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有句名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因此，我们能否就所谓“人性”达成一个未来的共识？或者说，人性是否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标准？在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眼里，这个“人性”的说法似乎不可规约，应该找到可以替换它的表达。当然，如何表述是一回事，真正的实践则是另外一回事。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所共知，其晚年的Z理论中，对于人性有着自己相对乐观的看法。他所惠及的人性，本质上是全然对于他者的理解——这听起来似乎过于理想，但既然是一种理论，不妨试着理解“让一朵玫瑰成为好玫瑰”的要义吧。——来自：利维坦
文/Scott Barry Kaufman 译/苦山
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对自我实现有了新的洞见，还构想了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他称之为超越（transcendence）。他把这一理论称为“Z理论”。在马斯洛看来，“超越者”经常视这样一些价值观和经验为动机：它们超越了基本需求的满足和个人独特潜力的实现。这些“元动机”包括对自我之外的召唤的全心投入、对“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的追求，以及对存在价值（或称“B-价值”）的坚守，包括真、善、美、正义、意义、嬉戏、积极、卓越、简朴、优雅、完整等，而这些价值本身即是终极目的。马斯洛需求层级图解：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爱与归属的需要；4、受尊重的需要；5、自我成就的需要；6、超越个人或灵性的需要（为1969年提出的Z理论）。© wikipedia
马斯洛观察到，当他询问超越者他们的行事理由和他们生活的价值来源时，他们经常引用上述那些价值。他们之所以花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事情上，并没有更进一步的理由；这些价值并不为其他任何东西服务，也不是用以实现任何其他目标的工具。马斯洛认为，满足这些“元需求”是必要的，“以避免疾病，达到最充分的人性或是实现最充分的成长……它们是值得人为之生、为之死的。对它们进行思考，或者与它们融为一体，会给人带来人类之所能及的最大快乐。”（注2）Z理论的世界观与现代对智慧的心理学研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心理学文献中，智慧通常被定义为涉及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之整合的概念。这涵盖了接受多种观点的能力，在遭遇挑战时以并不戒备的态度回应的能力，表达各种各样的情绪以获得意义的能力，批判性地评价人类真理的能力，以及意识到人类的问题在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和自相矛盾性的能力。正如临床心理学家迪尔德丽·克雷默（Deirdre Kramer）所言，“智者学会了看待（自己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并将它们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人性化、更完整的自我意识，这包括了人性中的脆弱之处……他们似乎能够首先接纳对自我的关怀，随后超越它，将自我反省的能力与对人际关系深切、持久的关怀，和相应而生的对他人的关怀结合起来。”超越者的世界观对于善良之人和美好的社会有着深刻的意蕴，并且提供了一种鼓舞人心的愿景，展示出人类之所能及的未来。通常，在人类最艰难的时代，我们会看到人性迸发出最闪亮的光辉。随着目前世界陷入一种极度不安全和不确定的状态，超越者世界观比以往任何时刻（也许是有史以来之最）都更有可能使人类实现升华。首先，Z理论的世界观给出了人际关系的新图景——从友谊到家庭，从爱情到性。马斯洛的“存在之爱”（或简称为B-love）概念提供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它存在于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医患关系、工业、管理和领导等各种关系中。我们并非将他人视为达成某个目的的手段，而是能够对他人的存在产生爱意（马斯洛称之为“B-Love”或“存在之爱”）——欣赏他人的本质，而不是试图将他们改造成符合我们自身目的的某种事物。正如马斯洛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我们试图让一朵玫瑰成为好玫瑰，而不是寻求把玫瑰变成百合……这就要求你能够对一个或许与你大相径庭的人达成自我实现一事感到愉悦。它甚至意味着，你应当对每一种人的神圣性和独特性抱有终极的尊重与承认。”以教育为例。真正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应对“孩子”这一整体进行教育，把孩子和他们自己独特的个人目标、梦想和志向视为有价值的事物，不管它们与教师课程安排的联系有多紧密。想象一下，如果学校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标准化学术材料的地方，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对人性的惊奇、敬畏、自我实现和希望的地方呢？不仅如此，再想象一下，如果学校和生活中其他部分不是这样泾渭分明呢？如果孩子们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回到家里，受到了鼓舞激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了解学习这个世界，那会怎么样？向学生灌输对学习的热爱就是向他们灌输一种重要的存在价值。超越者世界观也让我们体验到更深层次的快乐。马斯洛提出，快乐可能存在等级，依次是“从痛苦中解脱，泡热水澡的满足感，和好友在一起的快乐，欣赏美妙音乐的喜悦，生儿育女的幸福，至高之爱体验的狂喜”。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学到了这些可能存在的深层次快乐呢？