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昂妤：陈老师您好。您作为研究宋代军事史的专家，《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研究》《宋代军政研究》《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等著作有很深的影响。在此向您请教，如何看待宋朝的治军？

陈峰：宋朝的治军思路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这与中国历史总体的演变趋势有关系。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过著名的“唐宋变革论”，这一观点虽然还有争议，但多数学者都同意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际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既体现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上，也体现在军事国防上。自秦汉到隋唐，大一统王朝追求的都是内外并重。但宋朝并不是真正的大一统王朝。北宋与辽朝起初战争不断，之后通过澶渊之盟确立平等关系。另外西夏也占据了西部的广袤地区。尽管如此，由于疆域占据了传统上中原的腹心地区，加之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以前历代的制度建设，所以北宋仍能以正统王朝自居。但到了南宋，跨淮河秦岭与金对峙，甚至向金称臣；之后又与蒙元发生激烈战争，依旧是偏于江左。宋朝在边防上长期居于被动局面，乃至于不得不签订和约，以和缓战。这就和汉唐的气象大不一样。最大的问题在于宋朝建国以后逐渐走上了一条和以前不同的道路，这种不同并不仅限于具体的军事方针，而是上升到了国家大战略层面。宋朝的治国理念是不再追求大一统，而是以其所控制的疆域内统治的稳定为前提，追求文治建设的成就。宋朝的国防战略也受制于这一治国理念之下，虽然宋人原则上依然希望复汉唐旧土，但在实践层面总体上是对外收缩的。

宋朝的治军诞生于这种历史背景与治国理念之下，对宋朝历史的发展演进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北宋中叶形成的文官掌军制度，不但富于独创性，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早熟的。所以宋朝长期以来在治军上的做法，其产生过程、后续效应，以及对宋代历史演进的影响，都值得探讨，并具有很高的历史借鉴价值。

侯昂妤：还请您谈一谈宋朝治军的历史背景。

陈峰：军队既是政权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是暴力工具，如何有效地发挥军队的作用，而不会招致反噬，这是古今中外当政者都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为此产生了各种治军的相关方针政策。

夏商周三代时期，各级贵族其实是文武不分的，平时管理各自的封地，战时带兵打仗。战国开始出现文武分工，统治方式更加有针对性。《孙子兵法》中就已指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一方面重视选将、用将，另一方面反对国君干预将帅指挥，即“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是宋以前治军方略的第一个特征。《尉缭子》也有类似观点：“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这反映了当时一种主流的认识，即战争中应放手将帅全权指挥。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总是制约或干预将帅的指挥权，一定会错失战机。所以从秦统一到宋代以前，给予将帅充分的统军和指挥权力基本上属于主流意识，虽然皇帝也要防范兵权失控，但是他们仍然遵从这样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宋以前非常重视提高军队的效能。对大一统王朝而言，军队的作用不但在于平定内乱，而且要与周边，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对决。所以宋代以前对军队的整体素质要求非常高，治军方略也围绕如何有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展开，如奖励军功、赏罚分明以及重视训练等。更重要的是这些治军原则与政策被提高到了国家制度的层面。例如秦汉有二十等军功爵，通过积累军功可以拥有崇高的地位，汉初的统治阶层就是以军功集团为核心力量；汉武帝采取积极进取的战略之后，又培植了一大批新的军功贵族。唐代早中期的情况也较为类似，李靖、徐世勣等功臣以军功起家，又出将入相。总之，当时军功是受到推崇的，很多人有意投笔从戎，社会上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再比如在常态下重视军事及训练，本质是培养国家的总体动员能力，方便在战时把各种资源集中于战争配置。当时治军的宗旨就是打造一支能战胜强敌的高效的军队。正因为如此，汉唐可以主动出塞平定游牧民族。

