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域民：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百科 2024-10-23 08:30 广东

转自网络

1949年以后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主权国家，经历了一个积累性的、漫长的形成过程。这一宏观历史过程，涉及疆域、族群、主权和政权诸方面。

仅就疆域与族群构成而言，此一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朝前期。表面上看，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朝的形成过程与其在17、18世纪从关外到关内再到塞外的一连串用兵紧密相连。

正因如此，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一个如此建立和巩固起来的王朝，与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致力于征服和扩张的军事帝国等而视之，进而把19、20世纪中国从清朝到民国以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连串变革，等同于“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

与此同时，一部分人又往往对一个如此形成的“民族国家”感到困惑：今天的中国就其疆域和族群构成而言，似乎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在昔日“帝国”基础之上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帝国瓦解之后民族自决的结局相去甚远；不仅如此，中国还是所有大国之中，唯一一个拒绝西式代议制民主体制的国家，似乎不能体现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核心特征的“主权在民”原则；由此形成的现代中国，是否具有民族国家应有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在一些人看来似乎也颇成疑问。

解决困惑，需要以清晰、正确地认识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为基础，而最好的办法是双管齐下：

一方面，抛开制约人们认知过程的固有逻辑，回到历史之中真正认识事实的真相；

另一方面，要了解这套固有逻辑本身是如何被建构的，又是如何用来建构历史的。

只有回到历史过程之中，掌握真相，我们才能解构被既往的逻辑所建构的历史，并把自己从固有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中国何以如此之“大”

现代中国之所以呈现出超大规模的疆域和多族群的人口构成，至少可以归因于以下四个因素。

●其一，清朝以前“原初中国”的形成，为清朝国家的疆域整合和多族群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构成历史中国人口主体的华夏族群，经过数千年的繁衍和同化，到明朝已经建立了欧亚大陆东部人口最多、疆域最辽阔、经济最富足的大国；清朝从明朝承袭了最基本的要素，包括以职业官僚为主体的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系，以儒家说教为唯一正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最为重要的统治“中国”的合法王朝地位和内地十八省所提供的中央集权所需全部财源。

▲1820年时的清帝国疆域

●其二，清朝前期的边陲用兵进一步拓展了国家的有效治理范围，即在内地十八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中国作为国家也被重新定义，从原来以汉人为主体的单一族群国家变成了多族群的疆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现代中国赖以形成的地理和人口基础由此定型。

但是，我们不能把清朝时期的中国简单比附于欧亚大陆的旧帝国或欧洲殖民帝国，因为清朝用兵的动机跟欧亚诸帝国存在根本的不同：清朝在迁都北京、控制内地十八省之后，并不寻求对外扩张；其陆地版图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也保持大体稳定。

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清朝先后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纳入其有效治理范围，是因为准噶尔部落一度入侵并占领了这些地区，从而对清朝核心地带构成直接威胁。清朝对准噶尔历时半个世纪的征战，先是防御性的，后是预防性的，而清廷用兵边陲的规模和频率则取决于内地十八省提供的财政支撑。

但是，清廷用兵准噶尔，并非像欧亚诸帝国那样，为了寻求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或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宗教。清廷从未把这些新建立的边疆地区作为自身财源，恰恰相反，清廷还为其提供财政补贴。清朝统治者自身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宗教信仰，他们之所以庇护流行于西藏和蒙古的喇嘛教，乃出于实用的目的，即以此笼络、控制边疆地区的精英集团。

尽管18世纪中叶处在国力鼎盛时期的清廷有充沛的财政和军事资源从事进一步扩张，但是一旦彻底消除准噶尔部落的威胁，清朝在边陲地区便不再有重大的整合举措，这从反面印证了清朝时期的中国与欧亚大陆历史上靠对外扩张维持生存的诸多军事帝国有着根本的不同。

●其三，现代中国赖以形成的疆域和人口基础，之所以能够保持惊人的稳定和连续性，关键在于清朝对内地和边疆施行的复杂而有效的治理方式。

源自非华夏族群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在内地十八省建立王朝的合法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汉人王朝都更真诚而切实地尊崇儒家的“仁政”治国理念，在整个清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遵守轻税政策。

