自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吾华自司马迁创纪传体以来，形成以人物为主的史学，人物众多，只能以列传处理，不可能有长篇大论的传记。人物大传自海通后始自泰西输入中土，风行于民国。主要史家的大传、评传层出不穷。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史家陈寅恪传》，初版于1976年，也是陈传的创稿。陈氏晚年困厄，死时默默无闻，陈氏旧友、门人与同侪，见此陈传，来函表示欣慰，并予鼓励。吾师萧公权先生为陈氏清华旧友，有云：“大著于陈氏之为人治学，述论颇详，渠地下有知，当欣然引足下为异代之知己。愚意此公天赋、境遇均超越一切。”台大夏德仪师惠函曰：“尊著不仅叙述陈氏家世与生平至为详尽，尤以评介陈氏之学术成就最细致而中肯。”又说：“读完大作后，于陈氏晚年，双目失明，腿骨折断，尚努力著述，不禁肃然起敬。讵文革风潮骤发，竟使年近八旬之老人受尽折磨而死，其部分文稿遭劫夺而亡，为之怅然难安者数日。”钱先生钟书来示云：“陈先生传奉到，谢谢！快读一过，征实表微，有苦心焉，亦见仁心焉。”香港罗香林教授有云：“大著《史家陈寅恪传》目录、条统特备实多阐发，敬佩无似。”武汉唐长孺教授有云：“大作于寅恪先生家世、学术及一生经历，搜集资料甚备，披阐甚明。”义宁门人姚薇元教授有云：“大著《史家陈寅恪传》，展读数过，深佩取材广博，文情并茂，结尾评说亦复深中肯綮。先师陈寅恪先生治史的突出特点，在于他能以众所周知的平凡史料中，提出新问题，运用新方法，得出独到的新见解，用能超脱乾嘉考据的窠臼，开民国新史学的先河。阁下之论断实先得我心，非深研陈氏著作，入其堂奥，不能道也。”余英时教授有云：“寅老学术得兄此书为之表彰，当更可大彰于世矣。”后来余氏因陈氏晚年心境曾多所商榷。法国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远道以英文寄语：“欣见此伟大史家陈寅恪之佳作。”（Many thanks for the kind gift of your excellent biography of the great 陈寅恪）著名哲学家陈荣捷，久仰其名，尚无缘拜识，于1977年4月11日来明信片写道：“尊著陈寅恪传岂特传记之精亦清末民初学术史之上乘著作，且文笔生色，非寻常写作如此也。现尚未毕读，然非终卷不可。”上海复旦大学蒋天枢（秉南）教授，见及拙作后，曾约我至其寓所把晤，深谈其师尊之生平掌故与著述志趣，别后来往信件甚多，于增订拙作帮助极大，新版已有5种，端因陈氏身后声望鹊起，后出之陈传与研究陈氏之作，犹如雨后春笋，引发蓬勃的陈寅恪热。

我的学长杜维运教授，著有长篇《赵翼传》，我们曾互相切磋，评论所作长短。杜兄于1995年7月6日来函有云：“兄以诗人之情，史家之笔，为民国第一史家寅恪先生立传，诚不朽之大业，史学之盛事。全传以为不古不今之学诸章为中心，而弟则最欣赏旧时王谢家、思想在同光之间、清华学苑多英杰、转渉西南天地间、去国欲枯双目泪、流寓岭南、废残难豹隐诸章、以为不古不今诸章，颇类学术论文，而有失传记含蓄之美也。弟著《赵翼传》诚如吾兄所评，失之述多论少，而吾兄之失，似在述少论多，同工何妨异曲，截长适可补短，他日杯酒酣谈，共谋补救之策如何？”传记书写，叙述传主生平，自宜行云流水，不应因加插议论而中断；然而史家传记，必不能不论其史学，如何妥善撰写？诚须审慎思考，多加研拟。洎乎抗战胜利后，陈氏所出史学著作，几皆属中国中古一段，故而总结论之。流寓岭南后，实启另一阶段的生涯，际遇与著作较之前期，不尽相同。其晚年阅世著史，有若别开生面，另有一番论述也。

五

 史学史、史学方法与历史哲学为史学的三大科目，史学史自不宜节外生枝，大谈史学方法或历史哲学。惟史学史以史家及其史籍为重，自宜谈撰写史籍之方法。历史哲学为哲学家所优为，史学家虽未必有历史哲学，但应有哲学思维，亦即史家运思之知识背景，自宜究之。

