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下午1点22分许,知名作家琼瑶在家中离开人世,享年86岁。同时,她的社交媒体上发出了一封“遗书”,向所有关注她的朋友娓娓道来,她为何作出如此决定。
在“遗书”中,琼瑶提到了她最喜欢的两个字是“翩然”,这个词代表的含义是“自主、自在、自由”的飞翔,所以她选择翩然地离开人世。
琼瑶写道:
“‘死亡’是每个人必经之路,也是最后一件‘大事‘。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作主’。”
在这封信的结尾,琼瑶还强调,年轻人千万不要轻易放弃生命。
琼瑶社交媒体上的“遗书”片段
如何选择生命结束的方式,又一次回归到公众舆论的中心。
这个问题自进入21世纪以来,便在全球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家都在法律实践上明确表明了反对态度。但对于那些亲眼目睹过自己的至亲,被那些无力挽回的恶性病痛摧残着走向死亡的人来说,这样的规定在那种毫无质量与尊严的生命面前又不免有些残忍。当死亡无可避免时,面对那种无人可以忍受的巨大身心痛苦,我们是否拥有提前体面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关于这个问题,阿信今天要为你推荐两本深度阐述相关问题的好书,第一本是《不愿活下去的人:关于死生的特别报道》。
点击图片,即可下单作者凯蒂·恩格尔哈特是一名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她耗费四年时间跟踪了六件真实案例, 展开了数百场访谈, 深入地下自杀组织“解脱国际”,记录那些曾经想一了百了的人的心路历程和结局。她用一个个深入一线的数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自杀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困难得多。另一本书是《死亡如此多情:百位临床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书中的每个故事均来自国内一线临床医生的口述,还原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生死现场。一部颠覆传统生死观念的纪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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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折射着人性的光辉与阴暗。我们借此可以重新认识身体和心灵、痛苦和疾病,以及生命和死亡。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得以了解死亡和医药的局限,也揭示了如何有尊严地走到生命终点。国内外两本书截然不同的讲述,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母题——我们如何面对和接受死亡。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法律讨论,早已经进行了数十年。199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了2起分别来自华盛顿州和纽约州的协助死亡案件。这2起案件中,大法官们一致认为,医生协助死亡并不是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一项受到保护的权利。法官们更多地考虑的是“保护弱势群体——包括穷人和老弱病残——免受虐待、忽视和错误伤害”方面的权益。滑坡论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反对死亡权的思想支柱,即一旦承认有限的死亡权,就不可能对其加以控制。比如,生了病但还没病入膏肓的人,精神上有病但身体上没病的人,老、弱、残。批评者警告说,最后一定会出现滥用,滥用在穷人、不情愿死去的人、妥协了的人、感到害怕的人身上,就连害了单相思的16岁男孩都可能会卷入其中。当然,也有其他地方有不同的看法。199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拟将安乐死合法化。尽管该法律在2年后被联邦政府废除,但全球格局正在慢慢发生变化。1998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自杀游客”开始在瑞士死亡,在那里,协助死亡已经合法化。2002年,荷兰和比利时都将安乐死合法化了;后来,卢森堡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国43岁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的戴安娜·普雷蒂,为了争取自己的“安乐死”权力打了近两年官司。黛安娜说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做不到,因为她脖子以下都瘫痪了。她说,这是她的合法权利,法律剥夺了她尊严死的权利。黛安娜想让她的丈夫杀了她——她想确保丈夫不会因为谋杀而入狱。2002年4月,在最后一次上诉失败的那天,戴安娜在伦敦通过语音模拟器对一群记者说,“法律剥夺了我所有的权利”。一个月后,她在数天的极度痛苦中死去。《每日电讯报》报道,她“以她一直害怕的方式”死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在其著作《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未来》中指出,允许协助死亡的法律只要存在,就会给伦理道德带来极大腐蚀,让我们一头冲向毫无价值的死亡和强制的杀戮。但纸面上理论争论毫无意义,一旦因为病痛的折磨走进生命中的垃圾时间,几乎所有人都会思考的问题是:我究竟是选择好好死去还是不得好死?点击图片,即可下单《不愿活下去的人》的写作开始于2015年的伦敦,那时恩格尔哈特还是一名新闻记者。那一年,英国议会要投票决定是否将医生协助死亡合法化。她就这个主题做了一些报道,还跟几个同事合拍了一部纪录片。她想知道,立法规定一种全新的死亡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似乎对我们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以及理解我们觉得自己有义务遵守的社会契约,都至关重要。恩格尔哈特在转而关注美国及其《尊严死法》时,发现能找到的数据比她预计的要少得多。