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lati对谈 | 蒲英玮 x Pol Taburet

文摘   2024-05-01 15:21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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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老佛爷基金会Lafayette Anticipation做个展,作品充满先锋态度和审美的法国艺术家波尔·塔布瑞特(Pol Taburet),最近在Longlati经纬艺术中心呈现了他在亚洲的首次个人展览,“歪像”("Anamorphosis"),展出其近一年创作的架上绘画与装置作品。


Pol的创作融合不同元素,从美洲的加勒比伏都教传统,到当代流行文化、在中国收获的灵感,他的作品让许多新生代艺术家找到共鸣。


开幕当天,拥有留法经历的中国艺术家蒲英玮也来到现场。两位青年艺术家围绕展览、艺术教育、跨国旅行和创作故事展开了一场丰富的对话。



▲ 艺术家波尔·塔布瑞特(左)与艺术家蒲英玮(右),在“歪像”展览现场,2024,Longlati经纬艺术中心,上海。



教育轨迹

Educational Trajectory



 蒲英玮:



让我们先从你的教育背景说起吧。我发现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与你所在的巴黎-赛尔奇国立美术学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Art de Paris-Cergy)很难区分。我认为巴黎-赛尔奇这所学院首先具有一个十分激进的、主张行为表演艺术的教学传统。




 Pol Taburet:


没错,这两所位于巴黎的美术院校对学生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巴黎-赛尔奇美院位于巴黎的近郊,有着与主城区完全不同的建筑历史和街区文化。而当在巴黎美院时,则是与巴黎主城区的奥斯曼建筑以及巴黎美院历史上著名的现代主义画家这些历史叙事共处的。


巴黎-赛尔奇美院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学校,有像奥兰(Orlan)、让-吕克·韦尔纳(Jean-Luc Verna)这样的著名行为艺术家作为导师,同时它的教育模式也给予了学生(也许是过多的)自由,比如我们没有绘画课、没有人体、甚至没有过多的艺术史论。



 蒲英玮:



是的,我认为导师组制度和工作室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可能你所在的巴黎-赛尔奇美院与我当时所在的法国里昂国立高等美院是相似的。


在导师组制度下,我们可以遇见不同的导师继而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哲学家、摄影师、画家、行为艺术家、诗人等等身份实践各异的人。大家在一起探讨并不是为了研究如何画一张“美”的绘画。




 Pol Taburet:


是的,这对于有些更有主见的学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在绘画课上我们不一定在讨论绘画,导师的意见也是不直接介入到你的绘画创作画面当中的。这很好,尤其对于一位画家来说,不需要承担那么多的意见,因为有时候这些意见很对,但可能并不适合你。



▲ 艺术家蒲英玮(左)与艺术家波尔·塔布瑞特(右),在“歪像”展览现场讨论绘画细节,2024,Longlati经纬艺术中心,上海。




雕塑启蒙

Sculptural Enlightenment



 蒲英玮:



雕塑,或者说装置是你一贯的创作语言么?





 Pol Taburet:


持续非常长时间了,我记得我人生中最笃定的与艺术相遇的时刻便是在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与父亲他们在书房陈列了一个巨大的雕塑,这件雕塑虽然并不具有艺术史意义上的那种深刻,但是有着我父母非常特殊而强烈的品味,同时房间里还有非常多艺术的书籍。


长大些之后我又开始做陶瓷,再后来在美院的预科班上,我遇到了一位德国画家(事实上他更多是一位雕塑家),他有些疯癫,好像体内有很多能量一样,创作对他来说就像一种生活方式。


当时他借给我他的工作室两个月,于是我便身处于一个满是模具与绘画的环境、有些乱糟糟的,但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体验,在这种混沌中工作,也满足了我彼时对艺术家工作状态的想象。



 蒲英玮:



人们总说艺术是精神性的、是关于思想的,但其实艺术也是非常身体性的。当我们身处这样的环境时,我们是被周遭的物质性所启发的。



▲ 艺术家波尔·塔布瑞特(左)与艺术家蒲英玮(右),在“歪像”展览现场讨论雕塑作品《小号》,2024,Longlati经纬艺术中心,上海。




中国之旅

Journey through China



 蒲英玮:



关于创作中的“陌生感”,去年应该是你第一次来到中国,可以谈谈那次经历么?




