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强，各级纪委在带走贪官是会采取不同的方法。这也是根据不同情况设置的，违纪违法官员“双规”前最后的露面场所，有住宅、单位、饭店、机场等。其中，涉案官员在会场被带离的情况相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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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披露从会场上带走贪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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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部门在会场上下手的3个特点：不动声色突然袭击、一举击溃贪官心理防线、警示震慑作用强大。
例子：“五毒局长”会场上被带走
广西北海市有一个被当地群众戏称为“五毒局长”的陈全彪，35岁即提任正处级领导干部，在当时的党政机关可谓凤毛麟角，前途一片光明。但此人满脑子财与色，不但收受下属及管理和服务对象的166万元，还打起了渔船更新改造补贴的主意：通过假拆、假更新等手段，攫取近600万元。
纪委带他时是在一场会议上，那是2016年4月26日，北海市纪委在该局召开全体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通报下属梁家禄严重违纪问题。在迎接市纪委工作人员时，陈全彪还连连表示“歉意”：“梁家禄出事，我作为一把手有责任，没管好干部带好队伍。”谁知，更劲爆的消息等着他——当全体人员坐好后，市纪委工作人员宣布，陈全彪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陈全彪双眼充满恐惧，脸色发白，全身发抖，被执纪人员从会场带走。
例子：突然袭击拿下万庆良、姚木根
2014年6月27日下午，万庆良正在省委开会，会议刚进行一半，纪委办案人员出现在会场，将其带走调查。知情人士称，当时他被多人拥簇从省委一号楼常委会议室出来，没有经过庭院，专梯下到停车场赶往机场。“老万走路不太稳，一直由两人携扶。”
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也是相似情形。2014年3月21日，姚木根正在山东出席一场有关水利方面的全国会议，在会议现场，姚木根被直接带走。
贪官被带走的会场除了如上文所展现的看似一切正常的会议，还有一些是为“请君入瓮”而专门召开的会议。
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当时他正在主持召开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会议正在召开中间，省委通知杨卫泽前去省委开会，市里的会议因此休会。知情人士说：“杨卫泽在办公室抽了十五分钟的烟。在省委，杨发现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做出向窗户跑欲跳楼的举动，不过被摁住了。”
有几位官员透露：“方便办案才是首要考量，腐败官员警惕性最低的时候，往往就在会场中。”在会场带离涉案干部，只有极个别人情绪激动，大多数人都“平静配合”。他分析，贪官心中虽已乱如麻，但毕竟不愿被众人看见自己的狼狈。
例子：洛阳原书记电梯口被带走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身上。2013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他被纪委人员从“部长楼”带走。当纪委人员按门铃时，刘铁男还强装镇静说：“有什么事？请在外面接待室稍等一下。”纪委人员和随行武警很快撬开了门，刘铁男随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面浑身发抖，一面语无伦次地求饶。
至于在会场上带走贪官所引发的震撼警示作用，直接传导给了所有与会人员。这种前一秒还高坐在主席台上意气风发，突然就成了反腐典型的反转剧引发了他们深深的思考。
比如2016年首虎、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落马前一天，还出席了洛阳市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还公开会见了前来洛阳考察的客人。2016年1月15日下午，陈雪枫参加完一个会议后，正在电梯口跟市委常委某领导说话，被突然而至的调查组围住后带走。
据在场官员回忆，“整个过程非常迅速，就一小部分人看到了，当时大家都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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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为什么爱从会场带走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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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贪官被在会场被带走据说更多地是“考虑方便办案”。
纪委的“私人定制”会议
据透露，纪委干部先与涉案官员的上级主管领导通气，让对方安排一个“有一定级别”的会议，但不会具体说破。待会议召开后，办案人员守候在外，通过场内传出的短信、监控画面等信息，实时了解会议进度，再相机行事。涉案官员被带离时的会议一般规格较高、与会领导多。这种情况下，他们请假缺席的可能性低，且容易因身处其间的“优越感”而麻痹大意。不过，高规格的大会并非随时召开。根据办案需要，有时要为调查对象“私人定制”。
“安排这样的会议，对方主管领导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还要有出色的应变能力，压得住局面。不能事儿还没办反先自乱阵脚，那就露馅儿了。”某地纪委案件检查室王主任表示。
当然，也有因为主要领导缺席而导致会议取消的情况。2013年10月28日下午两点半，按计划，遵义市要召开传达中央相关精神的电视电话会议，由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主持。就在当天下午1点钟，习水县县委一主要领导接到市里打来的电话，通知会议“因故取消”。晚上8点多，他看到新闻，新闻里传来了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落马的消息。
