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官网显示，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Haiping Chen撰写的论文“Social Work in Mainland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过去、现在和未来）”已正式线上发表。
以下内容由AI翻译+人工校对，以原文为准。
摘要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重建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了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工作发展的独特道路。然后介绍了中国目前经常采用的四种主要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包括大学-社区合作模式、组织嵌入式服务模式、本土半专业社工服务模式和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模式。最后，从 “大社会工作 ”视角探讨了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
自上而下的专业发展方式
作为舶来品，社会工作最早是在 20 世纪初由西方传教士引入中国大陆的。其标志性事件包括 1912 年伯吉斯（John Burgess）成立北京学生社会服务社、1917 年库尔普（Daniel Kulp）成立东上海公社、1921 年普鲁伊特（Ida Pruitt）成立北京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等（彭文引，2016 年）。同一时期，上海书院和燕京大学分别于 1914 年和 1922 年创办了社会学系，这两所大学在中国早期的社会工作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 1910 年代到 1950 年代，中国初步形成了多个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如城市社会工作（如东上海公社为城市社区本地工人提供的社会服务）、农村社会工作（如北京清河镇的农村发展实验）、医务社会工作（如社会工作者在医院提供的社会心理服务）和儿童福利社会工作（如北京香山儿童福利院为孤贫儿童提供的社会服务）。遗憾的是，由于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整顿运动，中国高等院校的社会学（包括其分支学科社会工作）、人类学等学科被政府全部取消，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减少西方宗教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影响，学习苏式教育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随后，中国社会工作陷入了近 30 年的发展停滞。
1978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尤其是改革受益者和失败者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政府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软实力，在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硬问题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自此，社会工作进入了中国的重建和发展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在 “教育先行 ”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主要由高等教育推动，不仅注重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还希望通过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提供专业服务，提高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可度。然而，这十年间社会工作的发展却十分缓慢。2006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培养大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战略任务，以帮助解决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社会工作开始受到公众的关注，并逐渐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当时，中国社工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社会工作的春天来了"。的确，从 2006 年到 2016 年，中国社会工作迎来了专业发展的黄金十年。
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工作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和社会需求的影响。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专业发展方式，社会工作服务的规模和范围主要由政府决定和安排。例如，中国政府于 2011 年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这是中央政府出台的第一份正式文件，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全国性指导意见，指明了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哪些领域以社会工作的价值和原则为基础，努力把握社会工作的角色和职权范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如今中国社会工作者的核心业务领域涵盖了困难群众救助、冲突调解与化解、心理咨询、行为矫正、关系调适、基层治理等，不仅旨在解决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需求和挑战，还协助政府努力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往往处于双重服务对象体系中，即既要为个人服务，又要为社会服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上访者，他们努力向上级部门申冤，这很容易让中国社工陷入伦理困境，即如何妥善处理上访者利益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冲突。其实，社工在为个人提供服务时，与中国官僚体系建立合作关系，从集体的角度出发是相当关键的。否则，他们可能难以获得必要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为个人服务对象谋福利。
本土化的服务模式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已经发展了与西方类似的社会工作教育项目、实践领域和专业组织。然而，中国也在努力探索本土化模式，以有效提供社会工作服务。本文介绍了四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包括高校-社区合作模式、组织嵌入式服务模式、本土半专业社工服务模式和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模式。
如上所述，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教育先行 ”原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的重建和发展。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初期，中国人很少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谁是社会工作者，更不用说主动寻求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了。当时，为了给学生寻找实践领域，也为了提高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可度，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发展了高校与社区合作的专业服务模式。他们与中国基层政府的代理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合作，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发现和转介的有需要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服务，从而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居民需求，促进社区发展。时至今日，高校与社区的合作模式仍是社工服务的常用模式，尤其是在中国许多社区缺乏足够专业社工的情况下。为了解决社区专业社工不足的问题，政府要求一定比例的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必须通过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因此，大学与社区的合作被认为是一种双赢的方案，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推广。一方面，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可以在居民委员会的支持下开展实地工作，为弱势人群和家庭提供专业服务；另一方面，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也有机会向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学习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从而更有效地解决社区问题。