宋代之前对将帅放权，提高军事效能，固然有利于提升军事力量，但伴生的问题是兵权一旦失控，带来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尤其是王朝中衰，统治力下降的时候，将帅们往往可以拥兵自重，称雄割据，甚至发动兵变夺权。典型的如东汉末年，为了平定黄巾起义，朝廷设立了州牧，地方的军事实力增强，但同时也开始出现军阀混战，皇权沦落，最终走向三国。

对于宋朝而言，更具切肤之痛的是唐末五代的乱局。当时天下大乱，统治秩序败坏，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兵权失控。将帅们割据地方、兵变夺权，反噬皇权的问题特别严重。尤其五代时期，黄袍加身的现象屡见不鲜，陈桥兵变不过重演一回而已。所以曾巩说：“唐朝将帅，富贵骄蹇，往往陷于不道，良由事势强大……至于五代，余风未殄。”苏辙也评价五代“军旅之士，各知其将，而不识天子之惠”。当时军队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成了天下大乱的主因，留下了非常惨痛的教训。

侯昂妤：宋太祖作为宋朝的开国之君，对治军既有汲取历史教训的理性认识，又有来自个人经历的感性认识，所以是否自他开始就奠定了宋代治军方略的基调？

陈峰：可以这样说。宋太祖以兵变上位，对当时治军存在的弊端有切身感受。作为一位追求高远的皇帝，宋太祖希望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统一国家，所以当他重建中央权威时，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兵权失控的隐患。“杯酒释兵权”作为宋太祖一朝收兵权的标志性事件，针对的就是协助宋太祖发动兵变的石守信等开国功臣。之后太祖又剥夺了由五代入宋的一批宿将的兵权。另外对各地方藩镇拥有的精锐力量也逐渐在收缴，基本瓦解了中唐以来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藩镇割据问题。对于在京师统军机构任职的新崛起的将帅，宋太祖的防范也非常严，以至于酿成了一大冤案，逼死了救驾有功、为官清廉的殿前都虞候张琼。但宋太祖反而将错就错，以此来制造高压态势，震慑其他禁军将帅。

除了这些即时性的举措外，宋太祖还通过制度设计，保证在长远的未来依旧能管控军队。首先，宋太祖亲自制定了“阶级法”，简言之就是官兵要逐级服从各自长官，最终绝对服从皇帝，敢触犯者，一律处死。其次，宋太祖朝将分权制衡原则应用于军队，这一原则贯穿于宋朝整个政权运行体系，落实在军事层面就是将发兵权与统军权分离：发兵权由枢密院掌握，枢密院作为皇帝之下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接到皇帝命令之后向军队下达指令，但枢密院并不直接掌握军队；统军权归殿前司和侍卫司，之后又被进一步分割，侍卫司被拆分为侍卫亲军马军司与侍卫亲军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统领禁军。太祖年间禁军约有20万，一半驻扎于京畿地区，另外一半在外地，形成内外相制的局面。各地军队中的精锐都补入禁军，剩下的老弱称厢军，主要承担劳役。最后，宋太祖还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防止将帅长期统领一支军队，形成密切的私人关系。

宋太祖时期的治军方略还有一点不同于以前，即明确要求武臣读书。他在建隆三年（962）提出“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这其实反映了宋太祖在统治刚一稳定之后就意识到了要改造军队和武将队伍，不仅要通过各种制度直接管理，还要让他们自觉产生这种意识，配合他思想改造。对于这一点司马光的理解非常准确，他在《涑水记闻》中明确指出太祖的本意是“亦当使其读经书”。宋太祖的当务之急是让武臣读儒家的经典，了解君臣大义纲常伦理，清除武将群体中跋扈的积习。

