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第47期 (总第205期)
十八 医门八法心要
补法心要
补其虚者谓补法,
气血阴阳勿舛差;
峻补缓补要分清,
照顾脾胃乃关卡。
补而勿滞蒲氏训,
脾胃运化效方佳;
《医学心悟》度金针,
左右逢源妙无涯。
补者,补其虚也。即《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篇所云:“虚则补之”是也。它在临症上的应用范围很广,一般可分为补气、补血、补阴、补阳四大类;并根据病情缓急和虚弱程度而又有峻补与缓补之不同。
一是补气之法,可应用于倦怠无力、懒言怕动、气短自汗,或因气虚引起的脱肛、疝气,以及妇人子宫下坠等病症。如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即属之。
二是补血之法,可应用于面色萎黄、爪唇苍白、头眩耳鸣、嘈杂心悸,以及妇女月经愆期、色淡量少,甚至闭止不行等血虚的病症。如四物汤、归脾汤等即属之。
三是补阴之法,可应用于形体苍瘦、口干咽燥、肌肤枯涩、怔忡惊悸、虚烦不眠、遗精盗汗、咳呛咯血等阴虚之病症。如六味地黄汤、大补阴丸等即属之。
四是补阳之法,可应用于形寒怯冷、腰膝酸痛、少腹冷疼、大便溏泻、小溲频数,或阳萎早泄、虚喘肿满等阳虚病症。如桂附八味丸、菟丝子丸即属之。
总之虚证范围很广,临床症状极为复杂,除上述四法之外,倘遇气血两虚抑或阴阳并虚者,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再谈一下峻补与缓补的区别,以及补法在应用上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峻补与缓补是根据病情缓急和虚弱程度而分别应用的两个不同的方法。峻补是加强药力,挽救垂危的一种方法。对于极度虚弱的病人和危险的病症,非用大剂补药,不能挽回。例如古人常用人参、附子回阳;麦冬救液,采取大量频服的方法,来挽救垂危的病症,这就属于峻补的范围。缓补是缓缓调补,促使逐渐恢复。例如四物汤的补血,四君子汤的补气,就属于缓补的范围。再者,我们在运用补法的时候,必须掌握一个原则 —— 照顾脾胃。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若脾胃虚弱不能消化吸收,任何补剂都不能发挥作用,这是运用补法所必须注意的主要关键。
清代名医程国彭《医学心悟·论补法》有云:“《经》曰:不能治其虚,安问其余。又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曰:精气夺则虚。又曰:虚者补之。补之为义,大矣哉!然有当补不补误人者,有不当补而补误人者,亦有当补而不分气血,不辨寒热,不识开阖,不知缓急,不分五脏,不明根本,不深求调摄之方以误人者,是不可不讲也。”程氏从四个方面结合临床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补法心要。认为“阳虚不补,则气日消。阴虚不补,则血日耗。消且耗焉,则天真荣卫之气渐绝,而亏损成矣,虽欲补之,将何及矣”。况“至实有羸状,误补益疾;至虚有盛候,反泻含冤”(明·李中梓《医宗必读·疑似之症须辨论》)者乎!所以说实证不能用补法,否则犯虚虚实实之戒也。
程氏明确告诉我们运用补法时必须注意三个要领:
一要分气血,辨寒热。如气虚者用四君子汤,血虚者用四物汤,气血亏虚者用八珍汤,气血两亏而见症偏于虚寒者用十全大补汤,气血两虚,脾胃并弱,月经不调等用八珍益母丸,气血亏损者用人参养荣汤。柯韵伯说得好“古人治气虚以四君子,治血虚以四物汤,气血俱虚者以八珍,更加黄芪、肉桂,名十全大补,宜乎万举万当也。而用之有不获效者,盖补气而不用行气之品,则气虚之甚者,几无气以运动;补血而仍用行血之物,则血虚之甚者,更无血以流行。故陈皮以行气,而补气者悉得其效用;去川芎行血之味,而补血者因以奏其功。此善治者,只一加一减,便能旋转造化之机也。然气可召而至,血易亏难成,苟不有以求其血脉之主以养之,则营气终归不足,故倍人参为君,而佐以远志之苦,先入心以安神定志,使甘温之品,始得化而为血,以奉生身;又心苦缓,必得五味子之酸,以收敛神明。使营行脉中而流于四藏。名之曰养荣,不必仍十全之名,而收效有如此者。”程氏认为,少火生气,壮火食气,主张补气时兼补火,以助气生;而湿热之邪,易耗伤正气当清热除湿,湿热除而气不伤,正气得以顾护亦为补气。血热之证宜补血行血以清之,用四生丸、六味汤;血寒之证宜温经养血以和之,用理中汤加当归。倘遇失血过多,病势急迫者,无论寒热,皆当急补。
二要识开阖,知缓急。程国彭说:“天地之理,有合必有开,用药之机,有补必有泻。”当代中医学家蒲辅周之“补而勿滞”之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主张在“补”剂中同时用行气导湿之药,畅通气机,祛邪外出,以避补益之品壅塞留邪之弊,此乃识开阖者也。同时,还要根据病势之缓急、正邪之偏重、体质之虚实而分别采取峻补、缓补和平补之法,此又乃知缓急者也。