除了与社区合作外，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学生和毕业生还通过与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各种机构和组织（如医院、养老院、儿童之家、全国妇联和民政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或签订就业合同来扩展他们的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构和组织的社工岗位往往是由中央政府根据对社会需求的分析，自上而下设置的。比如，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机构养老的新需求，政府要求每一个医养结合机构都要配备专业社工。不难看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社工服务已迅速融入各类关注人类需求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机构和组织中。此外，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核心动力，政府甚至期望并鼓励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建立自己的服务机构。近十年来，这种由教育者主导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这有助于将专业服务扩展到更多不同层面（如个人、家庭、小组和社区）的服务对象，并增加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实习和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广东、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的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积极创办自己的服务机构，其中一些机构已经成为示范机构（如中山大学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圳大学鹏星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东方社会工作事务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中青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等）。
除了教育者主导的服务组织，其他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如企业家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创办的社会工作服务组织近年来也发展迅速。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共有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13000 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21）。这些组织通常规模较小，其核心服务主要涉及儿童福利、青少年发展、老年关怀、家庭问题、社区治理等领域。这些组织特别关注残疾人、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农村留守儿童和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不难看出，在组织层面，社会工作服务已经嵌入到中国的福利体系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建立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尤其是教育者主导的服务组织；二是在现有的机构和组织中设置新的社会工作工作岗位。目前，组织嵌入式服务模式在民间和公共领域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广，并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工作服务的主流模式。事实上，这种模式的出现，尤其是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模式的出现，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即从 “大政府 ”到 “大社会 ”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2013年，中国政府正式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这为中国社工承接政府外包公共服务创造了重要契机，从而推动了近十年来社工服务组织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进一步提出并实施了自 2020 年起在城市街道一级和农村乡镇、村一级建设社工站的计划。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已建成社工站 1.7 万多个，吸引了 5000 多家社工服务机构、4 万多名社工将专业服务嵌入社工站，累计帮扶 18.79 万名服务对象（Lei et al., 2022）。
尽管自 2006 年以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大量接受过专业教育和培训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由于薪酬低、工作量大、支持不足、认可度不高或情感倦怠等原因，实际上并不愿意成为一线工作者或从事其他专业工作。这在中国造成了一个现实困境，即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数量增加，但在各种实践环境中却缺乏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出现了一种以培养本土半专业社工为主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一些曾经的服务对象、活跃的居民或热心的志愿者被选拔出来，接受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培训和督导。通过短期课程、定期工作坊和持续督导，这些人掌握了基本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成为当地社区的半专业社工。他们能够在督导下为面临类似生活挑战或有其他紧急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一些社会工作服务。以北京促进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为例。该机构成立于 2003 年，致力于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福祉。多年来，该机构推出了一个名为 “促进者学院 ”的品牌服务项目。该项目为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学习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助人和改变中去。鉴于实践环境中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短缺，半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发展在中国非常重要，这有助于满足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社区日益增长的需求。
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社会工作实务研究 ”这一新的研究概念引起了中国社会工作者的广泛关注。“社会工作实务研究 ”强调研究与实务并行，通过多方合作来提高社会工作服务的有效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如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工作非实务研究相比，社会工作实务研究至少具有四个显著特点，包括多方合作、对社会工作的反思、实务的即时改变和民族知识的生产（Chen, 2024）。由于实践与研究相结合的目标，以及对实践过程和结果的高度重视，实践研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工作服务的一种新兴模式。中国社会工作者主要依托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在农村社会工作、少数民族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作等不同领域开展实践研究。例如，Ku（2022）采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方法，建立了一个由社会工作者、人类学家、农业专家和自然科学家组成的跨学科研究团队，探索中国少数民族村庄农民的减贫策略。在研究过程中，该团队还提供社会工作服务，成功帮助农民回归有机农业，建立城乡销售渠道，找到了农业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替代模式。显然，通过实践与研究的合作过程，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很有前景的服务模式，其有效性得到了正在进行的研究的有力支持。
面向未来发展的 "大社工”
2023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部成立，这让全国的中国社会工作者欢欣鼓舞。然而，这也给新机构的职能定位和所辖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带来了诸多困惑。以前，社会工作领域的工作由民政部负责，民政部强调社会工作在扶贫济困中的作用。但现在看来，社会工作部承担的职责需要超越传统的社会工作领域。在此背景下，“大社会工作 ”的概念被国内学者所强调和讨论（Wang，2023）。从 “大社会工作 ”的视角来看，社会工作服务不仅要涵盖对弱势群体的日常专业服务，还要包括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参与社会治理。特别是要发挥社会工作的纽带作用，动员和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协同治理。由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强大推动力，社会工作的实践需要遵循双重服务逻辑，即助人自助和助国治国。在人社部的管辖下，这种服务逻辑更加凸显。因此，未来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势必会超越民政部原有的社会工作范畴。比如，除了一般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之外，还可能在人社部的领导下，针对专业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产生官僚（bureaucratic）社会工作。总之，从 “大社会工作 ”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将逐步从社会领域向社会、经济、政治领域拓展。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发表关于新社会服务的实证研究，重点是影响管理和政策决策的基于结果的研究和实践。它在JCR2023中位列社会工作SSCI Q2区（35/91），IF=1.4。
相关文献：Chen, H. (2024). Social Work in Mainland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1–5. https://doi.org/10.1080/01488376.2024.243909
关注我们，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