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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越有逻辑能力，就越能体会他的清晰与穿透力；你对生活越有常识感，就越能体会他的重要性。有些人不满意美国，觉得美国过于自由，不保护穷人，也不满意瑞典，认为瑞典的福利太过分，养了懒汉。秦老师说，美国人的自由咱们学不来，那咱们学习美国人的福利行不行？瑞典的福利学不来，那瑞典人的权利我们有吗？比如为了抗疫，让民众隔离在家，对穷人不友善的美国居然也紧急安排了失业救济的福利，人人皆可申请，甚至自由职业者也可以申请。这样的福利，我们能学吗？同样，如果我们有瑞典人的基本权利，恐怕我们也不会发生因为警示公众而遭训诫的事情吧？最糟糕的是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那就等于把人往绝路上逼。典型的就是农民工进城，既没有城镇救济、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的福利，也没有路边摆摊、住贫民窟、钻桥洞的权利。
说白了，中国与世界的对接，没必要刻意培养出一种苦大仇深、横眉竖目的氛围。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抄全世界的作业，可以先不抄别人家高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先学别人家最低的部分。这最低的部分，就是底线。我们与世界的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这是最争论不休的问题，尤其当话题涉及政府在社会的角色时。左派认为，政府应该把事情统统管起来。右派则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于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上大家争论不休。于秦晖老师来说，如果不把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分开描述清楚的话，这种左右争论，往往是鸡同鸭讲。不把权力责任区分清楚，就会出现这样的尺蠖效应：左派主张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主张政府不用负责任。一放一缩之间，结果只会是：政府的权力不停扩大，责任又在不停缩小。以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为例。王安石主张「摧制兼并，均济贫乏」，照顾穷人、保证平等，有今天左派的意思；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有今天自由右派的味道。问题是，争论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所以落实的结果，变成了老百姓一方面被王安石的国家统制限制住了权利；另一方面，司马光的自由放任给了「官品形势之家」放手聚敛的权力。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秦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左派可以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相应大的政府，右派可以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相应小的政府。但左右两派，要的都应该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秦晖又沉重地补充道：实现共同的底线之前，我们有什么资格妄称「左」「右」，标榜这种或那种现代文明中的「主义」呢？不过，他不在乎。学者，但求学理严谨，逻辑一致，何惧流言蜚语？当然，也是因为「共同底线」过于重要，非如此说不可。比如，我是儒教徒，你是基督徒，但我们都主张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反对异端审判、神权政治，这也是「共同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或修改原有信仰，或是「和稀泥」地搞个「半儒半耶」的「中间道路教」。再比如，你是代表底层的左派，我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右派，我们彼此各自主张互相辩论，但我们都同意遵守现代政治的基本文明规则，不搞「你死我活」，不会将政见不同上升为暴力剥夺、驱赶或镇压。这就是共同底线。没有底线的共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可以把「异端」烧死的神权体制下，基督教和儒教可以讨论什么样的共识？在一个可以互相人身伤害的社会，左右派谈什么共识？强调这样的共同底线，说穿了，就是一种大白话，大实话。我们今天的时代，重视秦晖，喜欢秦晖，也正在此。
不仅仅在于他罕见的渊博、极度的专注力，更在于他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
如果我们的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残酷状？
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无论左右。
秦晖的学问，是「早稻田大学」培养出来的地气。早年失学务农，在田间地头，反而造就了他极其犀利的问题意识。
秦晖的格局，是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他有这样的视野，是因为他从小喜欢看世界地图、转地球仪吗？很难说。但是这种纵贯东西的大格局，实乃吾人之福气。
和他同一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