 我自读史以来，即喜索中西有关史学之书读之，读后习作札记，日积月累，不盈倾筐，于1988年出版《史传通说》一书。因读《文心雕龙》“史传”一篇，文虽精简，然史学史的要义已见，有待开展其蕴意，故而将其要义分为载籍、记事记言、彰善瘅恶、春秋、左传、战国策、太史公、传记、班固、后汉诸史、陈寿、晋代之书、百氏千载、盛衰、石室金匮、诠评、总会、诠配、信史、记编同时、素心、直笔、贯通、史任，计24题，发中西蕴意的异同，随心赓扬，折衷求是。史传兼通中西，固不必再冠以中国或西方矣。                              

我于2002年出版《史学九章》，是九篇论文的合集，从九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史家及其史学。我讨论四位西欧四家，两位英国人，一位德国人，一位法国人。第1章写18世纪英国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我受先师宜兴徐子明先生的影响，爱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此书因叙事精彩，行文如汪洋姿肆，大发史以文传的义蒂。我从购读早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的3卷本翻印版，到近年八卷原版精印本，我收集此书有5种版本。第2章写西方现代史学之父德国史家兰克，此公开档案研究风气之先，立下原手资料、文献考订、精确叙事、客观求真等基本原则的现代史学。兰克著作等身，主要是欧洲史，久无汉译，中国读者极少，但其史学方法经由伯伦汉（Ernst Bernheim）巨著的综合，影响深远，中国现代史学也不例外。但兰克“如实所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一语，在英语世界颇有误解，以为兰克要把史学科学化，德裔美国史家伊格斯（Georg C. Iggers）已有文辨之，因忽略了兰克仍一本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以来的叙事传统。第3章写20世纪最负盛名的英国史家汤因比，他的10卷本《历史研究》虽名重一时，但与当代史学界的主流派背道而驰，他从事的是历史哲学，而自以为可以把历史科学化的另类尝试，其结果宛如花开花落，终于凋零。我在检视他所写中国文明部分，也有不少谬误与难以成立之处。第4章写法国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他的《地中海世界》一书闻名于世，当英译本出版后，引起美国的轰动，在历史年会的书展亲眼看到抢购的热情，我首先将此学派介绍给中文读者，我译为安娜学派(Annales)，是音译，后来通行的译名是“年鉴学派”，不悟年鉴乃此派最藐视的史体，以此名之，殊为不妥。此派于20世纪后半期，异军突起，成为西方极具影响力的史学流派。布罗代尔的著作与史学思想，很可以反映此一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我有鉴于西方史家视中国传统史学为“儒家史学”而轻之，于第5章写西方史家如何理解与误解中国传统史学。我也看到中华史学素重中央史观，受到西方的影响之后，应重视地方史研究，自可扩大史学眼界，若将中央史与地方史一分为二，甚且褒地方史而贬中央史，幷不可取，两者应可相辅相成，故于第6章讨论如何将中央史与地方史重新整合。中国史学在西潮影响下进入现代，除了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外，章太炎也是先驱人物，却受到较少的注意，故于第7章谈谈章太炎的新史学。太炎虽不可能知道兰克的著作，但很可能从日文受到兰克史学方法的启迪，因而对旧史有所批评，并主张以可靠的史料重写国史。在章、梁的先导下，疑古与整理国故蔚然成风，中国现代史学一直在追寻客观信史的高贵梦想，想以档案数据与考据方法，重建客观而真实的历史，编排史料，美其名曰让史料自己说话，或利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来处理史料，然仍不免以论带史，以偏盖全，形成中国史学在现代转折中出现的所谓史料与史观两大学派。其实两者乃是史学不可分的一体两面，岂能一分为二？钱穆虽是章太炎的晚辈，但他的史学几乎看不到一点外国的影响，我曾问撰写《新史学九十年》一书的许冠三，为什么他的书里没有钱穆？他说钱不是新史家，但没有解释为何新时代的钱穆仍然是旧史家。钱穆毕竟是20世纪中国的著名史学家，美国网上历史书评于20世纪末，总评百年来重要的史学著作，约我评估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的英文稿已在网上发表，后应邀参加纪念钱穆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根据英文书评扩大写成论文，将钱著与梁启超同一书名的书作一比较，发现不少有趣的异同，收为第8章。后现代重视文学批评与语文哲学，又提升了史学的文学性格，幷使人重新感到文学才是史学的近亲，社会科学不过是近邻而已。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他具有高深的人文素养，早已洞识先机，认为历史只是史书，既往之事渺难追寻，惟残存于史书，而史书乃是文学创作的一种，但他仍肯定历史乃求真之学，真相虽不可尽得，仍须尽量求之，斯乃史家的天职。钱氏以文学家旁观史学，我将其所见，约为五则，推广引申其说，写成第9章，证明钱先生山外看山，更能见及庐山的真面目。

