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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1919年12月13日—1982年8月25日），原名冯亚珩，四川仁寿人，当代中国画家。早年就学于成都东方美专，1940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院，从事版画创作，后专攻中国画。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陕西省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等职。著有《石鲁学画录》、电影剧本《暴风中的雄鹰》等。
石鲁是当代崛起于中国大陆画坛的怪杰，早年曾被誉为“长安画派”的开创者，“最值得大书一笔”的“伟大画家”；曾几何时，又被打为“野怪乱黑”的怪胎，遭受人间最残酷的斗争与人身虐待而发疯几至于死。
他的正式创作生涯不过十几年，逝世后复被视为“中国凡·高”，一生大起大落，是当代最具争议性的画家。
石鲁原名冯亚珩，冯家原拥有土地千顷及巨大庄园，园内有藏书10万余册的书楼。幼时耳濡目染，钟爱绘画，稍长因崇拜石涛与鲁迅的纯真与革新情怀而改名。
石鲁的学历并不完整，但勇于尝试，自励不懈。早年投入抗战，旋而加入共产党，从事宣传工作。30岁任延安大学文艺系美术班主任，35岁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委员，代表中共出访印度、埃及，设计博览会馆，并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借机作大量之创作写生。
除画作外，兼事电影剧本写作，颇受时人赞赏。1959年为北京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创作《延河饮马》大画，1962年率团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展出，被称为“长安画派”的代表人物而名声鹊起，如日中天。
正当石鲁创作旺盛之际，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刘志丹》被批为反党事件，那年是1964年，他仅四十五岁。他遭到批判，受到强大的压抑，他得了精神分裂症而住院。
次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还未病愈的石鲁被强迫提前出院，接受批斗。游街、拷打、隔离管制，甚至被集中在“牛棚”审判，饱经折磨的石鲁再次精神病复发。初次逃离“牛棚”失败后，石鲁第二次逃至四川广元，躲进巴山深处，经历了56天的“荒野生存”后，他再次被抓回西安。
石鲁虽患过精神分裂症，但他并不是一个全无理智的疯子。他还记得他发病时，常害怕有人要加害于他，要往他的饭里放毒药，要往他的衣服里放毒药。于是，他就将身上的衣服全脱下来，放进锅里，再加进石灰去煮，生怕里面有细菌，结果衣服全让他煮烂了，有一件还是他当年拍电影时从新疆带回来的紫羔皮衣。
他在癫狂的状态中，所见所想的都是别人加于他的种种迫害，他避之唯恐不及，时刻处于被假想的心理敌人的攻击之中，而这些假想敌又并非完全是虚妄，而是现实中所加于他的种种迫害的转移和伪装，只不过由于他的病态造成的幻觉，而将它们变形罢了。
1972年后，石鲁在家养病。随着身体状态的逐渐好转，体力开始慢慢恢复，他的书画创作数量也逐渐增多，同时还写了大量的诗词作品。
1976年 为贺“四人帮"垮台，石鲁抱病创作《花逢时雨俏》、《春到人问》等书画作品。一年后，平反冤案的努力受阻，石鲁病情恶化，住进北京通县结核病医院。
1978年元月，文化部派专人来陕调查，石鲁终于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护送赴京，进行抢救治疗，“短暂的春天”终于到来。1981年，石鲁肺病转好。十月救灾义卖作大幅《荷花图》，同年当选中国书画研究院院长，陕西省人大常委。
可惜，终因精神与肉体双重压力下，1982年，病情恶化四年后石鲁因胃癌晚期病逝于陕西，留在了那片他热爱的“黄土地”上，时年仅63岁。
归结石鲁的一生，他有两个坚持：一个是坚持生命的延续，“文革”期间，因为不堪非人的虐待，两度从劳改中逃出，在大巴山行乞40余天。
1970年甚至以“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判死刑，在种种煎熬下，他罹患了肝硬化、胆囊炎、肺结核、肠胃功能退化等疾患，在这种恶运和病魔重击之下，石鲁丝毫没有退却甚至厌世的念头，一直坚持其生命走到油尽灯枯的终点。
另一方面，石鲁活着却是为了他的艺术生命的延续。1971年，为了外贸出口，需要石鲁的画外销海外，才对他稍稍放松，但一直使他困在桎梏之中，甚至在1975年还准备把他下放到大巴山区去劳动改造，这时的石鲁已是56岁早过半百之年了，但他始终不忘记他的艺术。
石鲁晚年因不屈于莫须有的陷害，用他那坚硬、朴拙的书法，狂草下“鞠躬未尽瘁，死而不后己”10个大字，这正点出了他那悲剧英雄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