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披荆斩棘、攻坚克难的强大理论武器和制胜法宝。无论是向内的自我治理还是向外的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都非常善于立足中国语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思想智慧和优化实践方案。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取得辉煌成就的宝贵历史经验，是党永葆鲜活生命力和顽强战斗力的缘由所在和要求所指，也是党破解治国理政哥德巴赫猜想的“金钥匙”。《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１]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智慧和优势，其理论出场、话语演绎、历史推进和实践展开都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管党治党领域的运用和彰显，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２]的高超智慧。

一、把握内因的决定性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和第一位原因，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和第二位原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３]，即“通过加强或削弱内部矛盾的某一方面而影响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进程”[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５]辩证地看，内因和外因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内因需要具备一定外部条件才能取得更好成效，而外因也需要内部条件支撑才能发挥作用，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因果，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

重视内因的决定性和根本性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科学方法论，坚持自我革命就是现实呈现。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从“民主监督”的第一个答案到“自我革命”第二个答案，这一理论认知本身就体现对内因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内外因辩证关系的进一步深刻把握。纵观古今中外政治发展史，历朝历代许多统治者之所以难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外部因素固然占据重要部分，但其根源无一例外都在于执政者内部出现了根本性问题，最终致使政怠宦成、人亡政息。任何政治组织，只要其内部卓越先进且坚韧有力，外部阻抗性或破坏性力量的干扰终究是有限甚至徒劳。倘若其内部软弱涣散且弊病丛生，外部力量的冲击很容易加速其内部矛盾升级和扩散，最终危机重重甚至丧失生命力。所以一个政党要实现长期执政，最关键的是内部的自我整治、提升和优化，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的内在缘由和必然逻辑。自我革命在本质上是党自觉进行自我“扬弃”从而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党对自身的“否定之否定”，并非单纯指向“革别人的命”，还要善于“革自己的命”，强调要从内部出发考虑问题，解决的是党自身存在的内部矛盾和问题，依靠的也是党内的思想自觉和行为主动。

政党政治实践表明，政党强大要靠自律自为，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是否敢于自我革命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成熟的标志。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６]。列宁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也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７]。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的实践，切身体会到自我革命的重要性，深刻感悟到“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８]。所以每逢重大挑战或危机时刻，我们党首先考虑寻找自身“内因”，秉持刀刃向内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自我检省和批评，正视问题、克服缺点、修正错误，进而以自我纠错和自身改进来推动中国革命事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曾一度面临着敌强我弱的力量悬殊对比，遭遇过“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干扰，而且斗争形势总是异常尖锐复杂，党内党外各类严峻挑战接踵而至，但我们党从来都是坚持首先从自身因素出发，从内部找问题，通过内部的整顿、重塑和改革来提升自身能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湘江战役之后，面对残酷的斗争形势，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虽然也分析了敌人力量强大的外部因素，但更多是及时自我总结、批评和纠错，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依据中国革命实情来探索革命道路的思想路线，进而挽救了中国革命事业。陈云在 １９３５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９]延安时期，面对艰巨的斗争任务和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毛泽东指出“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巩固内部”，我们“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１０]。延安整风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认知层面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贫弱的经济基础、建设经验的不足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毛泽东提醒和告诫全党“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１１]。自 １９５０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展了系列整风整党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惩治了一些腐败的高级干部，展现了从严治党、廉洁治党的自我净化形象，进而以党的内部整顿和优化凝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深刻认识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１２]。为此，必须首先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纠正党内不良作风，加强党的领导。从批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破除“姓资姓社”争论、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进步，都体现了我们党重视内部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信“打铁还需自身硬”[１３]，以一场强力的反腐风暴开启了从严治党的新征程，不仅反复强调勇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还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扎扎实实的成果，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常思己过、检省自身的先进品格。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总结道：“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１４]

纵观党的发展历史，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在哲学意义上是对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把握与运用，是内外因辩证关系在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实践中的科学转化。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从“自身内部”出发，善于发现自身问题、敢于自我纠错、勇于向自身顽疾开刀，才不断战胜外部强大敌对力量，克服诸多外在困难，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三、把握“变”与“不变”辩证关系

