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出身高贵。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一说十六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十九岁时遭遇国破家亡，旦夕之间竟沦为无处栖身、朝不保夕的亡国遗民。这“天崩地解”的重大变故，让八大山人身心备受折磨，在悲苦愤懑中遁入空门，装聋作哑。最终，将一腔国仇家恨化为孤僻避世的心性修为与傲岸不羁的笔墨境界。以上，是八大山人艺术“冷”的根本缘由。除了“冷”，八大山人还有“奇”。石涛评价他：“心奇迹奇放浪观，笔歌墨舞真三昧。”吴昌硕评价他：“神化奇变，不可仿佛。”此“奇”可显于心、迹两方面。身世背景与人生际遇导致愤懑难以宣泄，遂转为精神世界的率性洒脱、癫狂恍惚，是为“心奇”。其笔下物象形态寥寥可数，看似漫不经心，但无比精准，鱼翻眼、鸟瞪目，近峰远坡、老树参差，处处流露圆润盈满的精神意趣，于孤冷清寒中尽得超拔之生命感；无论墨之干湿浓淡，还是形之疏密虚实，抑或布局之离合纵横，奔放亦不失严整，是为“迹奇”。然，生命大起大落而酝酿出的 “奇”，之于八大山人而言还有更深层的意蕴，那就是他内心深处，隐藏着对自由、平和的向往与追求。纵观八大山人的生平艺程，并非一味地避世孤僻。他由皇族而僧侣，后还俗入世，此人生轨迹，实呈与世界、与社会、与自己和解之趋势。而他的艺术风格亦然，经历了从早期方硬到后期圆融的嬗变，放逸中始终透现法度。八大山人的冷，背后有暖；八大山人的奇，背后是正。■朱耷 鹤鹿凫雁图 中国画 180.5cm×44.1cm×4 中国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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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 秋窗竹韵图 中国画 159cm×64cm 中国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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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 双鹰图 中国画 178.4cm×87.9 cm 八大山人纪念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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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 采药寻真五言联 书法 152.5cm×31.2cm×2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石涛的身世经历与八大山人既有类似也有不同。类似者，石涛也生于明宗室之家，父亲是第九世靖江王朱亨嘉，年幼即丧国、丧君、丧父、丧家，为避迫害而削发为僧，一生亦跌宕起伏。不同者，明亡时石涛年仅四岁，丧国丧君的切肤之痛远不如八大山人，故山河破碎、改朝换代并未使他萎靡消沉。恰恰相反，他不甘认命，对社会生活保持着积极的心态，石涛甚至还在康熙二十三年和康熙二十八年两次接驾，并主动赴北京结交达官显贵。可见他有一颗入世之心。加上长年在南京、扬州等经济发达的繁华之地生活，外境的喧嚣热闹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心态与创作。是故，无论内因还是外因，皆注定石涛的人生态度是“热”。正是“热”，酝酿出了石涛艺术的“怪”。他一反当时画坛摹古仿古的保守之风，格外关注外部世界，毕生云游四方，饱览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其画风变化多方，笔下山水风物，清新自然，真实生动，与主流画风相比呈现出“怪”相。当然，石涛的艺术能够别开生面，除了师法造化之外，求新、求变的市场化需求也是助缘。特定的经历、特定的环境结合非凡的天赋，石涛提出了“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让自我和个性在作品得到充分彰显，作品越发恣肆新异、谲怪陆离，印证着他“无法之法，是为至法”的观点。但，石涛的“热”与“怪”，底色却铺陈着痛苦与矛盾。他幼年悲痛缺憾，中年求进无果，晚年寂寥落寞。对他来说，快乐、得意、希望都是短暂的，积极进取却所获了了，抱负远大却终为空幻。由是观之，石涛其人、其艺的“热”与“怪”，乃不满现状而试图颠覆的某种投射。石涛的无法，其实是无奈。■ 石涛 江干访友图 中国画 135cm×54cm 中国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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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 云山图 中国画 45.1cm×30.8cm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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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 清凉台图 中国画 45cm×30.2cm 南京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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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 山水图 中国画 18.5cm×56.5cm，21.2cm×63cm 四川博物院藏
图文来源于中国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