三要视五脏属性施补。程氏把根据五脏属性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补法称为正补之法,如“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和其荣卫”等,是为正补;把根据五脏之生克而补其母的方法称为相生而补之法,如肺虚者补脾,是因为脾土生肺金,子虚则补其母,是为相生而补。在五脏之中,程氏又特别重视补肾和补脾,强调“根本之说”。肾为先天之根,脾为后天之本。程氏说:“若先天祖气,荡然无存,虽有灵芝,亦难续命,而况庶草乎!”脾为后天之本,“尤当培养,不可忽视”,古人有云:“安民之本,必资于食,安谷则昌,绝谷则危。”又云:“粥浆入胃,则虚者活。”古人诊脉,必曰胃气。制方,则曰补中,又曰归脾、健脾者,良有以也。程氏临证很看重补益脾肾,特别指出:“脾肾两脏,皆为根本,不可偏废,古人或谓补脾不如补肾者,以命门之火,可生脾土也。或谓补肾不如补脾者,以饮食之精,自能下注于肾也。须知脾弱而肾不虚者,则补脾为亟,肾弱而脾不虚者,则补肾为先,若脾肾两虚,则并补之。药既补矣,更加摄养有方,斯为善道。谚有之曰:药补不如食补。我则曰:食补不如精补,精补不如神补。节饮食,惜精神,用药得宜,病有不痊焉者寡矣!”此乃针对人们喜用补法的正确引导,在食、药的基础上,加上身心调摄,是更加全面的治养结合的养生之道。
孟河医派奠基人费伯雄在读《医学心悟·论补法》批语中说:“脾肾两经,为先后天之根本,自是大纲。但须云:阴虚补肾,阳虚补脾,岂不直截了当。”值得玩味。
现代中医学家蒲辅周在《蒲辅周医疗经验》中说:“‘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这是我的临床体会。补并非开几味补气补血的药就行了,必须注意使气机通调,血行流畅。还有用泻法来得到补的目的。如《金匮》虚劳篇立有“大黄䗪虫丸”一法,去瘀才能生新。病去则食养之,以冀康复,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五果为助,此贮补法。前人指出:药能治病,未可能补人也。从方药来说,补药的堆积,难达到补的效果。中医的滋补方,大都补中有通,如人参养荣丸、补中益气汤,有陈皮,六味地黄丸有泽泻、茯苓。更有消补兼施的枳术丸、参苏丸。中医过去的补药皆从口入,要通过脾胃吸收运化,不论阴虚或阳虚,对形瘦食少者,必须顾到脾胃,脾胃生气受戕,则损怯难复,并要切实掌握,不虚者勿补之,虚而补之。”皆为经验之谈,堪称斫轮老手,杏林宗师,值得认真学习,深入实践。
在使用补法时,必须注意下列两点:一是补法在外感病不宜轻用。如果确属正虚,应当用补的时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与其它方法配合使用,以免助长邪气,反伤正气。
二是补法是针对虚损不足的一种治疗方法,如果不属于虚弱须补的病症,应该避免滥用补药,因为滥用补药,非但造成浪费,并且相反的可以影响到机体功能的减弱。
胡代禄在《医门八法 ——一通百通实验录》中说:“对于虚证,分为阳气虚、阴津血虚,包括:阳虚、气虚、阴津虚(即教材所云阴虚)、血虚。笔者认为:教材所云阴虚,实际是指阴虚 + 津液虚,因为纯粹的阴虚(即虚热)和纯粹的津液虚(即不偏寒热的燥)之间的界限不容易区分,教材便笼统地名之曰阴虚。但阴虚的笼统说法,容易让读者忽略其中包含津液虚,故本书以阴津虚来代替传统的阴虚笼统说法。”胡氏对阴虚的认识颇有见地。故临证当细心推求,不可泛论耳。
袁按:对于补法的使用,应一分为二。该补的应及时使用,不该补的不宜强补,否则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中医所说的“大黄救人无功,人参杀人无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黄帝内经素问·评热病论》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体本身是战胜一切疾病的根本力量,医药只能处于辅导的地位。古人对于这一点是很强调的。喻嘉言《寓意草·论金道宾真阳上脱之证》说:“身中原有大药,岂区区草木所能方其万一”,这里所谓“大药”就是指的人体抵抗力。就是现代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郭生白老中医所说的人体生命本能系统。清代医家王三尊在《医权初编·论用药效否当责之元气强弱》篇中对人体抵抗力与医药的关系,更有一段形象化的说法,他说:“夫药者,所以治病也,其所以使药之治病者元气也。故元气之壮者,得病皆系有余,少服驱邪消伐清凉之剂,元气易于运行,其效立见。弱者,虽得外感痢疟疮疡伤食之证,皆当以补益为本,兼以治标之药,使元气得以运行药力以治其病也。若舍本而竟治其标,非徒无益,必元气愈伤,立见危殆矣。譬如刃者,所以杀贼也,其所以使刃之杀贼者,人力也。若力之强者,虽操轻刃亦能杀贼。力之弱者,虽操重刃,安能得用!实足倒戈自害也。知此理者,其用药思过半矣。”唐代苍生大医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第二十六·针灸上》有云:“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故业医诊病者,要精心会意,勤于思考,敏于领悟,然后方能运用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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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耀州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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