“变”与“不变”是一对重要哲学范畴，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遵循的共同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变”是绝对的、永恒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２３]。“不变”是相对的、暂时的，世界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事物。“变”与“不变”并非“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单一对立关系，而是具有相互依托、交替互动的紧密联系。“不变”往往是“变”得更好的基础条件和必要准备，而“变”往往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不变”，使其更稳定、更具影响力和实践力。任何强调“不变”而忽视“变”，都会堕入教条主义深渊而无法逃离，自困于僵化保守之中。任何强调“变”而忽视“不变”，会容易失去恒定统一的方向感，甚至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所以认识和改造世界要深刻把握和运用“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２４]的哲学道理。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充满着“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自我革命之“革命”蕴含着量变与质变、部分调适与整体改进、阶段性修复与长远性改革、自觉性提高与倒逼式革新等“变”的因素，但同时也保持着性质宗旨、方向道路、初心使命、价值皈依的不变性与稳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自我革命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坚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不动摇，同时要以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手段解决好党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１８]，就散发着“变”与“不变”辩证关系的哲学韵味。一方面，自我革命有着坚定的原则、底线和宗旨。一个政党一旦不谨守应有的政治原则和底线，在性质、信仰、主义、立场、方向、原则和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出现含糊或动摇，那么堕落和衰败则是必然结果。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自我革命源于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精神家园和奋斗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利益是党自我革命之“不变”，也是党自我革命的“方向盘”和“定海神针”，是激励党必须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自我革命不是改弦更张的颠覆式革新，而是对照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纪律标准与规范进行的自我反思、治理和提高，是为了确保任何情况下党的初心使命和性质宗旨不变质、不褪色。另一方面，自我革命是守正基础上的积极主动求变。马克思说过：“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１４]。自我革命就是在遵循不破不立、不变不通、立在破中的法则中积极寻求自我调整和优化。它强调保持问题意识和刀刃向内的清醒，剔除和改造陈旧固化和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与体制机制，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造和制度重塑。这种积极的净化和革新之“变”，是基于维护党的立场、性质、初心和使命“不变”“不移”的深思熟虑和战略抉择。

回首百余年进程，中国共产党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智慧运用于自我革命，始终秉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以“不变”支撑“变”，以“变”维持“不变”，在敢破敢立、破立并举的革命性锻造中使自身更加坚强有力。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不变”与党的理论创新之“变”的辩证统一；坚持共产主义目标之“不变”与党的阶段性奋斗目标之“变”的辩证统一；坚持党的根本制度之“不变”与创新党内具体制度机制之“变”的辩证统一；坚持民主集中制之“不变”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之“变”的辩证统一。由此也更加凸显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既以不变应万变，又以变应变，在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中主动革旧推新，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容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突变和风险的考验，且在政治上“不变质”，思想上“不变色”，行动上“不变味”。

四、贯彻运用系统思维和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或现象都不能孤立存在，必然同周围其他事物发生着某种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具有内在的客观本性，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２５]。“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２３]。普遍联系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理念，从事物固有联系中把握事物规律，并善用系统的思维方法看待世界和解决问题，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２０]。实践证明，“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１７]。

系统观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基础性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和实践就凸显了全面协调、逻辑严密、结构合理的系统观念，不仅回答了“为何革命”“如何革命”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还涉及党的事业各领域和管党治党各方面，是一项结构复杂、层次繁多的庞大系统工程，所以必须坚持系统思维，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只有统筹推进自我革命各要素和资源“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２６]，“整体地而不是局部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持久地而不是短暂地、高标准地而不是一般化地”[２７]推进，才能真正提升自我革命成效。从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科学化、体系化的自我革命“整纲”。从自我革命组织体系看，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等在内的整个组织体系以及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统战部门和纪检部门等共同构成了一个上下联动、合力推进的有机组织系统；从自我革命的基本内容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涵盖了自省、自信与自为、问题意识与目标导向、夯实基础与开拓创新等逻辑关系；从自我革命的现实指向看，围绕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和反腐败等各项建设整体推进、联动集成，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２０]；从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来看，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监督制度体系等全贯通，制度法规的内容优化、实际执行、内外监督和反馈评价相互促进，形成了联动互通的制度规范体系；从自我革命方法路径来看，既强调内在的自我检省、自我纠错和自我革新，又强调外部的民主决策、监督和评价，既强调坚守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不动摇，又强调探索新的思路和手段破解党内存在的问题，既强调严格规范、严格管理和严格教育，又强调维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总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通过把握全面和局部、内部和外部、当前和长远、宏观与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守正和创新、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等辩证关系，系统谋划、贯通衔接、统筹协调，促使各要素发挥协同效应，产生出有序性结构和协调性行为，进而全面提升自我革命的成效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