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的发源地之一
——深圳地区曾经有支抗日武装游击队，名“东江纵队”。
知道东江纵队的曾经存在，是因为这几年在深圳的户外活动中多次接触到：
比如阳台山山脚下的龙华大浪登山口广场就叫“胜利大营救广场”，以东江纵队当年组织的省港大营救行动而命名；
比如大鹏沙鱼涌海滩就是东江纵队主力曾经北撤山东的出发点，那里有个北撤纪念亭叫“北撤亭”，有个东江纵队北撤旧址，有东江纵队北撤纪念碑，也有东江纵队北撤纪念馆。
想较为完整地了解东江纵队的历史，不但是因为在深圳户外中多次接触到，更是因为我“求甚解”的本性让我以为既然身在深圳就总是要对深圳所发生的历史有点能说出个一二三的了解为好。
——我不搞深入的研究，我就是想让自己有点“常识”就够了。
东江纵队，全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
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大小战斗1400余次，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建立了总面积约1.5万平方千米、人口约450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有2500余名指战员牺牲。
1945年，朱德同志在“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深圳、香港、东莞、惠州，在行政管辖区域上曾分分合合。
深圳，曾属广州府东莞县管辖，后析为新安县。
深圳，曾辖香港区域，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7月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期间，中国清政府与英国相继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港岛、九龙和新界割让、租借给英国。至此，原属新安县（深圳）的香港区域脱离其管辖，深圳与香港从此划境分治。
深圳，曾属惠阳地区管辖，1979年设立深圳市，1980年设立深圳特区。
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侵占东江下游各县，而后发动入侵华南的“广州战役”并占领广州。
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决定组建一支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击日军入侵。
1938年10月，中心县委通过统战工作，以东莞县社会壮丁训练总队名义，组建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后更名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
——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华南地区建立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
1938年10月19日，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200多人奔赴榴花一线，布防阻击日军，称之为“榴花塔阻击战”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莞人民抗日武装对入侵日军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抵抗。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在东江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深圳坪山客家人）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委派，率在香港的共产党员和香港进步工人、华侨知识青年共60余人分批到达惠阳县坪山（今属深圳市坪山区）地区，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1938年11月底，时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下，接受国民党委任，于深圳镇鸿安酒店组建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负责进行深圳乃至东江地区的抗日斗争。他在深圳地区驻留一个月开展的抗日活动，为深圳乃至华南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整合与建立产生深远影响。叶挺将军在此收编队伍、整合武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曾生、王作尧（东莞县厚街人）人民抗日队伍的发展壮大，以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成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8年12月2日，在惠阳县周田村成立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
1939年1月1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及宝安、增城中共组织领导的人民武装在东莞县苦草洞整编，成立东（莞）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共200余人，分别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东江指挥所第3游击纵队新编游击大队和第4游击纵队直辖第2游击大队番号。
1939年4月，中共中央派八路军留守兵团所属保安司令部参谋处主任梁鸿钧等到东江。
1939年5月，在坪山成立东江军事委员会，由梁广、梁鸿钧负责，统一领导新编游击大队和第2游击大队。
1939年9～12月，两支游击队发展到700余人。
1940年3月8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及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围攻，被迫从坪山根据地向海陆丰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部队多被打散，损失严重，最后仅剩100余人。
