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从来都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它需要面对无数的挑战和阻力，需要智慧与勇气并存，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改革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和阻挠。其中，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清朝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咸丰皇帝仓惶逃出北京，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䜣负责与洋人议和。奕䜣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了语言不通带来的尴尬和被动。于是，他决定改变这一现状，请求咸丰皇帝批准设立一所官办的外语学校，以培养通晓洋文的人才。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京师同文馆的诞生。
然而，同文馆的设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它就面临着缺老师、缺学生的困境。满人高层根本不屑于让子弟报考同文馆，认为学习洋文是“奇技淫巧”，正经人家的孩子都应该以考科举功名为正途。即使后来放宽到汉人子弟也可以报名，也应者寥寥。最终，在同文馆开设英语、法文、德文等课程后，学生数量才逐渐多了起来。
但是，奕䜣等人很快发现，仅仅以培养“翻译人员”为目标是不够的。洋务运动不仅仅需要语言人才，还需要懂得西方天文算法、火器轮船机器制造技术的人才。于是，1866年12月，奕䜣上奏请求在同文馆下设立“天文算学馆”，以培养更多的实用型人才。
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一个叫张盛藻的人率先站出来，他认为天文算法应该由钦天监的人去学习，制造工作应该由工部的人去学习。科举出身的堂堂读书人，怎么能去学这些“奇技淫巧”呢？他甚至讽刺说，如果真要自强，不如从整顿纪纲、明政刑、严赏罚等大事做起。
张盛藻的言论得到了很多朝堂上下人的支持。他们认为，设立天文算学馆是“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是“师法夷裔”的耻辱行为。他们担心，一旦允许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学习西洋的科学知识，将会打破中国传统的科举晋升之路，导致“贬值”和“投机取巧”。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这将形成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对旧有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
然而，慈禧太后却站在了奕䜣这一边。她认为天文算学是儒者所当知的，并不是“机巧”。她指出，设立天文算学馆只是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不是舍圣道而入歧途。在张盛藻的反对被化解后，一个更大的人物——倭仁出场了。
倭仁是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总理户部大臣，更是同治皇帝的老师。他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理由是“华夷之辨”。他认为“奉夷人为师”是“求一艺之末”，并且担心这将导致“科甲正途”的体系和人心的扰乱。他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的地位远高于张盛藻，所以慈禧看到奏折后当即就招倭仁入宫面议。听完倭仁的意见后，慈禧把他的意见转给了奕䜣领衔的总理衙门。奕䜣等人不敢怠慢，在回奏中再一次阐述了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之深，并强调西洋的那些东西绝非“一艺之末”。他们还把曾国藩、李鸿章等支持洋务的大臣们的奏章一并整理呈交，以表明这绝非他们一家之言。
然而，倭仁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很快又发起了第二轮攻击，再次上奏反对增设天文算学馆。他提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认为如果真的要学习天文算学，也可以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这一观点立刻被奕䜣等人抓住了反击点。他们上奏说：“既然倭仁大人您这么说，您肯定知道我们国家哪里有天文算学的人才。请您另找一个地方重新开个馆，专门教授您找到的那些人。国家前途有救了啊！”看到自己被顶到了杠头上，倭仁立刻嘴软，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人才。
而慈禧的态度也已经很明确了——支持办馆。她指出：“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然而，就在事情即将平息的时候，一个小石子又被投进了水面。
这个叫杨廷熙的人是个候选的直隶州知州。他借天下大旱、皇帝广开言路的机会，上了一封奏折。他把这次“天下大旱”和“增设天文算学馆”暗戳戳地扯上了一些联系，然后说自己有十条“大不解”。他质疑为什么要向仇敌去学习，担心洋人会给我们喂“迷药”，消解我们的“忠义之气”。他还认为那些洋人教出来的中国人会和洋人沆瀣一气，成为他们的代理人。他甚至提出宋代蔡京等残害忠良时把人关进去的地方就叫“同文馆狱”，现在“同文馆”和它同名，请取消这个机构。
杨廷熙的这条奏折洋洋五千字，而且在上奏前让家里准备了一口棺材，表示这是一次“死谏”。然而，这份奏折在当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得到了很多的赞扬。连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称赞这个杨廷熙“有胆有识”。
然而，这份奏折毕竟也只是一颗小石子。除了最初泛起一些涟漪之外，后面就没了动静。因为慈禧对这份奏折的回复意见很快下来了：“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
事实上，在这次同文馆之争中，一直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慈禧的态度。虽然那时的慈禧刚经历辛酉政变而垂帘听政不久，不能像后来那样完全说一不二，但基本上还是大权在握的。她总体要和支持自己上位的重要同盟恭亲王奕䜣保持步调一致。
从一开始，慈禧就试图保持中立。但当倭仁站出来反对时，因为她体量太大，慈禧必须谨慎对待。所以她不仅立刻召见了倭仁听取他的意见，还把他的奏折交给了总理衙门。这个看上去是在“踢皮球”的行为，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给总理衙门一个辩解的机会。在总理衙门的第一份反驳上来之后，慈禧除了公开外，还多了一个动作：让各督抚都传阅——这其实无形之中就是一个表态。
果然，心领神会的奕䜣在第二轮反击中的言辞明显更激烈，并且直接抓住了倭仁关于“天下之大不患无才”的那个漏洞。在倭仁讨饶“不敢妄保”之后，事情本可以结束了。但慈禧却不依不饶，还是要求倭仁要“随时留心”人才，一旦有人才就要“设馆教习，以收实效”——这基本上等于是在揶揄人了。
这还不算，慈禧还任命倭仁为总理衙门行走，参与到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日常管理中去。这不仅仅是要倭仁去当奕䜣的下属，更可视为故意“羞辱”他，要他去干自己反对的事。结果倭仁再三请辞都不获批，最终只能假装说从马上摔下来，无法去上班，勉强过关。
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说慈禧所有的决策出发点都源于她和奕䜣是“攻守同盟”。事实上，在1867年前后，叔嫂之间已经有了一些猜忌和隔阂，远非当初那样“铁板一块”了。慈禧确实也有敲打“守旧派”的想法，毕竟她比他们要看得远一些。同时，她也看到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一干封疆大吏迫切希望推进洋务的诉求，也必须要有所回应。
可以说，“同文馆之争”最后是得到慈禧强力支持后，才推行下去的。但是，最终的效果却并不如人意。天文算学馆的第一次招生考试，一共只来了98人。考试当天，有26人缺考，最终只来了72人。就算这72人，也绝非奕䜣之前设想的，都是“科举正途”之人，很多都是考科举无望，来碰碰运气的。
倭仁的势力虽然败了一阵，但却得到了很多人的无声支持：在不少省份，正规科举出身的人报名参加天文算学馆考试的几乎屈指可数，甚至没有；有的省的同乡会命令：不允许会内有人去考试，不然开除。而有的就算报考了，也羞于向别人承认。最终，72人中勉强录取了30人，半年后淘汰了20人，只剩下了10人。奕䜣等人最后商议，索性还是把这10个人并入原先同文馆学外语的八旗子弟中去。当年争一时争来的“天文算学馆”，算是名存实亡了。
回顾这场同文馆之争，我们可以看到改革之路的艰辛与曲折。面对阻力和反对声音，改革者需要坚定的信念和智慧去应对。他们不仅要阐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还要化解各种误解和疑虑。同时，改革也需要得到高层领导的支持和推动，才能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