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远求索觅同道:毛泽东和他的师友们

文摘   2024-12-20 15:55   陕西  


摘自新周报 2024年12月19日 




导读

20世纪初期,时任湖南省立一师校长孔昭绶聘请了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老师传道授业。风云际会中,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纷纷前来求学。他们在这里完成了从爱国学生到革命家、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




01

师生同道
时光倒回到1913年春天,那时毛泽东是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他尚未满20岁,留着寸头、眼睛大大的、双颊鼓鼓的,刚刚被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录取。次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以下简称一师),于是,他来到长沙城南的妙高峰下,叩开了一师的大门。毛主席后来回忆起在一师的日子时感慨:“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刚进入一师的毛泽东,是个酷爱读书的青年。正如他所言:“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在一师求学时,毛泽东不仅保留着读书的爱好,还在徐特立的教导下,养成了“不动笔墨不读书”这一学习习惯。
从1913-1919年,徐特立任一师教育学、教学法教员兼教育实习主任。当时,徐特立已是享誉湖南教育界的“长沙王”,学生遍布长沙的各个领域。徐特立任教的时间贯穿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的5年半,他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毛主席曾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即杨昌济)先生,一位是徐老。”“徐老”便是指徐特立。
给一师的学生们上课时,徐特立注意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在课外自由阅读的好习惯,但也有很多年轻人贪多求快,不求甚解。徐特立便以自己的经验相告诫:“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抄书中精彩的地方。”于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就成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毛泽东十分推崇徐特立这一学习方法,在阅读时一定要随身携带的“三件宝”之一便是笔记本,他会在上面十分细致地写下自己的点评和见解。在一师求学的5年半时间里,毛泽东在书边空白处或笔记本中写了不少于百万字的批注、评注。
读书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他和同学们谈论起时事,总是了如指掌,还有了“时事通”的绰号。1916年,毛泽东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写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还断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后来,“预言”果然应验。
1918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一年后,徐特立也离开一师,毅然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年过半百的徐特立在1927年积极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延安从事革命教育工作。这对志同道合的师生从一师校园走向了革命战场。
1930年,53岁的徐特立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央苏区宁都小布镇,与正在这里指挥第一次反“围剿”的毛泽东相遇。一见面,毛泽东就热情地说:“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起来了!”1937年是徐特立的六十大寿,毛主席特地为老师写了一封祝贺信。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徐特立也非常敬佩他这位学生。有一次,徐特立听到有人对他的孙女说:“你爷爷是毛主席的老师。”他连忙摆手说:“快莫这么说,快莫这么说,毛主席是我的老师。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听过我的课,我只是他的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在旧社会,我想对人民贡献一点力量,但摸索了几十年,找不到出路。1927年我读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到启发,看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就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懂得了革命,从此以后,我总是向毛主席学习。”

02

亦师亦友
除了徐特立,毛泽东在一师还有一位敬佩的老师是杨昌济。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提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昌济留过学,又博学多才、人品端方,故而吸引着不少求知若渴的青年前来求学问教。杨昌济在板仓的家,学生们去得很勤。毛泽东的好友、一师的学生萧三回忆:“每逢星期日,他们相约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1915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之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
杨昌济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为了锻炼身体、磨炼意志,他废止朝食,主张静坐,还常年洗冷水浴。这种做法也影响着毛泽东等许多学生。平日里,毛泽东除了学习杨昌济洗冷水浴,还和蔡和森等同学利用假期到橘子洲头、南湖港、岳麓山一带游泳、爬山、露宿。此外,毛泽东还根据自己的实践,集合各种运动之长,自创了“六段运动”进行锻炼。
1917年,毛泽东写下《体育之研究》。他明确指出:“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体育的作用在于能“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因此,“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杨昌济的学生众多,但他对毛泽东这株“大木”格外青眼有加。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对这个资质俊秀的学生,杨昌济提供了许多生活上的帮助。1918年,杨昌济受到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出任文科教授。同年8月,毛泽东一行人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了北京。在杨昌济的引荐下,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在这里,他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参加了学术团体,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相爱,并结成了革命伴侣。从此以后,杨昌济不仅是毛泽东的恩师,也成为他的岳父。
1920年,杨昌济逝世前,记挂着毛泽东,他给好友章士钊的信中介绍了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学、品、行”,赞扬毛泽东和蔡和森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03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1915年秋,一份《征友启事》出现在长沙各校,一位名为“二十八画生”的青年诚心求友,他用刚劲的字体写道:“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这份《征友启事》正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在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下,1918年,这群青年更加下定决心要“抱团进步”。4月,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家简朴的农舍里,为了“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他们成立了新民学会。
最初,新民学会有20余位基本会员,包括被称为“岳麓三杰”的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习得一手好字、擅作好诗的萧子升、萧三兄弟;还有年纪稍长的秀才何叔衡等。后来,有更多会员加入了新民学会,人数前后达78人,其中还有向警予等20位女会员以及一师的一些教师。
不久,毛泽东得知蔡元培在北京号召有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消息。新民学会会员们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情高涨。毛泽东便去北京联系预备班、筹措路费,从事会员赴法留学前的准备工作。半年后,为了解欧洲和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张昆弟等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相继奔赴法国,他们的老师徐特立也去了。
蔡和森到达法国后,“猛看猛译”上百种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逐渐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0年7月,蔡和森组织向警予、萧子升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蒙达尼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争论的焦点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
蔡和森明确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萧子升则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革命。经过讨论,两种意见各自拥有部分支持者,都没形成压倒性优势。于是,蔡和森、萧子升等分别写信,将各自主张告诉国内的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
萧子升的信写于8月初。他在信中说:“颇不认俄(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因为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
蔡和森的信写于8月中旬。他在信中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两封信,毛泽东都是在11月收到的。此时的他,也已在目睹和亲历各种主义不断碰壁后,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深思熟虑后,他于12月1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的会友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客观、公正且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的字)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这之后,新民学会逐渐发展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晚年的萧子升回忆:“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而这个“秘密组织”,正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及其湖南支部先后成立。新民学会有近半数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相识在风华正茂的年纪,从同窗好友到革命战友,蹚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出路。 
牛志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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