2014年6月27日下午，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正在省委开会，会议刚进行一半，纪委办案人员出现在会场，将其带走调查；今年1月，河北省人大原常委梁树林和刘学库，在该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即将闭幕时在会场被带离。与之相似的，还有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东莞市原常务副市长梁国英、无锡市委原书记毛小平等。
前述干部透露，纪委办案特别讲究“时机”，对涉案官员采取行动，多在这些“按部就班”的会议上。此时，被调查对象的行踪、动向都尽在掌握中。
据了解，为涉案官员“定制”会议多须周密部署，保密性强、协作性高。纪委干部先与涉案官员的上级主管领导“通气”，让对方安排一个“有一定级别”的会议，但不会具体说破。待会议召开后，办案人员守候在外，通过场内传出的短信、监控画面等信息，实时了解会议进度，再见机行事。有的“当众宣布”，有的“中场带走”
据媒体报道，2011年9月29日，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召开局长办公会议。纪委工作人员“意外”出现在会场，宣读文件后，将青岛市市北区公安分局局长于国铭、李沧区公安分局局长冯越欣直接带走。
梳理发现，涉案官员多在与会的休息时段被带离，且常常被单独叫走。
2011年8月19日，新任河南漯河市长41天的吕海清在市政府五届六次全会上发表施政报告。吕海清正在台上进行上半场发言，中央纪委和河南省纪委的官员就来到了现场。半小时后，主持人宣布休会10分钟。吕清海被叫到了贵宾休息室，办案人员向他宣读了有关决定。当天的会议后来就此打住，吕清海再也没有回到会场。
某地纪委案件检查室王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一个他参与查办的案子。他所在的案件室对一名金融办主任实施“双规”，便在金融系统内安排了一场中层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会议开始后，办案人员并未进场，而是托人以“朋友求见”的名义把被调查对象请出。
被带离者大多数“平静配合”
带离涉案干部时，纪委办案人员先要“自报家门”，随后“验明正身”—“我们是XX纪委的，你就是XX同志吧？”一般听到这样的问话，被调查者心知肚明。
特别是置身会场，当这样的问讯突如其来，贪官们更加措手不及。
前述金融办主任走出会场，看到纪委干部，以为真是熟人相见，还主动握手寒暄。但当办案人员按照规定核对其身份时，他立马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前述纪委副书记表示，在会场带离涉案干部，只有极个别人情绪激动，大多数人都“平静配合”。他分析，贪官心中虽已乱如麻，但毕竟不愿被众人看见自己的狼狈。
当然，也有部分贪官整日处在惶恐之中，因为心虚而对开会充满警惕。
2000年3月1日，原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李真被通知去省委开会。此前，外界已有对其启动调查的传言，这让李真隐约感到情况不妙。赴会场前，他特意电话咨询“大师”，问自己此去是否会有事，“大师”向其保证没事。但是哪里想到，刚一到场，李真就被“双规”。
飞机场“失踪”的客人
在中国，除了在会场上，涉腐官员还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带走？
2014年4月12日，中国科协党组原书记、副主席申维辰从南昌返回北京。当天下午，飞机平稳降落到首都机场，然而，航班上的几名乘客在下飞机后却失踪了，其中就包括申维辰。
几名接机男子在国内到达出口等候多时，可是直到乘客全部走光，他们要接的“重要人物”及其三四名下属仍没有出现。电话均关机，机场工作人员也一无所知。请示了领导之后，接机人选择报警。而事实真相是，中纪委工作人员在机场将申维辰及下属直接带走。
对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的带走地点，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李春城是从北京首都机场被带走的，亦有人说他在成都座落于浣花溪畔的豪宅别墅被带走。多人提及了纪检人员出现后李春城的第一反应，“他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在去年2月26日晚间从天津其情妇处返回首都机场准备回太原时被控制的，同时，其天津情妇的住所被搜查，查抄到古字画等物品。
作为交通枢纽的火车站，同样也可以成为“抓人”的地点。湖南岳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陈四海在岳阳东站被带走，但抓人的便衣并非来自纪委，而来自检察机关，所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
陪领导考察途中
还有的官员“倒”在了陪同领导视察途中。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在十堰市丹江口库区陪同上级领导视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期间被中纪委带走。2013年11月底，郭有明落马的消息在中央纪委网站通报。
运动后回家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原局长、党委书记李俊夫的被带走情形被媒体报道的颇为详细。
据《广州日报》报道，7月3日晚上，李俊夫是在7月3日晚从位于越秀区的寓所中被纪检人员带走。李俊夫的作息颇为规律，常常会在傍晚外出运动。被带走当天，李俊夫像往常一样在傍晚6点多身穿运动服外出。李的寓所在高档住宅小区内的大厦高层，晚8点左右，有邻居发现楼梯间有4名穿便装的男子在抽烟，且一言不发。因大厦属于高档住宅小区，平时少有闲杂人员，邻居心生疑虑，便马上通知大厦物管。保安人员回复称，4人正执行公务，请他千万不要多管闲事。
大约晚上10时多，李俊夫运动回来。邻居听到他在寓所门口与这4名男子高声说话，情绪相当激动，惊动了四邻，不过很快便被带走。邻居看到，李被带走时仍穿着那身运动服。
延伸阅读：贪官被抓走时细节，有人直接被吓瘫…
有媒体报道，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被带走时，多辆警车鸣笛进入济南市委大院，大约出动了20多名武警，几个小时后，王敏被带走。
据小编了解，2013年9月，中纪委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首次披露了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程序：受理、初步核实、立案、调查、移送审理。其中前两个步骤是在被调查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对于犯了事的“中管干部”而言，带走他们的一般是中纪委。那么问题官员都是怎样被带走的?被带走的时候他们又都上演了哪些戏码呢?