这不仅包括补足自身残缺所获得的快乐，还包括了因受到灵感启发而向自身之外加以探求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快乐。研究表明，临床上抑郁和焦虑的人在接受10天的道德提升干预（观察仁义、慷慨和勇敢的行为）后，表现出更加乐于助人的倾向，与他人的亲密程度增加，人际冲突减少、苦恼伤心的症状减轻。有时候，不满和压力的解毒剂就是尝试实践存在价值和随之而来的“元享乐主义”。超越者世界观也允许那些宗教或政治信仰不同的人彼此进行健康的互动。正如马斯洛指出的那样，对于每个人、每种人生，我们都可以谈及它的“宗教化”或“神圣化”，而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因共同身份或共同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而感到紧密相连的那些人。马斯洛指出，虽然“神圣”一词往往具有宗教内涵，但人们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能体验到神圣感——一种包含尊敬、神秘、惊奇和敬畏的感觉。想象一下，我们只在礼拜天的教堂里感受到与全人类的深刻联系和统一感，礼拜结束后却又立刻在推特上对和我们意见不一的人大呼小叫——假如我们不这么做，而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次相遇中都保持这种神圣的感觉呢？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对待彼此，世界会变得如何呢？马斯洛的理论对于我们当前的政治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马斯洛当时正在研究一种新的政治研究方法，他称之为“精神政治学”（psychopolitics），这种方法建立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公理的基础之上，即，人类的相似性比人类的差异性更深。人本主义政治基于对人性的现实理解，包括我们共有的、对安全需求以及自我成长和超越性需求的动机。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政治家来说，对人身安全和心理安全感的重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稳定性，我们很难完全地成长。但马斯洛认为，我们不能忽视我们走向自我实现和超越的可能性。“没有法律和秩序的坚实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成长，”马斯洛指出，“然而，一个社会也有可能在法律和秩序层面陷入僵局或停滞不前，过分强调这一环境条件，以至于使个人的成长可能性受到限制。”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派和自由派可以相辅相成；社会既需要那些极其关注保护传统文化和社会稳定的当权者，也需要那些更在乎平等主义，为最脆弱、最需要支持的人提供机会的人。事实上，研究表明，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很亲切友善，只是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保守主义与礼貌、传统道德价值观和生活中与自己较为密切的联系（比如对朋友、家庭和国家）有所关联，而自由主义则与普适的同情心和平等主义有关。这两个方面的亲善都可以为马斯洛口中的“世界共同体政治”（one-world politics）做出重要贡献。与之相对地，对于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胁实际上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敌对倾向，以及那些掌握巨大政治权力的人之间敌对情绪的上升。政治混乱和不平等会滋生对立、不信任和犬儒主义，因为它们会激发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不安全感。在一个高度不安全的社会里，人们对秩序、稳定和归属感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更高层次的动机被随之置于一旁。然而，正是在这类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忽视自身对存在之爱和存在价值的努力追寻，否则我们可能会不慎为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添上一把火。历史上，社会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一直被视作是互相排斥的，有时甚至是彼此对立的（任何对个人有利的事物都不利于文明社会）。然而，事实并非必然如此。个人的目标和价值观可以与对社会有益的事物协同发挥作用。最健康的社会建立在对人类需求的现实理解之上，并为身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个人提供促进成长的最大潜能。我们给予每个人多少机会，以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需求（包括安全、成长和超越性需求）？我们的社会结构可以通过发生具体的变化来增加这种协同作用。马斯洛认为，最健康的社会是那些“善有善报”的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奖励那些行为正直的人，而不是仅仅奖励那些最富有或最声名显赫的人。这可以从早期教育开始，奖励善良和对学习的热爱，而非优异的标准化考试成绩。这不仅有利于集体，而且还会提高社会中个人奋斗目标的上限。是时候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承担责任了，我们应当帮忙创造条件，让所有人不仅能够实现自我，更能超越自我。我们可以在让社会变得更好的同时也让自己变得更好。改善美好社会从修心开始：我们要改变自己对人性的看法，努力让彼此发挥出最好的一面。这样做了之后，我们甚至能够超越我们的物质存在，在逝去许久之后仍然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加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