从那时开始她便意识到,如果想了解这些病人,就需要找到他们,和他们一起度过他们用来策划自己如何死亡的生命片段。她后来遇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病人:即使在医生协助死亡合法的地方也并不满足法定标准,但仍然想死的男男女女。他们说,他们都有绝对合情合理的原因。他们得了慢性病,他们很痛苦,他们年老体衰,他们正在变得精神错乱,他们不想活得像他们的父母那样久、病得那样厉害……在交谈中,他们会说到“理性自杀”,这种终结生命的方式至少在理论上并非出于冲动,也并非由精神疾病所激发(即“绝望自杀”,是自杀的绝大部分原因),而是在经过极其冷静、清醒的数学计算,做了成本效益分析之后的决定。很多人都说,他们遇到了法律的限制,于是只能在法律之外寻找解决方案,有时候,他们得到的帮助来自亲友。也有时候,人们通过互联网得到一些小型但往往组织严密的秘密团体的救助,有些活动家称之为“地下安乐死”。4年间,跟恩格尔哈特交谈过的有好几百人,他们跟协助死亡有各种各样的关联,有的在法律范围内,有的则在法律之外。“我碰到的那些人想死当然是因为他们生病了,但也同样因为精神上的痛苦、孤独、爱、羞愧、很久以前受到的创伤,或者渴望脸书上的粉丝认可自己。有些人的动机是因为钱,或者说因为缺钱。”他们并非都讨人喜欢,并非都容易相与,甚至感情上也并不总是清晰可辨。在面对死亡时,他们并非都很勇敢。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并非都能给他们周围的世界带来有意义的经验教训。点击图片,即可下单
懂得生和死,才能更加珍惜生命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必归之途,每个成年人应该提前预习。当我们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少有人能保持住理智。为什么我们会惧怕死亡?为什么我们会惶恐不安?既然死亡对人来说不可回避,那么从死亡的阴影下摆脱的唯一方法就是了解死亡,认识死亡,然后正视死亡。而每年发生死亡最多的地方,正是医院,目睹死亡最多的人,是医生。《死亡如此多情》中所有的讲述,都来自一线医生,他们见过许多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人选择放弃治疗,有人乐观以对,也有人惶恐不安。《死亡如此多情》中,记录了一个年轻患癌女孩蓉为自己设计葬礼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血液科医生陈勤奋,蓉是长她两届的校友,她们都热爱着席慕蓉的诗,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蓉一直很瘦弱,腹痛反复发作,任何药物都无济于事,而手术的诊断结果是:晚期癌症,广泛转移。蓉日渐虚弱,听音乐、听广播都会使她体力不支。在死神面前,亲友真的无能为力了,大家只能尽量使她快活。后来,蓉的腹腔布满肿瘤,已经很久不能进食了。疾病并没有改变蓉浪漫、乐观的天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蓉提出为自己设计葬礼。她从自己的影集中挑选了一张着装鲜艳、面带阳光般微笑的照片,请父亲去照相馆放大,镶上相框。陈勤奋医生写道:“看着她脸上一如既往的开心笑容,恍惚间,我仿佛以为是在帮蓉挑选出嫁时穿的婚纱。”她请人写好了悼词,还拜托好友代她写一份告别辞。好友拿着写好的告别辞给她看,蓉说很喜欢,开心地笑起来,仿佛是在开着愚人节的玩笑。那份告别辞后来被打印出来,当朋友们看望她时,她就发给每个人。
蓉的告别辞标题是《请让我快乐地前行》,是这样写的:
“值得欣慰的是,我还有健全的大脑和心智,我的意志也一直没有被摧毁。即使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眼泪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流出,那也不是因为悲伤,不是因为对离开人间的恐惧,而是因为很多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情感。”
医生兼好友陈勤奋后来回忆,她对那一段日子刻骨铭心的记忆,居然只有兴奋,没有悲戚,因为她们俩都那么热切地在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设计一个告别人世的仪式。
书中一位医生表示,医生不仅掌握现代医学的高科技治疗手段,同时也清楚现代医学的局限。
“因此我们不能只考虑如何延长病人的生命,也要考虑病人家属的感受。通过对病人病情转归的详细分析和解说,让病人家属能够理智接受一个既不让病人忍受过多痛苦,又能让自己于情于理都接受的治疗方案。这就要求临床医生不仅要在技术上治疗病人,还须从心理上、情感上给予他们支持。”
既然生老病死是一种必然,那么,每个人都需要学着接受,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始下一段旅程。
一部颠覆传统生死观念的纪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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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恩格尔哈特遇到的那些计划去死的人,还是医生们每天相处的生命处于倒计时的人,他们在生命行将结束时都会产生对绝对控制权——或者可能只是一丝丝控制权——的这种渴望,而这关系到免遭病痛折磨的渴望,关系到自主权。但恩格尔哈特遇到的大部分人来说,选择在计划好的时间去死,最主要的还是关乎“尊严”。恩格尔哈特在为《不愿意活下去的人》采访病人和垂死的人时,有时会问他们一些关于尊严的问题。她采访过的很多人都把尊严等同于控制括约肌。他们说,到他们把屎尿拉在裤子里,或是必须让别人来帮忙擦屁股的时候,他们的尊严也就丧失殆尽了。真的就这么简单。看来,就算人们难以准确定义尊严究竟是什么,在有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有失尊严时,他们内心还是知道的。对他们来说,为死亡做个规划往往是为了避免失去尊严。他们认为,没了尊严会让他们感到羞愧、屈辱、无力、压抑、自私和丑恶,无法再举止端庄,经济开支也会高得离谱,还会觉得不堪重负、不合理或不真实。在《死亡如此多情》中,也谈及了尊严这个词,不少医生秉持着相同的看法:让死者走得更有尊严,痛苦更少一点,是活人应该尽的一项义务。一个健康的人、有清醒头脑的人,应该推动并满足病人的善终权,只有活人做好了,在他死的时候才能享受到这种善终权。一部颠覆传统生死观念的纪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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