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第一部以建党为背景的电影

文化   历史   2024-07-01 13:3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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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辟地》是李歇浦执导的革命历史题材剧情片,由邵宏来、孙继堂、王霙主演,于1991年上映。该片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拍摄,是中国第一部以建党为背景的影片,讲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爱国志士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艰辛历程。


解放思想的大作


1989年3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秘书长汪天云受邀到嘉兴参加浙江省电影协会举办的创作年会。著名作家、编剧黄亚洲是这次创作年会的筹办者和东道主,他希望汪天云能够为大家讲讲课,并安排了全体代表夜游烟雨楼。黄亚洲和汪天云在南湖边,一边喝着黄酒,一边想象着1921年在南湖画舫中召开中共一大的情景,萌生了创作一部中国共产党建党题材作品的念头,


“这可是一个富有历史纵深感的好题材啊,大银幕上还没有同类的作品呈现。”


但在《开天辟地》创作时,各种各样的难题仍然层出不穷。首先就是对本片主要三位领袖人物的排位问题。中共一大召开时,年轻的毛泽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确实和“北大红楼两巨人”无法相比。因此从党史角度,无论毛泽东对我党的功绩有多大,他在《开天辟地》中都不可能被作为第一男主角来刻画。《开天辟地》的主创团队最初认为应该把李大钊作为本片的一号人物,但在参考过各方意见后,最后还是选择了党的一大推选的总书记陈独秀作为《开天辟地》的男一号。于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主线就此确定。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反映党史的电影来看,《开天辟地》绝对是开创了一个先河,很多人多年后都认为,“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使得主创团队得以按照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的排位来描述那段历史,堪称大银幕前所未有之事。



真实丰满的人物


当然,事实上陈独秀与李大钊二人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但陈独秀、李大钊作为《开天辟地》中最需要突出的主要人物形象,主创团队对他们个性的把握、细节的选择,没有停留在一般生活气息的细节敷设和艺术勾勒上,而是深入到人物性格的历史轨迹,使观众思绪在人物生活的历史氛围中驰骋。


因此,我们通过《开天辟地》看到了陈独秀以往极少在大银幕上表现的热情火辣、敢作敢为、急躁暴烈、易于冲动的性格,也让观众通过影片了解了那个狂飙突进时代特定的人物形象。陈独秀与朋友相交肝胆相照、率直真诚,但论起理来寸步不让、面红耳赤,甚至到了使人难堪的地步。而他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偏颇,则痛斥自己,并立即赔礼道歉。但他与反动政府抗争时则莽撞唐突,不择地点场合。当传单如雪花飞舞时,他如此开心,近似稚童。这种敢作敢为的叛逆性格,让陈独秀既是一面旗帜、是著名学者,但又狂放不羁、一往无前、自信心极强,甚至接近固执,暗寓了他未来命运的悲剧性,使其形象活生生烙在观众的脑海里。


很多观众都对《开天辟地》中“陈独秀被捕”这一场景记忆犹新。在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面对警官的恫吓,陈独秀亮明身份,公开声明自己是《新青年》的主编。旧警官气急败坏,狠狠地打陈独秀一记耳光,说什么要让陈独秀尝尝“老青年”的滋味。这一场景据说曾在20年代真实发生过,只不过并非是发生在陈独秀身上。但影片中陈独秀在盛怒之下狠狠回抽了旧警官一记响亮的耳光。“让你尝尝‘新青年’的滋味!”这句台词在当年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场戏剧化的情节有着强大的张力,但又入情入理,兼有很强的幽默感,生动地反映了陈独秀文人与革命者交织的性格。又如,陈独秀与毛泽东印刷厂相见的场景,毛泽东用沾满墨迹的手在陈独秀白西装上拍了一个大手印。陈独秀见了不但未责备,而是朗声大笑


“真不愧是《湘江评论》的大主编,出手不凡,大手笔啊。”


情节让人感觉真实可信,既反映了陈独秀的诙谐幽歇、大将风度;又一石二鸟,点出了青年毛泽东的才华胆略。


为了让陈独秀脱离以往国产革命历史题材对领袖人物“高大全”的刻板刻画,《开天辟地》专门通过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以及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之间带有浓厚人情味的家庭生活,试图做到将刻画人物的政治态度与个人情感紧密结合,让观众们看到领袖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电影中围绕两个儿子生活问题,陈独秀对夫人高君曼大加呵斥,一句“妇人之见”加上不屑一顾的表情,似乎暗示了二人日后离异的结局。



历史上陈独秀与高君曼,从1910年至1925年,共同生活了15年。在这期间高君曼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她帮助编辑出版《新青年》杂志,接待联络革命同志,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营救陈独秀出狱,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她与陈独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但是由于陈独秀性格上固有的问题,自1922年起,两人感情逐渐冷淡,高君曼于1925年带着她和陈独秀的儿子陈鹤年(陈哲民)、女儿陈子美移居南京,陈独秀每月给她寄30元生活费。此后,高君曼和陈独秀再没见过面。