六

中国旧时代史家无不能诗，故咏史诗汗牛充栋，史笔自在其中。诗人多兼史家，所作咏史诗在史学史中应有一席之地。咏史诗就是以诗歌的形式或体裁，表达史事、史意与史识。我于2004年撰就《诗情史意》一书，探索史笔与诗心的融通和分际，既可从诗情中探史意，也可从史意中见诗情。斯编之作，即取此义，俯仰于诗与史的氛围之中，有所发抒。出版社介绍说：以借诗论史，以史赏诗，吟咏古诗，笑谈国史，开赏诗论史的风格。钱钟书先生说得好: “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诗与史虽有本质之异，既可会通，又不可尽通。杜甫的《石壕吏》 一首，写出战乱的凄惨，透露民不聊生的社会史实况，极为传神，不愧是直书的史笔。宋人计敏夫撰《唐诗纪事》，综合一代之诗，记一代之事。清末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以诗为经，以史为纬，能窥有清三百年的盛衰，以及治术与人才的升降消长。中华诗法，赋、比、兴三义中的赋，“直书其事，寓言写物”，最宜述古。诗人笔下的真知灼见，观古察今，史论、史评便出于其间，史识高低亦能展现其中，岂非史学史“拼图”不可或缺的“一块”吗？

述古的诗篇，自汉代班固以诗语叙述孝女缇萦故事以来，直书其事的歌诗络绎不绝。西晋卢子谅咏叙蔺相如诗，述完璧归赵与负荆请罪故事，一如史书。东晋陶渊明咏刺客荆轲，不异《史记》的本事。至清初吴梅村咏项王庙：“救赵非无算，坑秦亦有名，情深存鲁师，气盛失韩彭，垓下雕难逝，江东创不成，凄凉思画锦，遗恨在彭城”，吟出楚霸王失败之故，而其人行事之气质也蕴藏其中。张茂稷《读史偶感》：“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岂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更亡秦? 丹心已负红颜改，青史重翻白发新。永夜角声知不寐，可堪思子又思亲”，写出吴三桂一生最刻骨铭心的经历：降将的反复毕露无遗，既无汉将李陵的苦衷，失节30年未尝图谋恢复明室；想要挽救明朝，引清兵入关，却导致明朝灭亡。明亡之后，既已降清，又要亡清。他叛明时，年事尚轻；临老叛清，夜闻鼓角，能不思及其父因其降清而陨，其子因其叛清而死，如何睡得着觉? 诗人掌握历史人物的一生事迹，秉笔直书，不无春秋之笔。诗人的史笔似乎更能传达历史意象，可称56字的评传。刘克庄咏荀子五言绝句云：“历历非诸子，骎骎及圣丘。乃知焚籍相，亦自有源流”，道出本事：秦相李斯倡导焚书坑儒，实源出儒家的荀子。荀子独宗儒术，已开唯我独尊的先机。李斯虽是儒家的叛徒，史论却源自儒家，不啻是以一首五言绝句写出的历史翻案文章。 

唐宋以后，儒家道德史观日渐根深蒂固，诗人融经凿史，笔法趋向褒贬深严，情同春秋笔法。史家笔下的负面人物，诗人贬之；史家笔下的正面人物，诗人褒之。不过也有异说，北宋王令于儒学大盛之世，写出《读孟子》七律，严厉抨击亚圣：“去梁无故又辞齐，弟子纷纷益不知。天下未平虽我事，己身已枉更何为。后来谁是闻风者，当世何尝不召师? 士要自高无顾世，遗编今亦有人疑。”此诗将孟老夫子自梁至齐，讪讪惶惶，迂阔无成，连自己学生都难以理解的情状，写得甚是传神。孟子虽有天下事舍我其谁的胸怀，但禁不起挫折而去梁辞齐。凡有德之士，高风亮节，行如草上之风，绝不曲学阿世，而为帝王师；孟子之不遇，便事出有因了，其遗编仍有人疑，也就不足为奇。足见七言律诗也具史笔，且更能传神，更具批评力度。

