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Review| 俞伟超：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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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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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伟超

新中国建立后，几乎所有学考古的人，都碰到过使自己长期困惑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从事考古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不少人曾以解释某些古迹、古物的具体出现原因为其目的。但这种单纯地为古而考古的行为，似乎太脱离现实，并且这样的研究层次太低了。于是，为探索古代历史发展轨道这高一层次的研究，便成为一批考古学者的追求的理想目的。

但正像许多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古代史的人一样，这仍然不能使自己的心灵摆脱最终的困境：研究这种轨道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所以，考古学者和古代史的研究者又在长期思索着：研究古代与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可以从满足广大群众希望了解已经消逝掉的、过去的人类活动情况这种简单愿望来安慰自己。但这和科学的目的有什么关系呢？

最佳的答案好像是：寻找出人类过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认识今后前进的合理方向的基础。这自然有理。新中国建立后的30多年来，一批有所追求的、正直的考古学者，正在为此而不懈工作。

其实，简单的答案就是：为了今天。大家都明白，任何学科的出现和存在，都是由于当今社会的需要，只是因为有些需要是通过非常曲折的途径来满足的，所以这个浅近的道理有时显得很深奥。考古学的出现与存在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客观的历史过程，是最好的讲解员。还是从考古学出现与发展的具体过程，来揭开这个学科所以存在的奥秘和探索当前的历史使命吧！

今天所说的考古学，是田野考古发生以后的近代考古学。这样的学科，萌萍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真正形成于19世纪中叶，本世纪60年代以后，在国际范围内，又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

在欧洲，由于新大陆的发现和文艺复兴的来到，人们大大开阔了眼界，改变了传统的世界观，近代考古学开始萌芽。到了19世纪中叶，近代科学的三大发现和马克思主义出现，近代考古学亦真正形成。一系列的人类关于科学知识的伟大发现与进步集中出现于这个时代，当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这都是由于同一种社会需要而促成的。

可以排列一张日程表来说明。

（1）1819年，丹麦的汤姆逊（Jurgensen Thomsen）根据17、18世纪北欧、西欧的一系列古文物的发现，确定了人类使用武器和工具是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3个阶段，开始认识到人类历史上生产力进步的基本进程。

（2）此后不久，即在19世纪中叶，宇宙守恒、万有引力定律发现。

（3）1836~1837年，法国的波赛斯（Boucher de Perths）在索米山谷找到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斧。次年，又在法国北部的阿布维利得猿人时期的打制的燧石工具和现已灭种的动物骨骼化石。

（4）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5）1859年，考古学与地质学结合，由英国的考古学家约翰·伊文恩（ Jon Evans）和地质学家约瑟夫·泼利斯特维治（Joseph Prestwich）等组成的非官方考察团，再一次在阿布维利证实波赛斯的发现是可靠的。当时，地质学中的地层学已经成熟，就由地质学家来确定了这一遗存的年代。这个结合，就使近代考古学的发生到达了转折的阶段。

（6）也在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达尔文的理论，与确定第四纪有人类存在的理论关系紧密，所以，考古学家伊文思就作出评论说：“确定旧石器时代有人存在，……它增加了时间的巨大范围，而对这个时期，最大量的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是必须思索的；它摧毁了基督教堂和大学里的习惯的年代学；它给人类的眼界带来了一个关于字宙的新的均衡，与这种均衡的改变可比拟的仅是文艺复兴带来的新世界的发现。没有一个历史新文化或近历史时期的发现可以在科学和哲学上得到如此巨大的反映，为了建立第四纪时期存在着人类的学说，就要牵涉到重定基本原理的方向。伊文思和泼利斯特维治证明波赛斯1838年的发现是正确的，它延伸了人们在地球上居住的时间，而这种原理是属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

（7）1867，《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讲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原理时，在一个小注中引用了上述汤姆逊的学说，着重指出至少在科学的研究中，已经了解到人类生产力的进步是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过程。

这个简单的日程表，当可表明这些学说是互相关联、彼此渗透的。而促使它们在同一时代纷纷出现的动力，应当就是伊文恩所指出的当时的人在一种新的关于宇宙均衡的理论，在“重定基本原理的方向”。这正是19世纪中叶的时代精神，是一种要求变革的时代精神。也正是因为这种时代精神，就促使了上述一系列伟大学说的出现，自然包括考古学在内。从此直到本世纪中叶的100年左右的时间内，考古学所探查出的从古猿经猿人、尼人而智人的人类起源理论以及从旧石器时代经新石器时代、青铜对代、铁器时代而至近代的工业时代的人类文化的一般进程，已成为人们理解当今社会的重要认识基础。现在通常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学说，许多地方就是建立在对这100年来发现的考古材料的认识基础上的。

寻找一种新的认识人类社会基本原理的需要，是世界各国产生考古学的基本原因。我国的考古学发生于本世纪20年代，而这也正是类似于欧洲19世纪中叶那样，人们正在到处冲破传统的旧的世界观。

也可以排一张简单的日程表说明这种情况。

（1）1917，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我国传播。

（2）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广大知识分子纷纷追求科学、民主精神。

（3）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4）也在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 Gunnar Andersson）在河南淹池县仰韶村第一次确定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5）就在这20年代，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成立。