宋太祖一朝治军的很多举措在今天看来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作为时代的产物，为了摆脱五代积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宋太祖依然有统一天下，接续汉唐之路的志向，所以治军政策虽然严格，但为了做好与众多敌手对决的准备，他对军队的战斗力是不敢轻忽的。以往对太祖朝治军的认识陷入了一个误区，过于关注他收兵权等举措。事实上宋太祖在管理将帅上是区别对待的，他对两司三衙的禁军首脑控制很严，但对出征和戍边的将领会授予便宜行事权。例如曹彬、潘美统十万大军灭南唐，宋太祖一朝禁军总体在二十万左右，此战一次性动用了一半兵力，但太祖依然充分放权。平定其他割据政权时情况也大致如是，宋太祖着意叮嘱统兵将帅不要随意杀戮，但对其他问题几乎不曾干预。常态下的戍边也是同理。名将郭进驻守西山二十年，“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宋太祖曾派三十名近卫在郭进军中效力，有十余人因临阵退缩被处斩，宋太祖不仅没有处分郭进，反而密谕抚慰。总之宋太祖时期仍重视军功，为此给在外用兵的将领充分的便宜行事权。

以往对宋朝的普遍印象是“重文轻武”。我认为宋代的治国理念应该被称为“崇文抑武”，作为一种国策是国家的主动行为，重文轻武是推行这一国策导致的结果。而且作为一种国策，崇文抑武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太祖时期为了纠唐末五代文武失衡之弊，做了很多恢复文武平衡的工作，但总体上依然是奖励军功的，所以军将尚未感到大的失落。

侯昂妤：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之后宋代的文武关系向另一个极端开始失衡？宋太祖之后的君主施行了哪些政策，导致了格局的变化？

陈峰：这种失衡开始于宋太宗时期。因为宋太宗得位不正，所以他急于建立功业树立个人权威，连续两次北伐辽朝，试图夺回燕云地区。但是两次北伐都失败了，使宋太宗开始畏惧辽朝，也失去了开拓进取的信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宗对军队的定位变成以维护内部的统治秩序为主，边防和对外作战降到了次要位置，军队的效能不再是关注重心，相应的治军方略也发生了变化。对将帅不再区别对待，且畸形地强调管控。

宋太宗的治军方略首先源于对将帅的不信任，这一点甚至在北伐之前就有征兆，很多太祖年间受倚重的将领都先后被罢兵权。大将曹彬、潘美虽然在雍熙北伐中分别被任命为东路和西路的统帅，但也处处遭到掣肘，无法充分施展。尤其第一次北伐期间发生了部分将领计划拥立太祖之子德昭的事件，加深了宋太宗对将帅的不信任。所以宋太宗对将帅的控制上升到了新的台阶。首先在用人上，宋太宗所重用的将帅如傅潜、王超等，大多出身其藩邸，忠心有余但能力平庸。而这在宋太宗眼里反而成了优点，他自称：“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而且宋太宗又取消了戍边将领身边的亲兵。古代战争中主帅亲兵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既是保护指挥中枢的核心力量，同时又往往是夺旗先登的生力军，能在关键时刻改变战局走向。取消了这部分亲军，无疑严重削弱了宋军战斗力。

当出征作战时，宋太宗又全面推行“将从中御”，主将必须按照内廷所制定的方略或阵图办事。这种遥控战场的方式严重地违背了战争规律，更遑论太宗的方略和阵图往往并不甚高明。宋太宗亲自制定的“平戎万全阵”，号称能应对战场上的一切情况。这个阵法全部展开需要大概11万人，占据一个平坦开阔的空间。但现实战争中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个阵图是大而无当，而且本身就基于一种全面防御、被动消极的思想。但按照御赐阵图作战，即使失败也不被追究；基于自主意识行动，无论胜败都要冒风险，一旦失败就要承担全部责任。这就导致太宗朝以后，将帅出征作战行动都是谨小慎微，不敢大胆用兵，不敢临机应变。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宋太宗还派人监视各路将帅。应该承认监军自古就有，宋太祖也任用监军，但总体上数量不多。而太宗则开始大量地派遣监军，之后又有专职的“走马承受公事”。这些人级别不高，主要负责把皇帝的指令送到前线，再返回向皇帝汇报前线情况，事无巨细都可以过问。很多监军人品很差，例如逼死郭进的田钦祚，本质上就是奉命监视郭进的；王侁逼死杨业的故事则更为人熟悉。武将迫于形势，多数只能谨慎自保，因为宋太宗虽然强化对将帅的控制，但对战败将领的惩罚并不严厉。例如雍熙北伐失败，曹彬、潘美都遭到贬官，但不久就都官复原职。当时对败军之将的处罚往往很轻，最严重的也止于流放，通常不过贬官，而且大多一年左右就可以逐渐恢复官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补偿，毕竟武将的权力被收走，管理得也很严苛，所以出现问题之后相应的也不太追究，但这就造成了赏罚不明的后果，对战斗力自然也产生了进一步的伤害。