这一政策之所以能够长久实施，不仅因为内地十八省的庞大人口和经济体量提供了巨大的纳税基础，更因为清朝在内地之外，建立了牢固的边疆，使在汉人王朝历史上危害数千年的源自长城以北游牧人口的“边患”不复存在，从而大大减轻了清朝的军事支出。

清朝之所以能够维持边疆的稳定，而不是像欧亚大陆诸军事帝国的“前沿地带”那样不断地随着扩张的成败而前进或后退，是因为其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对边疆的牢固统治，使边疆成为其有效版图的一部分。

这些措施包括：长期驻军边疆地区；控制对边疆世俗和宗教领袖的任免和册封权；给以这些边疆领袖内部事务管理上的高度自主权；通过宗教庇护和联姻手段，笼络边疆宗教或世俗领袖；为了防止边疆宗教领袖势力过大，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鼓励内地汉人移民边疆(包括满洲、蒙古和新疆)，并使边疆行省化，与内地在经济和行政上走向整合。

●其四，现代中国超大规模和多族群的疆域，还得益于晚清和民国政权在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过程中，大体上有能力捍卫领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而这又应进一步归因于如下三个因素。

首先，19世纪后半期中国财政军事体制上形成“地方化集中主义”(localized centralism)机制，即在确保清朝中央通过正式渠道对地方行政体系和各项资源进行有效调控的前提下，允许地方督抚保留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例如通过非正式渠道掌控其所在辖区内的部分财政、军事和行政资源。

不管这种资源抽取和调控机制多么低效和不合理，这一机制使晚清得以充分利用中国内地的巨大经济体量，产生足够的财源，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数十年间，推进国防、制造业、交通运输、教育和外交的现代化，从而出现了“中兴”局面，并且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以“新政”的名义展开新一轮的全面现代化进程。

其次，清廷对边疆的有效治理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边疆长期稳定和巩固，使得世世代代居于其内的各个族群(尤其是他们之中的精英阶层)对朝廷产生效忠和认同。这对于中国疆域在清朝鼎革与民国肇建之际的顺利传承至关紧要。

▲五世达赖进京朝见顺治图

民国时期，在内地战乱不断、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无暇他顾之际，之所以能够避免满洲、内蒙、新疆和西藏的分离或独立，全赖清廷治边所留下的各项遗产，以及内地汉人对其赖以生息的国土的认同。这种内在的共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国土遭受外来侵略后，可以克服不同政治势力和不同地域之间的隔阂，转化为共同的民族主义理念。

再次，中国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幸存于19世纪帝国主义侵略危机之中，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的因素。

虽然晚清政权屡被欧洲列强和日本打败，战后割地赔款，主权受到严重侵害，但是，列强在中国竞相争夺商业和政治利益，也导致它们彼此之间产生均势，使得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排除其他竞争者而独自树立在华主导地位。

中国疆域之幅员辽阔，内地人口之高度同质，政府体制之高度整合，使得任何列强皆无法在华施展其在其他亚非殖民地屡试不爽的分而治之的策略。

▌疆域和族群奠定了现代中国

●首先，奠定现代中国的疆域和族群构成基础的清朝时期的中国，并不能与欧亚大陆的传统军事帝国等而视之。

前面我们已经反复论证，清朝并不依靠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统治；恰恰相反，边陲整合在迁都北京后的清朝历史上仅限于17世纪90年代后期至18世纪50年代中期的半个多世纪，是在其自身的核心地缘战略利益受到根本威胁后的被动反应和预防措施；在17世纪90年代之前的半个世纪和18世纪50年代后的其余年份，清朝从未寻求陆地疆域的进一步扩张。

一言以蔽之，边陲用兵是1644年以后清朝历史上的例外，而非通则。之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在于，除了准噶尔部落一度构成威胁以外，直至19世纪40年代，清朝周边并不存在任何对其构成致命威胁的竞争对手；而内地十八省所提供的财政收入，已足以满足其日常开支所需，并能产生巨大盈余。

清朝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上承明朝、统治整个中国的正统皇朝，并以内地各省为其全部的财源，而对边疆各地区则以军队驻守，以确保其地缘战略上的安全。因此，17世纪40年代以后的清朝地缘战略取向是守成的，而非外扩的，并且始终能够保持整个版图的大体稳定。

