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李源正 领导文萃 2024年11月19日
1989年到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挫折。在国际格局剧烈变化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经过冷静的战略分析，提出了指导中国外交的“二十八字方针”，推动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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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共产党员网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告诫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经过冷静的战略思考，邓小平提出了指导中国外交的关键原则。1989年9月4日，他在住地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关于中国外交如何应对变局的思想继续发展。1990年12月24日，他在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这就提出了“决不当头”的重要观点。但同时，邓小平也强调，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中国有所作为的方式不是挑战西方阵营，而是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经过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和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就形成了指导中国外交开展的比较成熟的战略思想，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后来又增加了“有所作为”，统称“二十八字方针”。
根据“二十八字方针”，党中央对国际形势作出基本判断，认为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根据这一判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继续执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992年12月17日，他在浙江考察时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少说多做，要努力把自己的事办好，这样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才有更多的发言权。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时说：“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为扭转局面、争取主动，党和政府确定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的两大重点：一是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同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中国外交提供基础性支持力量，创造更加广阔的舞台；二是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必要条件。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睦邻外交，与多个周边国家的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苏联解体是关系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事件。邓小平对苏联国内的动乱早有预见。早在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指出，“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还要很冷静地观察”。他强调，“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乱局没有影响到双边关系发展，中国外交实现了由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中国还抓住机会迅速与苏联解体后新出现的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其他1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改善或建立了外交关系。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1990年10月3日，中国与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1991年11月，中国与越南关系实现了正常化。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还延续了1988年12月印度总理访华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发展势头，推动中印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1990年、1991年中国与蒙古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此外，中国同世界其他地区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也取得突破，先后同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92年8月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54个，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1989年，中国仍然遭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坚持原则，毫无畏惧，不用无原则的妥协换取和解。邓小平曾指出：“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采取政治和经济结合、官方和民间结合的方针，推动日本率先于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随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相继取消对华制裁。经过艰苦努力，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回到正常轨道。经过高超的外交运筹，从1989年到1991年，在西方国家制裁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竟然逆势暴增。进出口总额从1117亿美元增长到1357亿美元，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从114.9亿美元增加到17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100.6亿美元增加到113亿美元。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洪流中，在“二十八字方针”的正确指引下，中国不仅顶住了压力，而且还顺势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黄金增长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