李春城
被带走时妄图消灭违纪证据
被带走的瞬间，不同官员的反应也是各不相同。
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于2012年12月2日落马，成为十八大后“首虎”。
被中纪委带走时，李春城第一反应便是消除违纪违法的证据。据媒体报道，纪检人员称李春城被控制后，“他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
相比李春城的反应，云南楚雄州委副书记杨红卫则是直接被吓瘫。
2011年4月27日，杨红卫是当晚召开的州委常委会上被带走。省纪委领导当场在大会上宣布对杨红卫实行双规，随后将其带走。
据媒体报道，杨红卫当时“被吓瘫了”，由4名警察抬走。
仇和
在京参加完全国两会后被带走
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
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被称为“明星官员”，其仕途伴随争议屡屡升迁，直至去年两会。
2015年3月15日上午，仇和还参加了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式，并乘车返回了云南团驻地职工之家，在驻地被带走。
据媒体报道，一位和仇和住在同一楼层的云南团全国人大代表准备去餐厅吃饭，推开门后，正巧在走道里碰到仇和，跟他一起的还有几位陌生的男士。这位人大代表还问了一句，仇书记，出去呀。仇和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几分钟之后，仇和的秘书来到他的房间，替他收拾了换洗的衣服给他送去。
午间，中纪委发布了仇和落马的消息。
朱明国
在机场候机时被带走
朱明国
广东省原政协主席朱明国是在机场被纪委人员带走的。
2014年11月28日，原本计划外出出差的朱明国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的时候，被带走。而当日，广州至北京的飞机部分出现了延误。
此前，朱明国曾“消失3个月”。后来，广东本地媒体称朱明国在中央党校学习。
此后，朱明国自己公开谈到这三个月的学习经历时称，“每天早上6时起床，锻炼一个小时”，还“利用课余时间重读了马列的经典原著”。还提到去河南兰考焦裕禄学院和红旗学院的体验式教学经历，称自己“在历史和现实的交融中深受震撼和教育”。
杨卫泽
发现中纪委人员后欲跳楼
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
杨卫泽于2015年1月4日落马。当天下午，杨卫泽还正主持召开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下午五点左右，会议正在进行中，市委副秘书长接到电话，通知杨卫泽去省委，后来杨卫泽亲自接听了电话，之后，民主生活会休会。杨卫泽按通知要求赶往江苏省委。
据媒体报道，民主生活会休会后，杨卫泽给几个应该一起去省里参会的人打了电话，在得到确定的消息后，杨卫泽在办公室抽了十五分钟的烟。
去到省委后，杨卫泽发现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做出向窗户跑欲跳楼的举动，不过被摁住了。
此后，网上曝光了杨卫泽在火车站被押送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杨卫泽在火车站台上，带着白色口罩，周围有6名服装、鞋一致的年轻男子。其中5人面朝杨卫泽，前后左右360度将其包围，另有一人在周围徘徊。
杨卫泽的秘书、妻子以及“红颜知己”都是同一日被带走调查。
与杨卫泽类似，早在2011年，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也是被通知到省委开会被带走的。
罗荫国于2011年2月10日被通知去广州开会，讨论紫金矿业溃坝案的处理问题，车子进入广东省委大院，有人上前叫：”罗书记请你下来一下。”罗下车后随即被扣下并直接押上囚车，随行的其他茂名官员随即返回。
陈雪枫
与同事说话时被调查组围住并带走
今年1月16日下午，中纪委发布消息称，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雪枫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陈雪枫也成为2016年首虎。
十八大以来，最强中纪委打虎节奏快准狠，不少官员被“秒杀落马”，而陈雪枫就是其中一个。
陈雪枫落马前，各种会议活动均正常参加。落马前三天召开的洛阳市委全体(扩大)会议，陈雪枫还作了市委常委会2015年工作报告。就在落马前一天，陈雪枫出席了洛阳市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还公开会见了前来洛阳考察的客人。
据媒体报道，陈雪枫就是在1月15日下午被调查组带走的。陈雪枫参加完一个会议后，正在电梯口跟市委常委某领导说话，被突然而至的调查组围住后带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