除了上述政策上的调整外，统治集团核心的变化可能是更深刻和长远的。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之后，文官士大夫集团成为政权依赖的主要力量，这些人大多是反战的。我在《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一文中对此有比较集中的论述。士大夫集团普遍推崇文治和内部建设，抵触武力手段，将周边民族政权看作“四夷”，认为对其征伐得不偿失。宋太宗以此为契机全面奉行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放弃开疆拓土，以内部的统治安定为前提，满足于文治上的成就。在国防上采取全面防御战略。尤其宋太宗后期还开始尝试以文驭武，用文臣来控驭武将。这一原则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军事机要决策领域。枢密院作为宋代的军事决策机构，这时开始参用科举出身的文官。宋真宗朝这一点得到继续发展。因为宋代的皇帝从真宗开始，都是受儒家士大夫教育，在儒家理念的培养下成长的，加之文官士大夫已经成为宋朝政治的主体力量，所以文官不仅执掌了政务，而且要求在军事上也拥有更大的权威。武官不但不能参政，在军事决策上也逐渐丧失发言权。

自真宗开始，枢密院已经基本上由文官主导，如马知节等武官，纵使有能力也往往遭到压制。同时一线军队的指挥权也逐渐落到文臣手中。“澶渊之盟”后边防压力缓解，文臣以州府长官兼管驻军的现象不断增加。宋仁宗时期，文官士大夫主政的格局更为鲜明，文臣在完全控制枢密院的同时，也掌握了各地的统军指挥权。宋夏战争爆发后，朝廷委任文臣为各战区统帅，其官衔通常为经略安抚使兼都部署，如范仲淹、韩琦就属此列，虽然在西北统军，但身份还是文官，不能真正地融入军人群体，这和唐以前官员文武身份自如转换是有明显区别的。虽然今天有观点认为范仲淹是宋代杰出的军事家，但必须指出范仲淹无论是军事理论还是战绩，都难以与真正的大军事家相比。他的长处在于比同时期其他人更加清醒理性，采取了更务实的策略。而且范仲淹作为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愿意全身心投入。但他在军事上并没有比肩汉唐名将的成就，王夫之在《宋论》里也有指出这一点。总之在宋真宗朝至仁宗朝，文官彻底掌握了国家军事的主导权。一方面文官成为枢密院的领导者，承担军事机要与决策，武将则逐渐退出这一中枢机构；另一方面，文官出任战区统帅及统辖各地的驻军，直接控制军队，各级将领都成为其副职或下属。即使战功突出的狄青出任枢密使，也属凤毛麟角。之后更是直到靖康年间，北宋面临亡国危机，才临时授予武将种师道枢密院里最低一级的长官签书枢密院事的头衔。