清朝与周边邻国的边界，也通过正式谈判或非正式的习惯性划分而得到明确的界定。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清朝并不寻求通过战争获得邻国的土地，而是一直保持着和平状态。这与欧亚大陆的所有军事帝国完全相反：后者以扩张为其生存方式，一旦失去扩张能力，便纷纷走向萎缩和四分五裂。

所以，我们最好把清朝时期的中国定义为一个“早期近代的疆域国家”(early-modern territorial state)：它既不同于靠战争维持自身生命的军事帝国，也不同于前近代世界历史上缺少明确疆域概念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实体。

它拥有固定的边界和稳定的版图，拥有一支庞大的形制完备的常备军，拥有一个高度集权的科层化的行政体制，拥有一个高效的无须依赖外包的税收系统，此外，在各族群精英中间有着通过多种方式凝结而成的共享的国家认同(这当然不同于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

▲清朝八旗军队

所有这些，都使得清朝时期的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的主权国家更为接近，虽然它不是一个形成于西方的、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近代世界体系的一员。

●其次，晚清和民国的历史显示，19世纪50年代之前的清朝作为一个传统的疆域国家，与此后日渐融入世界国家体系并逐渐形成的现代主权国家，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连续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就疆域而言，从清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与以非汉人各族群为主体的边疆地区所构成的格局一直未变。

这与欧亚大陆旧帝国在衰亡后裂变为众多主权国家，以及欧洲殖民帝国崩溃后在第三世界诞生众多“新兴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理解这一反差的锁钥，在于清朝国家的形成动力和治理方式与上述诸帝国有根本的不同。清朝与其说是一个帝国，不如说是一个濒临近代主权国家边缘的前近代疆域国家。

正是借助这样一个前近代疆域国家所业已具备的各种资源和遗产(固定的疆域、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巨大的财政资源、对国家的认同，等等)，晚清政权才有能力捍卫自己的边疆，逐步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并且将其版图完整地传承于1912年后的中华民国。

其二，就权力结构而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转型，一直是在集中化与非集中化的辩证运动中展开的。

权力的非集中化，既推动了国家建设，为更高程度的统一和集中奠定了基础，又可能成为全国范围的统一和集权的最大障碍。从晚清的地方化集中主义，到民初的集中化地方主义，从不完全集中主义，到全方位集中主义，中国的国家转型，正是在克服非集中化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更高程度的统一和集中。

因此，现代中国的形成，最好被视作不同的历史遗产叠层累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内涵是由以下四个各具特色的层次所组成的。

在其新近的表层，中国呈现为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革命的直接结果。

在此表层之下的第二个层次，中国呈现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下与其他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并且对于其官方地图所显示的边界之内的所有陆地、领水、领海和领空拥有排他的主权。

其出现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被逐步纳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的结果，并且以丧失部分领土和主权为代价，而在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统治期间的建设国家的努力，对于界定现代中国的主权范围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

在第三个层面，中国被表述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行政划分上包含23个以汉族人口为主的省份，4个直辖市，以及5个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自治区。这一行政和人口的区域划分，源自清朝至18世纪50年代的军事征讨和疆域整合，同时也离不开此后一个半世纪清廷对边疆的用心治理。

处在国家历史建构最底层的，是华夏族群在其赖以生息繁衍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原初中国”及其所蕴育的延绵不断的文明。它为现代中国人民形塑民族认同、建造现代国家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丰沛的文化资源。

中国的国家转型，一言以蔽之，并不是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而是上述四个层次由底部到表层不断叠加的结果；每增添一层，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会有新的变化，并被赋予新的涵义；现代中国孕育于古老的华夏文明，但更是清代以来国家转型的结果。

中国的国家形成路径与“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认识范式完全不同，其以最接近于近代主权国家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为起点，依靠这个疆域国家数百年来积累的行政、财政和文化资源，缓慢、艰难但是稳步地朝着近代主权国家的方向演进，并且最终在20世纪中叶达到主权完整、政治统一、高度集权的阶段性目标。

驱动这一演进历程的，归根到底，是中国不断变化的地缘格局和自身各种财政、军事和政治资源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原动力，而不是像非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那样，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外来影响力的决定性支配。

中国探索构建现代国家的力量，从晚清的改良和立宪派，到民初的革命党人，以及20世纪20年代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都曾一度青睐欧美、日本或苏俄的各种建国模式，但是中国的体量太大，历史惯性太强，使各种移植自国外的理念和模式，最终均不得不让位于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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