于此可见，诗人咏史，常常能以极为精简的语言，总括历史经验，例如唐皇李世民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及南宋文天祥的“时穷节乃见，一一照汗青”，言简意赅，可称史事的通则。诗体也能蕴涵历史哲学，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写的《放言五首》，以史事印证哲理，许多事似是而实非，如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引申到人似忠而实奸，似奸而实忠，非经试练与考验，难定是非、辨忠奸，因而有“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的传世名句。以周公与王莽事迹证明“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的哲理，自古以来经长时间的观察，始见贵贱之无常：“谁家第宅成还破，何处亲宾哭复歌。昨日屋头堪炙手，今朝门外好张罗。”不论贵贱，结局相同。然则，人生夭寿又有何患：“松树千年终是朽，槿花一日自为荣。”无须恋世，也不必厌生。历史上的“生去死来”都成了幻人，“幻人哀乐系何情”？乐天这组七言律诗，写出是非、忠奸、贵贱、寿夭等相对性历史经验，言虽短而哲理意味长。

或谓诗尚虚，为史之大忌；其实视史如诗，非欲舍真就虚，而是要增添叙事的美感。唐人刘子玄曾说：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叙事则以简省为要，简省须知隐晦之道，此道就是诗道。故刘氏又说：“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 观近史者，得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此话批评史笔缺乏诗心，因而冗长乏味。所以史蕴诗心，才能写出好的史书。刘子玄用晦之道，刘彦和解味曲包之说，莫不关涉到史笔的流畅与美感，要求真与美之结合。司马迁《史记》疏荡而有奇气；司马温公《通鉴》，庄严信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行文恣肆，结构宏伟；米什莱（Jules Michelet）之《法国史》，使往事复苏，中古重生，无不具有诗体之美，都可说是可以歌咏之史。

西方史家也重视诗，有谓诗乃“人类精神要素最完备的象征”。诗贵咏唱，最初发为宗教之声，表达灵魂的呼声，展现人类的精神面貌，故亚里士多德认为诗较史更具思辨的深度。史家欲探人心深处，有赖于诗；欲洞悉一时代及其众人，亦有赖于诗。诗既可增加对人性的了解，诗心是想象之母，于认知之余更增敏锐的直感，直感也就是诗感。英国大史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深信，史虽有赖于科学方法，实与诗密不可分，诗心更能使史笔洞察生命的奥秘，掌握时代精神的脉搏。想象力与同情心乃是理解历史之所必需，甚至以为史乃真人实事之诗，比小说更能引人入胜，因“诗心之伟大，端能揭露历史表像的面纱，而见事之真与美，谓之‘诗般之史’（poetico-historical）”。诗心最具美感的敏感度，也最能表示历史现象之真与美。诗之敏感方能观察人事的深层结构，叙事得以栩栩如生。卡莱尔批评伏尔泰之史书，犹如“仓库里整齐的货品”，断非诗般之史。诗情史意最能感动往事，而此感动实来自敏锐的诗情神悟。史意乃诗意的特殊表现；然则，诗体与史体虽然有异，史体之设计、写作、风格、议论、行文、遣句，若具诗心，史与诗犹如双璧，岂非更加完美?

著名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更说：诗比史更为庄严，能为史提供最纯美的泉水，活络人性的洞察力，以便照明史事，暗合朱熹诗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情可说是史意的活水。布氏又说：“诗是最古老的历史，远古的神话大都披着诗之外衣”，之后进入史诗时代，最后诗才归宗于文学。布氏也直称史乃诗的一种形式，认为艺术与科学两者实属同盟，似相反而实相成。事实上“就了解人性而言，诗心远胜于史笔”，故而诗人的才智高于史家。布克哈特之言，将内感与想象置于理智之上，似有失客观，西方近代实证派史家认为艺术与科学两不相容，影响所及，史书写得虽较真实，但甚无趣。故有赖诗心才能培育历史眼光，洞察历史的精髓，于传真之余，更能传神。史家若不为旧闻所没，必有赖诗心以澡雪古人古事的精神，更能达到传神的目的，故史家治史，智度之外尚需神会。此即德国史家蒙森所言“史家宜具神悟之才”，而神会妙悟莫愈乎诗，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诗道之空灵婉约正可为史家神会之助，诗心之柔肠何妨史笔铁腕论断？诗情史意岂能被史学史作者所忽略？　　                                                                                             