（6）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第一次由我国学者进行了考古发掘。

（7）1928年，安阳殷墟发掘开始。

（8）1930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岗发现仰韶、龙山、小屯三叠层，奠定了我国考古地层学基础。随后，北平研究院发掘宝鸡斗鸡台，1948年出版的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基葬》，奠定了我国的考古类型学基础。

只要对照这 2 张日程表，产生考古学的时代背景究是什么，当然是一目瞭然的。考古学的产生既然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解答当时的时代精神所提出的疑问，今后的任务自然也应是“为了今天”，为了解答新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

60多年来的我国考古学的成果，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新收获，已大致构筑起了一个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框架；辉煌的中国古文明，已成为国际瞩目的全人类古文明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正因如此，英国的考古学史家丹尼尔（Glyn Danial）便把这个年代誉之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我国的许多考古学者也跟着把这30多年看作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这的确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因为像元谋人、金牛山人、大地湾遗址、牛河梁女神庙、二里头遗址、偃师和郑州商城、周原建筑群、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马王堆和满城汉墓等等发现，使我们对人类古文化、古文明的认识得到了新的启发，并且是如此迅速地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内初步建立起了一个考古学的体系。但这的确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因为国际范围内新出现的一系列考古学的新方法、新概念，在我国尚未使用或理解，甚至是还很不了解。

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又发生了新的科技革命，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新的仪器设备，新的观测手段，出现了许多新方法，从而又引出了一套新思想、新理论。这些新手段和新方法，获得了更多的考古信息，增强了考古学者分析、复原古代遗存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改造了传统考古学的计量尺度，广泛地应用着多种定量研究方法，大量运用数学方法来研究序次的排列和各种客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相当充分地运用着计算机技术和同位素测定。正是由于所获信息的增多，又比过去远为深入地考察不同地区人类历史进程同自然环境的关系。使用这种新方法、新理论的学派，于1960年出现于美国，后来又传播到英国等西欧国家，以后还影响到苏联和日本等国。这个新学派，显然是为了与传统考古学对抗，把大量使用这些方法和理论的考古学研究，叫做“新考古学。”一个新的学派，即使有很大的合理性，在它刚刚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很不完善，甚至还是相当片面的。60年代出现的“新考古学”，就是如此。20多年来，传统考古学与“新考古学”发生着激烈争论，但事实上却是正在互相渗透。今天，西方的一些传统考古学者，就往往吸收了若干“新考古学”的成果，而“新考古学”的理论，也比它在刚出现时所提出的那些设想要实际得多。

对我国的考古学者来说，现在，除了要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挥已有的专长和深化已有的理论外，及时了解并汲取“新考古学”的合理内核，显然是很有必要的。近30多年来，由于我国的考古遗存极为丰富多样，在传统考古学的领域内，我国学者已经作出了不少独特的贡献；尤其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考古资料方面，也开始摸到了具体实现的道路。看来，一旦我国的考古学科能普遍使用新的科技手段来大量取得从根本无法得到的新信息并有能力加以处理时，同一地点的考古发掘工作，便能得到远为广阔和深入的认识；也就是说，一当我国现有的传统考古学汲取到了“新考古学”的合理内核之时，这个黄金时代才能真正来到。像现在这样的工作水平，应当承认还往往是依靠了老祖宗的遗产来得到许多稀世珍宝，大量在通常情况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然而，对了解历史面貌来说却又是至关重要的信息，又往往在发掘者的手中漏掉。这样的工作水平，“黄金时代”的冠是不敢戴的。

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古国的考古工作者，还应当真正认识到，悠久和光辉的中国古文化、古文明，是全人类的财产，我们无权损伤或失掉它。中国是地球上几大古代文明中心之一，这个古文化、古文明，曾对其它地区，尤其是相邻区域发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她本身的连绵不断的历史过程，还包涵着大量可说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一般性（即普遍性）内容。这种重要性，不是其它地区可以取代的。今天，国际学者对人类古文化、古文明发展规律的已有认识，主要是经过近100多年来对其它几大古文明中心的考古发掘而得到的。在那几个地区，由于已经过长时期的大规模发掘，今后除非在考古学的方法论上又有新的重要进步，很难再概括出新的、重要的规律性认识。对获得有关人类古文化、古文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而言，中国大陆还可以说是一片尚未被充分开垦的肥沃的原野，只要辛勤耕耘，就比较容易获得大丰收。可能正因如此，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的丹尼尔在1981年便又说：“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在未来儿十年中关键性的进展。”

热情地投身到当前的改革潮流中去，思索新的时代精神，理解新时代的新要求，尽快汲取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的考古新方法和合理的考古学新理论，保护好大片尚未被充分开垦的考古遗存原野而认真地精耕细作，实事求是地探索我国古文化、古文明的具体发展道路并从全球角度来抽象其一般规律，自觉地从“为了今天”的目的出发来进行研究，应当就是当前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编者按：原文参见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47-153页。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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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稿审核：马强、高梦玲

文        稿：俞伟超

图片编辑：黄颖霞

排版编辑：黄颖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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