除了与夫人的互动外,陈独秀在电影中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也是充满了矛盾。当陈延年远道而来探监时,囚禁牢房的陈独秀先是怒斥儿子“没出息”,但片刻后又叮嘱儿子“抹干泪水快回去用功读书”。深夜目睹儿子流汗拉锯做工的陈独秀,也会请卖蛋的老太婆代替自己送一锅茶叶蛋。在这些桥段中,陈独秀兼具革命者的伟大与文人孤傲的矛盾性格,得到较为得体而生动的体现。



当然,主创团队也认为陈独秀在党的历史上犯过严重的错误,如何深刻地反映他身上的不足,是《开天辟地》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影片开篇陈独秀拿出激愤之下匆匆拟就的《北京市民宣言》请李大钊“参与行动”。这让一向视陈为“新青年的一面旗帜”的李大钊颇为无奈,只能建议陈独秀在“这面旗帜上”“端端正正写上马克思主义”。但谁曾想,陈听后立刻反唇相讥,大讲“先莫框入什么主义”。这个情节主要是为了表现陈独秀书生意气以及在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上的明显局限,并从侧面映衬陈独秀刚愎自用、恃才傲物的个性和偏激。历史上,陈独秀只派出代表出席党的一大,会上代表们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只能授权新任的书记陈独秀决定。结果陈公博带着一大文件回广东之后,陈独秀最终决定不发表相关文件,以至于多年之后,历史学家才在陈公博1924年于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论文附录中找到当年党的一大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决议案、章程和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等珍贵文献。


大胆勇敢的创作


主创团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大多记得挑选适合饰演陈独秀演员的艰难。作为《开天辟地》的男一号主角,在拍摄前剧组副导演挑选演员时颇费了一番周折:据说最初有5位演员争演陈独秀一角,但导演看后认为都不符合要求,最后只好请老戏骨邵宏来出山。20世纪50年代初,邵宏来在上海戏剧学院就读期间,便被上海电影制片厂选中,在上影拍摄的《南昌起义》中出演陈独秀。自此,他成为中国舞台和银幕上的“陈独秀”专业户。但邵宏来出生于1933年,1989年时已年近花甲。而陈独秀生于1879年,1921年时刚刚年过40。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邵宏来已经转为塑造李宗仁,不少人担心他在《开天辟地》中出演陈独秀年纪有点偏大。



为此,导演和化妆师只能在邵宏来的年纪上“大动干戈”,例如将他的眼皮叠进去一厘米,然后用胶水粘住,这些手段虽然让人看起来“返老还童”,但也着实让邵宏来吃了不少苦头。好在邵宏来多年来一直努力研究陈独秀的神态与举止,对待表演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曾无数次在戏剧舞台上模仿陈独秀说话的腔调,声音洪亮,言语干脆。在细节方面,邵宏来也仔细揣摩人物,抓住陈独秀爱把手插在胸前的背心里等细节,充分展现了陈独秀的独特风采,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受到观众的好评。


在塑造李大钊和毛泽东方面,《开天辟地》也努力地找到新的角度。影片为了反映李大钊的鼓动能力,在上海市三女中拍了一场他给青年演讲的戏,整齐划一的学生聆听革命导师的演讲。在电影中,李大钊博学沉稳、平易近人、沉着稳重、顾全大局,有长者之风,情感丰富而内敛,虑事周全而不逐名利。他与陈独秀的对手戏很能够体现二人的性格特点:李大钊到火车站接陈独秀,亲自赶着骡车送陈出城,陈独秀将双手笼在袖中,不无调侃地说:“你摘了眼镜赶车,不会把我摔到沟里吧?”李大钊却是举重若轻,平静回复道:“我可是多年的老把式呢!”说着还特意扬了扬马鞭。


此类充满韵味的对手戏在影片中随处可见。例如长辛店的夜校里,工人给邓中夏送黑窝窝头,以及影片结尾在浙江嘉兴湖畔,何叔衡、董必武等人给穷人的孩子送粽子的场面,都成为反映建党之初工农与党的领袖鱼水之情的经典。


这种勇敢而真实的创作,最终赢得了观众与专家的一致好评。《开天辟地》首映是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当时有不少国家领导人出席首映式,《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电视台等几十家主流媒体都派记者采访,并获得了领导、专家和观众的充分肯定。《开天辟地》在全国各地影院上映后票房也很好,仅拷贝就卖出了600多个,这在当时主旋律电影中算是一个不俗的成绩。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向建党7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并深深地影响了其后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7月上,原标题为《<开天辟地> 第一部以建党为背景的电影》,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白孟宸
编辑 | 胡心雅 
排版编辑 | 郑美玲(实习)
校对 | 苗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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