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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的书法艺术
文/韩天衡
不少人询问过谢稚柳先生,你的法书高妙,有些什么奥秘可以公诸于世?谢先生总是淡淡地回答说:“我写字的历史是没有的,没有下过苦功夫。”
回答当然是不尽使人满意的。有人说这是过于自谦;有的怀疑这是他有意秘而不宣,更不乏这样的认为:书法这门够犯难的艺术,他得来像煞全不费工夫,自谦之中不免夹带着三分自负。
其实,作为一个首先是学者,其次才是书画家的谢稚柳,他有着真实不虚的性格,不屑为了夸耀自我的书法成就,去编织磨穿砚底般的刻苦,和自诩不学而能的天赋。应该说,他的答问仍不失为是不涂以任何色彩的老实话。
谢先生出身于二十世纪初叶古毗陵的一家书香门第。在那时,圆锥体式的毛笔,是人们唯一的书写工具,凡是抄书、札记、文牍往来等等,无不需要用到它。在少年时期,他遵循的是读书为主、习字以辅的准则,日复一日地驾驭着毛笔。不过,在“见字如见人”的风气下,当时的读书人多注意把自己的字写得端正雅致,他也写过些“仿格”,偶而也临习过王羲之书写的《乐毅论》,《黄庭经》和汉隶《乙瑛碑》等字帖,不过并没有想成为书法家的念头。
在他十九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明代陈洪绶(章候)画的一幅梅花,画面上是一棵梅桩,旁边生发出几株潜土复出的老枝,造型奇倔,笔墨高古而意味清新。这偶然的接触,在青年谢稚柳的脑海里一下子滋长了艺术细胞,叩开了他做学问之余研讨书画艺术的门扉。“春红夏绿谴情多,欲剪烟花奈若何。忽漫赏心奇僻调,少时灵笔出章侯”。在他近年所作诗《绘事十首》里,他深情地记述着这段青少年时期富有转折意味的往事。从这个时候起,他同样地酷爱陈洪绶的别调书法,在之后的约三十个春秋里,作札记,写眉批,题记序跋,立说著书,一直是再现着陈洪绶的书体,可是被谢稚柳化的陈氏书风,自有其秀逸、高华、洒脱的甜而不俗、巧而寓拙的艺术特征,获得时人的赞赏和钦服。可是,正因为他无意作书家,因此在这几十年间的时人书作里,我们几乎很难觅到一件他手书的中堂、条幅,乃至于槛联的。我想,这或许也正是谢稚柳一直宣称:“我字的历史是没有的”坚挺的佐证吧!
评判向来以客观为依据。真正称得上“写字的历史”,是不能只以一味追摹书技的时日和耗费的工夫,甚至以盲目的主观确立做书家的奢愿为依据。谢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书画鉴定大家,半个世纪来,他对天下书法剧迹的摩桫(suō)和研究;对书坛各家书艺优劣、高下的精当理解和认识;对传世法书作品真赝独具只眼的审定……,这些字外的工夫,都是习书者渴求而不易得,不可得的「历史」哩!
谢先生素不以书家自居,他把书艺作为一门学术来研讨,平常也发表过许多新颖的见解,不妨采撷一二。
在书法的审美上,他主张书法作品要有不平凡的刺激性。他赞美黄庭坚脑子里有丰富的艺术形象。说他的草书牵丝很复杂,是“花”透了的,刺激性很强,同时艺术性限高,使读者一睹即能抓人,久看依旧醉人。
他认为书法务必濯古来新。米芾的字是写得好的,但是守旧型的。孙过庭的字写得再好也是王羲之。黄庭坚的字写得好,是属于宋四家里激进的创新派。
他十分强调书法作品的格调和气息。他认为,书格即人格,格调要高古,气息要清雅,韵致要生动。不能有流气,不能粗率。他还举过这样的例子:拿美人来说,有的美而不动人,而有的品貌并不算美,但很动人。
在谢先生关于书法的谈论中,他总是以很大的比重来阐述笔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笔法是习字中带本质性的环节,临摹借鉴法书的关键在于“得笔“,着力去体会它的笔法、笔道。“笔“得到了,就可以从只注意于字形短长、偏正、小大的追求表面化的形式主义摹拟中超脱出来,把字的神气写出来。
这些见解是足以供后学者咀嚼回味的,同样,这些见解正是较之字内工夫更重要的字外工夫,是对字内工夫具有定向拔高意义的字外工夫。源远流长,名手如林的书法史雄辩地表明:谁具备深厚而独特的字外工夫,去专攻书艺,始能高屋建瓴,赢得书法艺术的高格调、新格调。
谢先生攻习书艺的方法是有些与众不同的。他多次对笔者谈到过:“别人一笔一画地临帖我很赞成,我自己是不这么临的”。的确,他从来没有采用一通常的方式去临习碑帖,他只是广泛涉猎百家的佳作,用“心”去读,讲得准确些是用“心”去临,去心领神会制造出形体、格调、风神的笔法。如果我们把通常的对帖临写的方法称之为“对临”或“笔临”的话,谢先生则用的是一种“心临”,的方法,是一种托前贤的佳处深切地临摹在心扉上的方法。当然采用这种师心不蹈迹的手段,它需要有不同凡响的艺术见地和不同寻常的学养。一般的初学者是不宜单一采用的。
如果说,谢先生在书法上没有“下过苦功夫”,那么,应当说他是“下过大功夫”的,至少“wg”以来是如此。他对笔者追述过:很早之前,我就注意到张旭所书的《古诗四帖》,这是唐以前得未曾有的新腔,其中的逆笔运行是创造。他每每想探讨“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的这件传世名迹,揭其奥秘,得其妙谛,似乎总是腾不出时间静心地实行。从解嘲的角度上讲,是灾难深重到滑稽荒诞地步的“wg”倒是给了他机缘。运动乍起,他就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和工作的权利,“隔离”在“牛棚”三年之后,反而把他这个“fd学术权威”扔在一旁。此时,家中的藏书、碑帖都“荡然无存”,闲急之际,他眷恋起张旭的《古诗四帖》,冒着“不改悔”、“搞复辟”的风险,借来了一部影印本,在那度日如年、钻心彻骨的寒潮里,他全身心地沉湎在对张旭法书的研究中,找到了仅有的一点忘我忘忧的寄托。
他有生以来第一遭用传统的响拓法,毫发无爽地钩摹了一部《古诗四帖》。存之已久的夙愿居然是在苦难的岁月中实现的,他先后撰写了《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与《宋黄山谷<诸上座>与张旭<古诗四帖>》的论文,精当地论述了张旭的书风;考证了黄山谷的笔法,不仅如前人所称得力于怀素,而更多更直接地发源于张旭。黄、张草法实是一家眷属。谢稚柳对这一脉狂草的研究,发前人之所未发,把它推向一个新阶段。他对张旭书风有着细致入微的剖析:“在用笔上直立笔端逆折地使锋埋在笔划之中,波澜不平的提按,抑扬顿挫的转折,导致结体的动荡多变。而腕的运转,从容舒展,疾徐有节,如垂天鹏翼在乘风回翔。”从而使“草圣秘难得”的张旭之秘,明白、浅显地和盘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