南宋初年属于特殊时期。在经济、军事、政务体系全部崩溃的情况下，高宗主要靠地方军和地方官来支持他重建，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没办法再按照北宋的模式约束军队。所以在当时宋金战争的过程中自然生成了一股力量，一度出现了韩世忠、张俊、岳飞及刘光世等大将统军指挥的情况。这些将帅可以有很大的自主指挥权，其所率军队甚至被称为“岳家军”“韩家军”。统治集团虽不得不倚重他们抗击金军，但却心存顾忌。而且这只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一旦局势缓和，宋高宗又走回头路，解除三大将兵权，冤杀岳飞。绍兴和议订立后，南宋基本恢复了文臣掌控军队的制度。直到南宋末年统治即将瓦解的时候，才不得不再给予将帅一定的权力。

侯昂妤：那么您认为宋代的治军方略在当时产生了哪些积极或消极的效应？

陈峰：从宋代整个发展脉络来看，治军方略逐渐趋于保守。结果就是军队维持内部的统治秩序有余，但是无法在边防和对外征战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传统上多关注它的消极性，但是今天我们看它这个制度，其实包含了一种创新精神。总的来说，宋代的治军方略追求制衡武将队伍，确实有利于稳定军队，杜绝了将帅失控的隐患，防止军队反噬政权，使军队完全成为国家的顺从工具，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成就；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它的确还不能适应残酷的战争形式，所以说是一柄双刃剑。

首先，宋代长期践行的治军思路和政策有其消极方面。第一个问题是军事决策的保守与消极。宋代的军事决策通常是被动应对，而不是积极主动地防患未然。尤其是无法应对强敌进攻，往往依赖议和来解决。宋人为了应对和谈引发的非议，就引用儒家化干戈为玉帛的理念为自己辩护，但这不能掩饰这些议和条款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第二个问题是由于管控过度，导致武将的消极萎靡和能力弱化，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三个问题是文臣一般不太懂兵略，也缺乏战场考验，既不懂兵，也勇气不足。而且文臣统兵还造成了文武关系紧张，战事一旦出现问题，文武官员往往互相推诿，引起了很多矛盾和内耗。第四个问题是将士缺乏荣誉感。宋代主动从军的社会精英很少，士兵多数是没有出路的失业农民和市井无赖，作战积极性不足。总之宋代治军的低效问题很明显。

但是宋代的治军思路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自然有其积极的方面。本质上宋代的治军思路满足了宋朝人的一些根本需要。第一，各级将领受到有效控制以后没有作乱机会。虽然有统兵文官，但他们在身份上不是真正的军人，相互之间还有很多牵制，这就解决了军队反噬政权的问题，有利于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两宋三百年基本上没有大的内乱，相比其他朝代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无论是王小波、李顺，还是方腊，都是区域性事件，而且不是来自军队内部。宋代历史上只有基层士兵偶尔发生变乱，但是很快就被镇压。南宋四川宣抚副使吴曦曾想勾连金朝割据称王，但刚一行动就被自己的部下斩杀，事件得以平定。所以宋代统治秩序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内战或内乱。第二，宋代的治军方略遏制了穷兵黩武的倾向。很多军事上强势的朝代虽然能开疆拓土，但也容易陷入过度扩张的陷阱，导致国家的财力物力受到了很大的消耗。宋代治军思路就避免了这一隐患。第三，因为宋朝很少发生内乱，所以域内受到战争的破坏和干扰少，经济、文教方面有一个长期而稳定的有利的环境。宋朝虽然军事上积弱，但又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文教建设、科技艺术方面的辉煌时期。陈寅恪先生有经典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种高峰的出现，离不开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与宋朝治军思路是有关系的。宋朝学者吕祖谦有过评价：“（本朝）远过前代者也，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晚宋人吕中则认为：“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元代史官更是总结：“宋恃文教，而略武卫。”综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宋朝呈现出一种文盛武衰的悖论，就此形成一个很鲜明的时代特征。

侯昂妤：从今天的角度看，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极其发达，但军事衰弱，所以的确可以说是宋代独有的鲜明特征。刚才您提到悖论，其实宋代军事领域的悖论还有很多。比如宋代文人论兵达到一个高峰，兵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是军事实践的失败却非常惨痛，这是否也是一个悖论？