七

我于2007年完成《后史辨》书稿，因疫情与校阅费时，书于2024年5月始问世。清人袁枚因质疑《尚书》而撰《金藤辨》，顾颉刚质疑中国古史而有《古史辨》，我此稿质疑后现代史学，故称《后史辨》。除质疑后史的极端言论之外，正视后现代风潮对史学的冲击，知其源流、明其性质、检讨其后果，察其后续之影响。后现代理论无疑逼出潜在的历史知识论与历史本质等基本问题，不容忽视而宜面对。后现代理论自1980年代以来，使史学危机到了“亡史”的地步。现代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本来就愈来愈不感兴趣，历史也就愈来愈不受重视。20世纪的史家又想把史学科学化，结果史书成为枯燥的科学报告，读者却步。更严重的是，许多史家也怀疑史学求真的可能性，认为历史都有政治动机，历史上的英雄与凡人无异，不足深论。后现代主义遂乘虚而入，认为历史不少真实的既往，而是当今的迷思，想要颠覆实证史学，也有史家为之呼应，觉今是而昨非。按后现代理论家几皆哲学家、文评家，他们挑战绝对可靠的知识，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带有价值观，所以应该打破旧科系，重新作科系整合，于是历史系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后现代理论有几个流派，新历史主义派认为人文世界只是文本世界，真实的世界永远无法获得，彻底否定了西方现代的史学方法。结构主义派以结构来规范文化，文学，经济之类，个别因素有特殊性，但既在系统之中，不自然而然会依规范而动。史学若在结构之中，不见了时间因素，而时间因素乃历史的根本，若谓文字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史家遂无重建史事的可能。所谓后结构主义，不是反结构主义，而是在美国因德瑞达与傅柯而兴起的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虽然众说纷纭，其主要内涵不外包括尼采与海德格在内的反现代思想，也等于是反西方现代的主流思潮。聚焦于被压制的次文化，亦因而崇尚通俗文化，解构其符号，呈现其隐藏的意识型态。又有“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是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掌控与剥削过度，“公众社会” (civil society) 受到压抑，社会大众成为没有思想的大群体。后殖民主义则是后现代主义的盟友，最有名的学者是扎伊尔（Edward Said），他痛批西方强权制定的真理和真相，认为三百年来的史书都是帝国主义殖民的工具。法国学者瑟图 (Michel de Certeau)认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迫害，七百年来的史学乃是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的工具，主张被压迫者的出头天。写作绝不是客观的，历史是写作的一种，所以与小说无异。后现代理论重新考虑历史的文学性与叙事史，对弱势群体与次文化的重视，可以增强史识，注意到从前所忽略的课题，诸如妇女史、儿童史、医药史，以及身体、情欲、隐私等研究，但明显有过激之处，风尚支流而忽略了主流，对史学本质也欠深刻的了解，而且有先天性的自毁性格，据其绝端的相对论，则其自身的理论，且非也是相对的？换言之，既然确切的知识可以否定，则后现代理论岂非也在否定之列? 我的这本书稿先综述史学从现代进入后现代的过程，说明“后史”并非“现史”的继承，而是对“现史”的颠覆与“反叛”，并非无故，信史难求的疑虑始终挥之不去。接着介绍后现代的史观，来自许多后现代主义理论，理论大师几皆哲学家或文评家，未必深谙历史而欲解构史学。继而检视后史挑战信史之说，此说以为历史固然出自史家之手，文献往往无征，但是史家自有其学养与风骨，凭有限之史料未必不能探知相当的真相。学科未臻完善，岂仅史学而已？历史叙事原是史学的大国，近年更有复兴叙事的呼声。后史强调“转向语言”(linguistic turn)，讲究书写的文学性，于历史叙事自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不取叙事非真之说，必须求真而后叙之。吾稿然后述及因叙事而有新的文化史之流行。新的文化史在方法与内容上，都与传统的文化史很不相同，聚焦于小人物，多讲故事而不失故事的文化背景与意义，但新的文化史并不属于后现代的作品，其作者群并不认同史可言虚，也不以史学即文学为然，出版的佳作不少，值得细表。然后省思吾华传统史学，后史颠覆西方现代史学，被西方现代史学取代的中国传统史学岂不值得省思？吾华旧史经后史风潮后如何评价？或可将传统史学要义，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史学比而观之，洞悉彼我长短，以重建具有主体性的中华史学。最后展望环球史的趋向，后史批驳现史，触及西方现代史学的中心论，促使环球化时代突破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而从事包揽环球议题的历史研究与写作，中国史学亦势必要参与其中。环球议题诸如国际贸易、环境生态、气候变迁、天灾人祸、人民苦难等等。此等议题必须跨越国家的疆界与地区的限制，才够完整。环球史或可视为后史风暴后的新趋势，至于建立跨文化的环球史观，尚犹待今后世界环球化是否能持续的发展。                       