1940年9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编游击大队和第2游击大队余部由海陆丰沿海地区返抵宝安县上下坪村，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第5大队，林平（尹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第5大队分别进入东莞大岭山区和宝安阳台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1940年11月，第3大队首先在黄潭击退进犯的日军，毙伤日军数十名。尔后，两个大队不断袭击日伪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
1941年2月，第3、第5大队派出小分队进入增城县西部，与当地中共组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基干队会合。
1941年4月，成立增（城）从（化）番（禺）独立大队，游击区扩展到增城和广州市东北郊一带。
1941年6月10日夜，400余名日军和200余名伪军，在大队长长濑率领下，兵分两路，准备在11日拂晓合围偷袭大岭山百花洞村。日伪军的偷袭行动，早已被游击队情报站所侦得，并于当晚将情报送到大队长曾生手上。曾生立刻率领游击队抢占百花洞西南的小山头制高点，准备迎敌。同时，负责军事指挥的总队长梁鸿钧和政委尹林平率队支援曾生，并命令游击队战士占领百花洞东大公岭，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经过两天两夜的战斗，日军大队长长濑被击毙，日伪军官兵五六十人被击毙击伤；游击队缴获长短枪10余支、弹药辎重一大批，还缴获了几匹战马，百花洞战斗取得胜利。
1941年9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在广九铁路（广州―香港九龙）西侧建立了大岭山和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清晨，日军开始攻占香港，驻港英军仅抵抗了17天就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香港沦陷，日军在香港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法西斯殖民统治。抗战爆发后撤往香港的一大批民主人士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为了解救这些民主人士，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分别向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和广东党组织发出特急电报，要求尽一切努力营救、转移被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乔冠华和叶以群在廖承志指挥下，通知九龙等地的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分散隐蔽。同时，第3、第5大队各派出一支武工队进入港九地区，成立港九大队，开展城市游击战。游击队还先后建立了海上中队和护航大队，开展海上游击战，袭扰日军海上运输线，保护渔民和商船往来。
1942年1月，根据中共南方工委的决定，在阳台山根据地白石龙村召开了游击队干部会议，为统一领导东江和珠江地区的抗日斗争，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并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以第5大队为基础成立主力大队，其余分别编入第3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港九大队。
此时，东江游击区与香港之间，已经建立起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赤尾，抵达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西线）；通过九龙经西贡、沙鱼涌、淡水进入惠阳的海上交通线（东线）。
1942年1～3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先后从香港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700多人，以及一些国民党官员和眷属、遇险的美国航空队飞行员以及港英官兵和荷兰、比利时、印度等国的人士近100人，此为“省港大营救”，被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3年1-10月，游击总队经过整风学习和军事训练，向日伪军展开广泛出击，对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军进行反击，拔除了广九铁路及宝太公路、莞城—太平公路沿线的一批据点；争取了伪军1个营反正，2个连投诚；海上独立中队以少胜多，在大亚湾全歼伪海军1个大队。恢复和发展了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其间，大亚湾独立中队扩编为护航大队，以挺进罗浮山地区的宝安大队一部整编成立独立第2大队。
1943年11月，日军发起了打通广九铁路的进攻作战。中旬，日伪军出动七八千人，号称“万人扫荡”，在空军配合下，对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下旬又对羊台山抗日根据地实行“多路围攻”。游击总队在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杀伤一部日伪军后，巧妙地跳出包围圈，转向外线袭击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粉碎了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收复大片失地，使广九铁路两侧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卡住日军南线交通运输的咽喉，破坏日军的战略部署，策应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对日军的反攻作战。
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坪山扩编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2、第3、第5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港九大队、护航大队，共3000余人。
东江纵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杀敌立功竞赛和拥政爱民及扩军运动，并向日伪军连续出击。