陈峰：宋代文官不仅在政治上要占主导，在军事上也要占主导。所以当边患严重之际，文官既然担当了国家的责任，也就有义务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中国文人还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这些都促成文人谈兵在宋代的盛行，尤其自宋夏战争爆发开始，至南宋连绵不绝。但我认为不宜过高估计宋代文人论兵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军事理论在宋代没有创造性发展，注解多而创见少。宋代兵学方面的成就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整理性质的。宋代以前兵书很多，但是缺乏系统整理。以《孙子兵法》为例，各种版本和注家在当时已经积累得比较丰富，宋人将其整理规范，纠正了许多错讹。《司马法》《吴子兵法》《六韬》《三略》《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也属于同样情况，这些兵书合编为《武经七书》，表面上对应儒家经典，提升了兵书的地位，本质上却是作为文教建设的一部分来看待，而非从实战军事需要的路径出发。这些工作将既有兵书编织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我认为它对兵学理论本身发展的贡献远远不够。

宋代兵学还有一种成果，属于宋人新撰写的兵书，例如《何博士备论》。作者何去非学过兵略，神宗时追求富国强兵，让他做武学博士，但是他还是追求当文官，宁愿自降一等。此类作品有一些军事理论上的价值，但与《孙子兵法》等经典相比还远远不足。其他如《虎钤经》《翠微北征录》之类宋人新撰的兵书情况都很类似。根本原因在于宋代主流还是不崇尚军功的，文人们多在纸上谈兵，尤其在国家层面缺乏向实践转化的部署。总之宋代对兵书整理的贡献很大，但是在学术基础更加雄厚后，缺乏兵学理论的进一步飞跃。

侯昂妤：最后能否请您总结概括一下，宋代的治军方略对今天有哪些启示或教训？

陈峰：放眼世界文明进程，宋代的文官掌军是一种早熟的制度。与其同时代的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如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西欧墨洛温与加洛林王朝及此后大小王国相比，虽各自体制存在差异，但统军及作战的指挥者大致由专职的军事将领承担，故军事将领有能力卷入权力斗争，引发的战乱屡见不鲜。英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芬纳指出：“从衰落的哈里发帝国到中亚，再到尼罗河畔，都可以找到这种机制的存在。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奴隶队伍的领导者从其主人（合法君主）那里篡夺皇位。”此外军事贵族和将领也都是对外扩张和侵略的狂热追随者，典型的比如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甚至将战争作为立国之本，战争的循环只要停止就会危及整个帝国政权的稳定。直到西方近代出现执政党文官决策层掌握军队的制度，职业军人成为服从的工具，才基本解决了军队干政的问题。

现代的文官集团掌握国家权力，军官集团高度职业化的制度自然与宋代文官掌军制度有本质区别，但二者在形式上是相似的。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宋代文官掌军制度早熟于时代，与现代治军理念有诸多暗合之处。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宋朝的治军方略杜绝了将帅失控的隐患，使军队完全成为国家的顺从工具，与以往王朝相比，宋代军队始终没有作乱一方。但处在边患频发的时代，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在遭遇强大对手时，不免陷于一厢情愿的尴尬境地。宋朝片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矫枉过正，为了内部的统治秩序，在治军问题上始终以防范和抑制为前提，结果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严重摧残了必要的军事能力，在边患层面承受巨大的安全压力。宋人以苟且的心态满足于脆弱的和平，但面对巨大的外部挑战就只能被动挨打，甚至于亡国，以“积弱”而为后世诟病。或许如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及纸币等革命性产物首先出现在宋朝，但先进的生产力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没有转化为强大的国防实力一样，宋代探索治军的新制度设计具有世界性的开创意义，不过其理念与现实是脱节的。早熟或许昭示未来的趋势，但制度设计唯有观照平衡并顺应时代，才具备真正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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