 Pol Taburet:


那是一次特别感人的经历。很多旅行是完全出乎预料的,甚至是不真实的,比如我之前去过纽约,但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的美国电影,我们大致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上海会是什么样的,我也刻意不去事先了解这座城市而产生一个预设。当我到了以后,对一个生活在巴黎的人来说,上海是很未来主义的,它的建筑很有历史,但一切又都是崭新的,同时我完全不懂中文。这有时会让人感到担忧,但也会让人置于一个随时思考的状态,你会更加敏感。



 蒲英玮:



我想这套完全不同的视觉语言与文字系统,对于一个视觉艺术家来说,它的刺激是很直接的,所有的版式、字体都是陌生的。




 Pol Taburet:


是的,这也是我在这个展览中的雕塑尤其想使用金属材质的原因,它关联到上海那些全新的建筑和闪耀的招牌,这个材料对我来说也是很新的,我喜欢让材料反过来启发我。有些形状我已经做过,但这次的比例和尺度是全新的,这几件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作品。


我受启发于上海这座城市,比如在这件喷泉形状的雕塑中,上方的锈迹与下方的崭新不锈钢形成对比, 这也是我对中国的感受,它并置了两个时代,传统的与现代的,同时在雕塑中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个新旧之间的演变,就像一个凝固的双重时间。而这个形态,另一方面我想到的是就像一滴水落地产生涟漪,也像一个棋子,当它被移动到另一个语境的时候,就像棋子走了一步。我把很多关于上海的、关于我家人的、关于我伴侣和朋友的作品就像一个玩耍的孩子般,汇聚在了现在这个展览中。



▲ 波尔·塔布瑞特,《喷泉2》(2024)作品局部。《喷泉》系列雕塑作品中,锈蚀与金属质感强烈对比的创作灵感来自于艺术家对上海和苏河皓司的记忆。图片由Longlati经纬艺术中心惠允。




生命记忆

Memory of Life



 蒲英玮:



你很成功地把在上海的经验,法国学院的经验,以及你家庭的经验都融合在一起。可以介绍下你的祖籍么?


我认为加勒比海地区的特殊文化同样对你很重要,比如你在之前的访谈中也提到了加勒比文化中“口口相传”的传统仪式。




 Pol Taburet:


遗产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继承了什么,以及我们要传承什么。我想在我们的文化中与家人的联络是很重要的一环,就像在中国一样。这也是现在我们看到眼前这两座“喷泉”的感受(起初只有一座),现在它们就像家长一样。



 蒲英玮:



你想过这些雕塑会真正被放置在公共空间么?





 Pol Taburet:


我还没有设想过,但的确,这些作品本身已经准备好了,它们是可以流动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周边制作的很光滑,并且形成反射,我喜欢公众围绕在周边并与这些雕塑产生对话,并且从雕塑中看到他们自己。



▲ 艺术家波尔·塔布瑞特(左)与艺术家蒲英玮(右),在“歪像”展览现场,2024,Longlati经纬艺术中心,上海。




群岛概念

Concept of Archipelago



 蒲英玮:



这让我想到一位我非常喜欢的来自加勒比地区,马提尼克岛的法国作家爱德华·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与他提出的“群岛”概念。就像我们眼前的这些喷泉,对我来说就像漂浮在海面的群岛一样。因为爱德华·格里桑的群岛概念中其实有很强的政治含义,我想对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居民来说,群岛概念是一个强于“民族-国家”概念,我想对于你来说这种思想也是存在的。




 Pol Taburet:


是的,我来自两种文化,法国与我的家乡,即使现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依旧是复杂的。我的工作通常是由很多不同的小部分构成的,就像拼贴。在我工作室有着不同的元素,这些元素对我来说不仅是材料,而是不同的生命体本身,它们之间是平等的,就像一个生态系统。



 蒲英玮:



我猜这也和加勒比地区的自然环境在你血液里的影响有关,在海岛上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走进自然,理解自然。而在巴黎或者上海这样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则很难,你会经常回去么?




