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在1922年9月18日 致海外同志的信中，深刻地揭示了他对陈炯明背叛事件的沉重心情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立场。
这封信不仅是对陈炯明背叛事件的直接回应，也是对孙中山政治理念和革命精神的一次具体展现。
陈炯明的背叛，其根源在于他与孙中山在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分歧。
陈炯明倾向于模仿美国的联邦制度来实现中国的政治改革，而孙中山则主张通过中央集权和武力实现国家的统一。
这种理念上的冲突，加上陈炯明对个人利益的考量，最终导致了他的背叛。
陈炯明的背叛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动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孙中山因此被迫下野，转而在上海继续其政治生涯。
在这封信中，孙中山表达了对失败的深刻反思：“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这段话不仅反映了孙中山对陈炯明背叛事件的沉重心情，也展现了他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尽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挫折，孙中山仍然坚信民国的责任仍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不可轻言放弃。
孙中山在信中也提到了他在广州蒙难期间的艰难险阻，他和同志们在永丰舰上坚持指挥平叛56天，最终不得不离开永丰舰转赴上海。
这段经历对孙中山打击很大，但他仍然表示：“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轻弃，以自负初心也。”
这表明孙中山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未曾放弃对革命的承诺和对国家未来的希望。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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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就陈炯明叛变事件致海外同志信》，节选尹洪滨主编,著名军事家书信鉴赏,泰山出版社,1996.12,第218页至第224页。
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复杂而曲折的故事。
陈炯明，作为同盟会和国民党在广东的实力派代表人物，他与孙中山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对立的转变。
两人最初的合作基于共同的革命目标，陈炯明在辛亥革命后任广东副都督、代都督，后来在护法运动中被孙中山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逐渐显现，特别是在北伐问题上。
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希望通过联邦制稳定局势，而孙中山则坚持北伐、武力统一全国。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1922年的“六一六兵变”，陈炯明与孙中山彻底决裂。
陈炯明在孙中山逝世后所写的挽联，反映了他对这段关系的复杂情感：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这副挽联不仅表达了他对孙中山的敬意，也透露出他对两人关系的复杂看法。
他认为，尽管他们之间有过冲突，但这些都是出于公义而非私仇，历史的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这段挽联，不仅是对孙中山的哀悼，也是对两人恩怨纠葛的深刻反思。
陈炯明的一生，正如他在挽联中所言，充满了功过是非的争议，而他与孙中山之间的恩怨，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话题。
肆
《陈炯明叛国史》是一本详细记录和分析了陈炯明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的重要活动，以及他如何由革命党人转变为广东地方军阀的历史书籍。这本书也是对陈炯明负面评价的主要来源。
这本书的特点是引用了大量的当时报刊报导和原始电文，通过对1921年前后广东军政府内部纷争与矛盾的深入论述，书中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来理解陈炯明的政治演变过程。
该书的作者是鲁直之、谢盛之、李睡仙和黄惠龙，由中华书局于2007年6月在北京出版。作为“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系列的一部分，这本书不仅为历史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普通读者揭开了陈炯明这一历史人物的复杂面纱。
在现代学术界，对陈炯明的历史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不乏一些学者尝试为其“翻案”，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学者及其文章或著作：
“我李敖就看不惯这种事情，我替陈炯明讲了话，结果在海外一个有名的工程师辗转找到了我，他原来就是陈炯明的小儿子，他把很多陈炯明的资料那来给我，并且他辛苦的写了一部书，叫做就是陈炯明的年谱，就是《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这个人叫做陈定炎，陈炯明当时军装非常威武的，这个书是我李敖给他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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