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木兰辞》背后的民族交融

花木兰的故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这是一个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北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春秋时期崭露头角的世兵制，在北魏时期得到了重要发展，是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

两晋时期，军户世兵制逐渐成熟，为后来的兵役制度奠定了基础。北魏初期，拓跋鲜卑还保持着部落兵制，可谓“全民皆兵，来去如风”。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拓跋氏开始学习魏晋时期的军事经验，并结合本民族特色，逐步实行世兵制。

▲北魏骑马武士陶俑（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世兵制的核心在于从制度上将军户和民户相分离，形成“打仗专业户”和“种地专业户”，以确保军事力量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具体而言，军户遵循“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兵役原则，世代更替征战沙场，形成稳定的兵源；“种地专业户”属民户，男性种地，女性纺织，并向朝廷纳粮交税。

军户可免除缴纳赋税的义务，亦无须承担额外的劳役。在和平无事之年，军户亦需从事农耕，自给自足；但当国家有战事发生，则军户家中男丁无论年龄大小，皆需响应号召投身军旅。

▲电影《花木兰》截图，士兵操练。（图片来源：豆瓣网）

▲大同沙岭北魏墓壁画车马出行图中头戴鸡冠帽的轻骑兵（图片来源：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微信公众号）

在《木兰辞》中，“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正是这种军事制度的生动写照。这也是木兰的父亲即便步入暮年，垂垂老矣，也依然无法逃避兵役之责的原因。

看着年迈的父亲和尚在幼年的弟弟，花木兰毅然挺身而出，选择以女儿之躯，替父从军以尽孝，投身军旅以报国。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那个四方奔走，为从军忙碌准备的木兰。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候的军户在接到征召的通知时，还得自掏腰包选购好马匹、武器等装备。

军户出身的花木兰，家住在哪里呢？对此，相关考证和研究并不统一，有湖北黄陂、河南虞城等多种说法。综合而言，木兰家应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这与《木兰辞》中所描写的，先渡过黄河，再抵达黑山，而后又向燕然山一带进发的行军方向和路线较为吻合。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

根据诗文和历史资料进一步推测，花木兰家很有可能就在当时的都城洛阳或类似的大城市。

首先，诗句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情景，表明这个城市具有相当的规模。

▲北魏洛阳外郭城坊市布局推测复原图（图片来源：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微信公众号）

史料记载，北魏迁都洛阳后，对城内市场进行了周密规划。其中，大市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西市、南市、北市分别承载着手工业、娱乐业、服务业的功能，东市则专门用于商贸活动。《洛阳伽蓝记》卷四中亦有记载：

“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匠，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

再有，诗中描绘花木兰战胜归来时，有“爷娘闻女来，出郭（外城）相扶将”的场景，亦从侧面说明了花木兰家是住在内城的“城里人”或是住在外城的“郊区人”。诗中“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所描绘的织布场景，反映的正是城内男耕女织的生活。

▲ 男耕女织的田园图景（资料图）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军队主要由鲜卑人组成。花木兰一家大概率是鲜卑人。作为鲜卑族女性，木兰能够熟练地操作织机织布，充分表明当时民族交融之深入。

回溯历史，在孝文帝全面推行改革之前，北魏习礼中原的进程已经悄然发生。诗中“天子坐明堂”“对镜帖花黄”“东阁门”“西阁床”等表述，都印证了花木兰成长于一个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家庭。同时，诗中描绘的木兰“当户织”与“买骏马”的情景，亦与当时中原地区民众的生活习惯相契合。

北魏的鲜卑人，既保留着游牧民族善于骑射的尚武习性，又学会了汉人纺纱织布的农耕技能。花木兰之所以能替父从军，可以说与其自小接受的尚武文化熏陶不无关系。

有文献表明，鲜卑族入主中原后不断学习中原的诸多先进制度与生活方式，改变了其先前“散居野泽，逐水草而居”的习俗，但依旧保持着“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的传统。

可以想见，花木兰只有平日经常习练骑马射箭，舞刀弄枪，才能有勇气且有底气替父从军。只会“当户织”的女儿自然经不起“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征战。

▲电影《花木兰》海报图（图片来源：腾讯网）

▲南北朝时期的柔然等部（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木兰辞》既然以北魏的对外征战为背景，那花木兰参战的敌人是谁呢？彼时，在北魏拓跋鲜卑之外，尚有柔然、高车、突厥、敕勒等诸部族，他们均对北魏构成不同程度的挑战与威胁。

在一众外患之中，柔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北魏最棘手的敌人，双方频繁爆发战争。结合历史和诗中描绘的“黄河”“黑山”“燕山”“关山”“胡骑”“朔气”等地名和战争场景可以推测，花木兰参加的可能是北魏与柔然之间的一场战争。

纵观全诗，从“可汗大点兵”到“天子坐明堂”的称谓变化，以及“胡骑”等称谓可以看出北魏浸润于中原文化的过程。

众所周知，“可汗”是鲜卑、突厥、柔然、回纥、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对其首领的尊称，“天子”历来是中原汉人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呼。诗中一开始的“可汗”应是鲜卑族延续的传统称谓，而打仗归来的花木兰又称首领为“天子”。这看似前后矛盾的称谓，其实并不难理解。

北魏孝文帝为了巩固拓跋鲜卑的统治，不仅迁都洛阳，还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孝文帝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倡导与汉族通婚，全面学习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

▲上图：现收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中的衣冠仪仗忠实记录了北魏王朝进入中原后，文化和礼制上的融合；下图：演员在洛阳龙门石窟景区礼佛台演绎真人版《魏孝文帝礼佛图》。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就这样，南迁洛阳后的鲜卑人从生活习俗到制度文化都不断向中原看齐，使洛阳的“礼俗之叙，粲然复兴”。对此，就连与其对峙的南朝也不得不认可。北魏末年，梁将陈庆之北伐后自洛阳南返，对短暂停留的洛阳留下了非常高的评价：

“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

与此同时，北魏政权对自身的定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自称“中国”成为普遍现象。比如，中书监高闾就上表把南朝宋、齐的建立者刘裕、萧道成视为“蛮夷”“非关中夏”。再有，北魏中山王元英上奏南伐齐朝时也声称：“窃以区区（萧）宝卷，罔顾天常，凭恃山河，敢抗中国。”

此外，最有意思的是，北魏称柔然军为“胡骑”。依照传统，“胡”在历史上是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称谓，“胡骑”是对北方游牧民族军队的统称。依此，木兰所属的鲜卑军也当属“胡骑”，但有趣的是北魏军队却认为对方才是“胡骑”，完全以中原本位自居。

▲戴敦邦彩绘国画，取自《木兰辞》中“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一句。（图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由此种种可见，经过中原文化的长期濡染，北魏鲜卑已自认不是胡人，形成了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同。于是，“天子”一词自然也就成为北魏统治者的指代。从花木兰从军前的“可汗大点兵”到“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的称谓变化，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真实描述。

花木兰的故事，不仅塑造了一位尊长护幼、勇敢坚毅、忠诚报国的巾帼英雄形象，而且通过故事中的生活画面与社会风貌，为我们呈现北魏时期鲜卑族自觉学习中原文化、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篇章。

▲中国民族舞剧《花木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上演。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今天，正确理解花木兰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秉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历史自信和自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博物馆文化育人实践与民族高校办学特色发展路径探索”课题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