新冠三年，深居简出，于2023年写成《史传通说》的姊妹编《史义通说》，已定于2025年由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西方有识之士，渐知史学非西方一家独有：英国史家崔佛言（G. M. Trevelyan）说：“史神殿堂内有很多的屋宇”（in Clio’s house are many mansions），法国史家布罗代尔说：史如江河，非仅一条，无不可以相互参照。史学是人文学科，属于“心界”，有别于自然科学之属于“天界”。人的心灵、思维、感情，治史者不会轻忽。因文化各异、史迹不同，价值观也不一样，故而即使相同的事实，认知也未必尽同，即思想史家伯林（Isaiah Berlins）所谓 “文化多元论”的义蒂。所以泰西不应再持 “欧美文化中心论”，世界文化不一，并无绝对的普世价值，不同文化各有其特性，无分高低。史意出自作者，有其主体性，更何况中西传统之间的异同很大。所以想要将西方文化全盘移植到中土，必然会有扞格。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倾心西化，以洋人为师，范式与理论莫不以欧美为尊，而以中华学统有违时尚，遂欲弃如蔽履。五四百年后的今天，吾华的物质文明已大有可观，惟精神文明已有沦为西方的次文化之虞！我们数千年源远流长的传统史学，家藏之富，不应沦为博物馆内的陈列品，视为已死的蜕迹。我写史义通说，意在一窥旧史的特色，分述不辍的传承，阐发丰富的史论，反思众多的范式，提炼旧史的精华。窃思继旧开新的契机有二：其一、不宜盲目依傍西方学理，贸然削足适履，苟欲求取学理，须从国史经验中获得。其二、史学既须自我作主，即洋人所谓的“自主性”，然则历史的语权断不可丧失。此权若失，听命于人，奉泰西为圭臬，真有亡史而裂国之虞！何莫弘扬文化多元义谛，明心界有异于物界，史学乃人文之学，自有归宿，不与科学同科。中西史学虽然途径有异，但同归于说明事实与阐释义理，更有不期相契，神会妙悟之处，若将他途与我径混为一谈，难分蕉长与橘圆，或枉加比附，而自称莫逆，必然荒腔走板。我们应该做的是：上接已有断层的传统，发其丰沛的潜在资源，去芜存菁，旁参西学，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借照邻壁之光，才有助于旧学的翻新，而后建立自主而有特色的中华史学。西方尊兰克为“近代史学之父”，其史学方法不以今情论古事，而以档案为重，语文考证为要，条例内外考证详尽，遂认为兰克语文考证优于乾嘉考据。不悟吾华考据之学，源远流长，训诂长技源自汉学治经之法，汉学家治经素重文字训诂，从文字学入手，校勘文字，辨音读，阐释字句，辨伪纠谬，考定版本，究明典制名物，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不取主观武断，忌惮肆意发明经义。吾华先贤考据的精深，譬如绣花针的细密，何逊色于兰克的实证史学？兰克以档案辨真伪，而疑古辨伪亦中华传统史学之所擅长。而民国疑古史家奉泰西信史之说，以吾华古史不可信，直至晚近才“走出疑古时代”。中华传统史家何尝不知无征不信，有征未必尽信，文献不足征则阙的义蒂。

八

我自2003年自美退休后返台长住，更能就近经常来往于海峡两岸，北京师范大学大与华东师范大学尤为南北两大史学史研究的重镇，其规模之大，研究人员之多，举世罕见。我有幸得与两校的史学史专业学者交往，趋前拜访，并有缘与诸多史学史学者相识，如北师大刘家和、周文玖、瞿林东、吴怀祺、汪高鑫、张越等教授，南开大学的乔治忠、孙卫国等教授，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红岩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与李孝迁两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江湄教授等，他们皆以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为专业。我也曾在台湾嘉义中正大学举办“台湾当前史学发展工作坊”，集合在台研究史学史同仁于一堂，共商史学史，北师大的吴怀祺适在中正大学访问，也参与讨论，并曾合照留影。今承李孝迁教授嘱写此文，历历往事，草草写就，未知能备史学同好一览否？                       

                                                                             2024年7月8日

（原刊《历史教学问题》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