 Pol Taburet:


有一阵没回去了,上次还是我的祖父去世时,但我小时候每年都回去。同时,我也在拉丁美洲有很多旅行,他们和加勒比的文化相互影响,过去有一个地域之间运送黑奴的航线,所以在巴西和加勒比地区,我们几乎是同一个人种。所以我很轻易就能和他们的文化交流。



 蒲英玮:



可以想像,巴西的观众和上海的观众面对你的作品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对于我们这代艺术家来说,“艺术家身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我们的身份依旧在生成当中。比如对八十年代的艺术家来说,他们的敌人是相对清晰的:反对殖民、反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等等,而在我们这一代,这些问题依旧存在,但我们天然地就与这些问题共处,并且消化了之间的冲突。




 Pol Taburet:


是的,我认为我们的身份边界更加地模糊。我也很期待不同观众群体面对作品时的差异。



▲ 艺术家波尔·塔布瑞特(左)与艺术家蒲英玮(右),在“歪像”展览现场,2024,Longlati经纬艺术中心,上海。




绘画语言

Painting Language



 蒲英玮:



我们现在回到一个很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在你的绘画中,有些颜色展示了它的“当代性”,因为这些颜色并不存在于自然世界中,也不存在于之前时代的绘画当中,同时还有喷枪的使用,我会觉得它制造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视觉体验。




 Pol Taburet:


这的确是我一直在研究的一个方向,回到我的学院教育,这可能是我当时并不完全自由的一个方面,我最早是以油画创作。这是一种历史负担是过重的,而且油画干的很缓慢,我不是一个那么有耐性的人。很幸运的是有一天一个朋友送了我一罐克莱因蓝,我从那时开始尝试使用纯色,并且不怎么调色,我希望颜色的质地本身在一起相互对抗。有时候我就像建造一座建筑一样去组装这个绘画空间。


至于喷枪,我喜欢去阐释一些难以识别的身体,这种视觉最初也被用于街头艺术和说唱文化中,这些文化对我影响很深。



 蒲英玮:



颜色也总是在艺术中被赋予政治联想,我们想到马奈在当时运用完全不一样的颜色去绘画人体时,古典主义者觉得他是反动的。




 Pol Taburet:


的确如此。其实最初我很难想象我是一个喜欢纯色的艺术家,但现在我很喜欢这样,有时候这些画面也像不同的旗帜一般,我喜欢有张力的颜色。



▲ 艺术家波尔·塔布瑞特(左)与艺术家蒲英玮(右) 在作品《小巷》(2023)前,“歪像”展览现场,2024,Longlati经纬艺术中心,上海。




亲密叙述

Intimate Narratives



 蒲英玮:



最后一个问题,让我们回到爱与感性,我发现你的作品中有一种亲密性,通常画面中的人物是成双成对的,或者被封印在一个内部空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暴力的、神秘的、色情的,但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这非常浪漫。




 Pol Taburet:


是的,在我的作品中我描绘了很多次我的伴侣,我喜欢这种双重性,一方面作品是很公众的,而创作的来源又是很私密的。


我也觉得在我作品中,有一个精神分析的维度,当作品的灵感来临时,通常是我产生强烈情感的时刻。当时我在做我第一个展览的时候我会有些担忧,因为这些经验都过于私人了,我怕观众无法共情,但最终我意识到作品本身就是我的话语,用来表达哪些最私密的、难以言说的事情。我画面中有非常多我的朋友,围绕在我身边的人:朋友、爱人、家人,这对我来说是很放松的一种工作状态。



 蒲英玮:



我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的中国朋友们也会出现在这些画面中!



▲ 艺术家蒲英玮(左)与艺术家波尔·塔布瑞特(右),在“歪像”展览现场,2024,Longlati经纬艺术中心,上海。



采访&翻译 / 蒲英玮

受访人 / 波尔·塔布瑞特


特别鸣谢

蒲英玮

SUHE HAUS 苏河皓司

艺术家和Balice Hertling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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