1944年上半年，进行战斗148次，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迫使伪军1个营和伪自卫军1个暂编团团部投诚，纵队总人数发展到近5000人。仅广九铁路以西的部队就歼灭伪军20多个连，迫使伪军1个营和1个暂编团团部100余人投诚；港九独立大队积极开展城市游击战，炸毁了香港启德机场的油库和九龙第4号铁路桥；护航大队在大鹏湾海面俘获日军武装运输船3艘。
1944年6月间，日军出动配合进攻湘桂线。为钳制日伪军，东江纵队沿广九铁路、宝太公路等交通线广泛出击，先后全歼广九铁路常平、平湖等站的伪军、伪警大队。同时，东江纵队还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粤北挺进，一度解放清远县城。
1944年7月，东江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在大鹏镇成立。
1944年9月，东江纵队从惠阳大队、护航大队、港九大队抽调人员组成独立第3大队，进入罗浮山地区，为建立根据地作准备；以第2、第3大队各一部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粤北，一度解放清远县城。
1944年9月～1945年2月，东江纵队将所属部队扩编为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支队和北江支队、西北支队，连同大亚湾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港九大队、护航大队等，共9200余人。
1945年2月底，北江支队、西北支队在粤汉铁路（广州―武昌）两侧开辟清远、英德、佛冈、新丰、翁源抗日游击区。
1945年3月，第3支队进入博罗，会同第4、第5支队创建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江北抗日根据地。
1945年5月，纵队领导机关由东江南岸转移至江北罗浮山，游击区域逐渐向粤北和粤东发展。
1945年8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粤北发展、开辟五岭根据地的指示，在珠江纵队一部配合下，东江纵队组成粤北指挥部，率第3、第5支队和北江支队、西北支队等1000余人主力向粤赣湘边挺进，准备与王震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合，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后因遭国民党军围攻，会合未成。其间，珠江纵队第1支队、独立第3大队和第2支队一部共1000余人编入东江纵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华南日伪军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使下，拒绝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缴械，东江纵队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向日伪军展开进攻。
至1945年9月底，收复城镇60余处，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纵队总人数发展到1.1万余人。
1945年10月，为加强分区指挥，在粤北指挥部之外，又成立江南、江北、东进指挥部。
1945年8月，国、共两党开始在重庆谈判，并于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按协定，共产党方面要让出包括广东在内的8个解放区，所以东江纵队主力需要奉命北撤山东烟台。
1946年6月，东江纵队（含珠江、韩江纵队，广东、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部分骨干）2500余人于深圳沙鱼涌（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沙鱼涌海滩）登舰北撤山东省烟台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其余人员大部就地复员，留400余名武装骨干分散坚持斗争，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的骨干。
选择沙鱼涌作为北撤登船点，第一，这里曾是东纵司令部所在地，群众基础好；第二，这里可以拦截惠州之敌南下，防止国民党方面突然军事围剿；第三，遇紧急情况可以向香港西贡转移，因为那里有共产党的根据地。当时老百姓还准备了300艘小船随时待命。
人员方面，按协议并遵照中央指示，东江纵队只保留班长以上干部和老战士北撤，大部分人员就地复员。原计划北辙人数为2400人，其中包括300名妇女儿童。
1946年6月29日下午14时，租用来运送北撤人员的美军3艘登陆舰和1艘护航驱逐舰驶抵沙鱼涌海面。
因为沙鱼涌海边没有真正的码头，三艘登陆舰不能直接靠岸，只好停在离岸十几米的海中。而舰艇接驳船很少，只能装载首长及少数长者幼童到舰只舷梯，所以大部分人只能涉水登船。
18时左右，经国民党方面点名确认后，北撤人员开始登船。
北撤人员都得按要求打两次预防针。众人要排成队，依次走过美国大兵跟前，美国兵拿着半尺长、装着药水的针筒，一个接一个地往战士们的膀子上扎。据当事人回忆，打针时既没有更换针头，也不用消毒药棉抺一下，所以扎过针后，不少人膀子红肿，甚至发烧。但又不能不打，因为美国大兵只给打了针的人发卡，凭卡才能登上美国的运送军舰。
在涉水登船的过程中，队形无可避免的变乱，一些不在北撤名单上的战士也涌上了船，一些往船上搬运物资、文件箱的战士上船后也没有下船。
东江纵队的领导马上与美军负责运输的指挥官进行沟通，说服他同意可以多上些人，最后实际登船人数为2583人。6月30日早上，军舰启航出发驶往山东烟台。
——东江纵队成功北撤烟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抗日武装力量会师山东，同时也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消灭华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等抗日武装力量的阴谋。
解放战争时期，北撤部队扩大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入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先后参加了豫东、济南、淮海等重大战役。1949年10月，两广纵队随第四野战军挥戈南下，参加了广东战役，完成了解放全广东的历史使命。
为了纪念东纵主力北撤山东这一历史事件，1989 年原宝安县人民政府在沙鱼涌原址建亭立碑。这座北撤亭靠山面海，飞临水上，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当我们站在这里，海风习习，心旷神怡的同时，更能感受到那段历史的厚重与庄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