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汉之际，关中大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就连地下世界也无法幸免。赤眉军的肆虐使得西汉诸陵几乎全被盗掘，那些曾经奢华无比的帝陵，成为了盗墓者眼中的宝藏。西汉时期，厚葬之风盛行，帝王们追求死后世界的奢华，陪葬之物不计其数，从金银玉帛到车马人偶，珍禽异兽，应有尽有。然而，这种奢华也为陵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盗墓活动屡禁不绝，不少人为了富贵，不惜赌上身家性命，也要盗掘陵墓。
《晋书·索靖子綝传》中记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西汉帝陵的修建耗费了天下三分之一的财力，只为营建一个死后的居所。武帝的茂陵修筑时间长达53年，其中的财物足以让无数人成为巨富。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盗墓活动自然无法禁绝。关中沦陷之后，赤眉军不仅发掘帝陵，洗劫宝物，甚至还有人侮辱尸体，连吕后也不能幸免。这一幕幕惨状，让人不禁感叹汉室威严的荡然无存。
然而，在这场浩劫之后，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却对陵墓的建设有了全新的思考。建武五年（29），刘秀下诏修复长安园陵，西汉帝陵的惨状在他心中留下了极大的阴影。在为自己修建寿陵时，刘秀决定一切从简，不起山陵，希望这样能让自己的陵墓永远安宁，不被打扰。这一决定，也开启了东汉帝陵的新篇章。
建武二十六年（50），刘秀来到邙山为自己的陵墓选址。在临平亭东南处，他看到了一片地势高敞、襟山带水的风水宝地。如果死后能长眠于此，那么子孙万代都将因此而受益。将作大匠窦融也表示，这里空间足够宽裕，适合大兴土木。于是，北邙山再度迎来了长眠的王者。
东汉的帝陵布局与西汉截然不同。根据《帝王世纪》的记载，东汉帝陵可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洛阳城西北方向有5座帝陵，被称为“邙山五陵”；东南方向有6座帝陵。这些帝陵与西汉帝陵相比，面积缩小，设施简化，结构减省，大量随葬瓦器。这些都要归功于刘秀的提倡，他希望能像汉文帝一样实行薄葬。
汉文帝是西汉诸帝中的一个异类，他修陵墓时用瓦器，也不起封土，开创了皇帝薄葬的先河。刘秀推行薄葬，应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然而，严格意义上说，两汉的薄葬其实并不薄。汉武帝时，就有人从霸陵盗取钱币，将大量货币埋入地下，显然是厚葬的行为。刘秀之子、中山王刘焉死后，也是大修陵墓，极尽奢侈。
到了曹魏时期，帝陵规模继续缩小，不封不树，帝陵无地表标识，陵寝建筑也少，也没有珍贵的陪葬品。曹丕在《终制》里说得明白：“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从长安到洛阳，不知上演了多少厚葬致祸的惨剧。无论多么显赫的权势，总有消散的一天。
刘秀自然无法想象两百年后的场景。在他的时代，新王朝正冉冉升起。若要奠定万代之基业，必须解决一个名分问题：再建汉朝，究竟是中兴，还是创业？到底是尊崇汉统，还是别于汉统呢？当时的长安被攻破，宫室焚毁，帝都成废墟，典章图籍不知所踪。汉家制度无从传续，旧典不存，也无旧臣。刘秀的身边基本上都是豪族强宗，他们成为了东汉王朝的支柱。
或许，东汉陵墓规模的缩小也与此有关。在西汉时期，国家掌握了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刑徒，他们是修建宫室陵墓的主要劳动力。到了东汉时期，很大一部分人口要给豪族吃掉，国家能够役使的劳动力减少，如何能完成西汉那般规模宏大的工程？地下世界还有许多变化。西汉时期皇帝和皇后虽埋葬于同一陵园但位于陵园内的不同位置，但在东汉帝后却葬于一室。这很可能是受南阳豪族墓葬传统的影响。刘秀的舅舅、南阳豪族樊宏死时遗言要求与夫人同坟，光武帝十分赞同还推广这种墓葬方式。
再比如西汉承秦制陵寝坐西朝东。王莽由儒生而皇帝附会周礼托古改制陵区逐渐有转为南向的趋势。到了东汉刘秀以及诸功臣多半习儒术因此东汉帝陵采用死者头向北、陵墓朝向南的周礼。这些变化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汉制已然走上了另一条路。所谓刘氏天下是刘秀的刘。
当然刘秀不可能公然宣扬此事为了收拢人心他必须坚称自己是“中兴之主”。然而洛阳的确还存在着一个群体：他们忘不了旧日的辉煌同情前汉思念长安。建武十八年（42）杜陵人杜笃上书建议迁都长安：“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一时间身居洛阳的长安耆老都动了怀乡之情纷纷怅然伫立向西边望去。
这群“遗臣”因乡情旧谊联合在一起试图通过亲近太子刘彊来达成回归长安的愿望。然而刘秀是一个开创基业的君主不可能活在西汉正统的阴影下。况且他要依赖南阳、河北的豪族必须坚持关东本位那么洛阳就是最好的选择。后来扶风安陵人班固写下《两都赋》高度赞美洛阳文中还说汉祚中缺光武帝的出现拯救了天下堪比“天地革命”。长安已然远去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刘秀去世之后汉明帝继续为东汉“正名”。然而明帝为了尽孝不听父亲遗愿在原陵大兴土木。这也使得原陵在东汉末年就被盗掘一空了。曹丕对此评论道：“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明帝不仅违背了刘秀的遗愿还大兴上陵之礼。他有意把这个典礼还原成朝政场景，如此折腾就是为了让光武帝的神魂看看这大汉天下。
然而明帝选择违背刘秀的遗愿大起封土也有别的考量。他通过对光武帝顶礼膜拜来构建东汉王朝的法统。然而东汉王朝也陷入了困境之中。豪族依然是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再没有像汉光武帝、汉明帝这样的君主能够抑制他们了。
很不凑巧的是东汉屡屡出现皇帝早卒幼帝即位的现象。除了汉献帝之外汉章帝以后的所有东汉皇帝都活不过40岁。皇帝幼小不得不依赖母后外戚势力坐大。外戚操纵废立扶持年幼者上位；而“外立”的皇帝缺乏根基又不得不依赖外戚。等到皇帝亲政不甘心大权旁落利用宦官打压外戚宦官也步入权力中心。等到下一个新君即位又再次开启一轮外戚、宦官专权如此恶性循环。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士大夫奋起反抗最终酿成“党锢之祸”。等到袁绍消灭宦官才算终结这一循环。然而士大夫的崛起并没有破坏豪族政治只是取代了外戚宦官的位置。东汉已是名存实亡。在魏明帝曹睿时期，他得知原陵被损毁，牧童践踏其上，大帝之冢残破不堪，于是下诏封禁山陵。这时洛阳已经从董卓之乱中走了出来重现当年繁华。而北邙山上高墓大陵萧条依旧只有参天古柏无言地诉说着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