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火的较量:从广东土客大械斗到海陆丰乌红旗械斗

文摘   2024-11-02 00:00   广东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次冲突都是文明的试金石,广东土客大械斗与海陆丰乌红旗械斗,不仅是血与火的较量,更是社会变革的前奏。

——岭南阿谭


在广东的广袤大地上,曾经上演过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民间械斗,它们如同历史的伤疤,刻印着族群间的矛盾与冲突。

从广东咸丰同治年间的土客大械斗,到海陆丰的乌红旗械斗,这些事件不仅是地方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忽视的篇章。

它们揭示了在社会动荡和资源争夺中,民间械斗如何成为历史发展的催化剂,以及这些事件对现代社会治理和族群关系的启示。

今天,让我们一起揭开历史的尘埃,探索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与过往。


  壹  


海陆丰乌红旗械斗,是一段深藏在广东海陆丰历史深处的伤痛。

这场械斗,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民间冲突,它折射出了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社会动荡、资源争夺与宗族矛盾的复杂交织。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在广东海陆丰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民间械斗事件。
这些械斗以旗号为标志,因此称为乌红旗械斗
涉及乡与乡、村与村、宗族对宗族,甚至是大房对小房的冲突。
据史料记载,海陆丰乌红旗械斗主要发生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具体时间点包括光绪三年(1877年)和宣统元年十月十二日(1909年12月2日),在“青草(红草)十三乡”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械斗。
 械斗涉及的人物主要是当地的村民,包括不同姓氏、宗族以及同族不同“房头”之间的成员。
每次械斗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具体数字难以精确统计,但据说每次械斗都会造成成百上千的死伤。
械斗的原因多是因为地界、山界、田界、水源等资源的争夺。
一旦村与村之间、不同姓氏之间、同姓不同堂族之间、同族不同“房头”之间发生矛盾,而又协调乏力时,就会以拳头见高低,发生打杀事件。
陈炯明主政广东时期,对于家乡时有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他从不冠以“乌红旗械斗”之名,以扩大矛盾,也不阻止无所谓的伤亡。
他主张以就事论理,对于界址纠纷,依俗例插青、协商,遵循情理出公论的原则,组织公判。
陈炯明曾严厉申明:“谁敢借端煽动械斗,双方当事人军法从事,没收当事村(堂族)公尝,决不宽待。”
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20世纪20年代彭湃同志回乡创立农会的时候,才彻底解决。
乌红旗械斗不仅造成了大量乡民的伤亡,也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贰  


乌红旗械斗,一段被岁月风沙掩盖的血腥记忆。

让我们翻开泛黄的史页,揭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探寻那些被遗忘在时光深处的真相。

清末咸丰年间,海陆丰地区动荡不安,各乡里为了安全自保,成立了村落联盟,俗称“乌红旗”。

他们以三角形的“乌旗”、“红旗”为标志,上书乡里、村寨名称;

领导机构是由乡里(或宗族)“老大”组成的理事会,拥有自卫组织和武器(武馆、拳馆);一般不与有矛盾的邻乡结盟,多数与邻乡间隔的乡里结盟,以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

“乌红旗”是乡与乡、宗族与宗族之间因祖坟龙脉、水利灌溉、田园、山林权益等矛盾激化而形成的区域性民间社会组织

尤其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是出于自身安全需要的产物。

他们除了自保外,还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咸丰年间,竖“红旗”的乡里表示支持“三点会”,而竖“乌旗”的乡里是支持清政府的。

因此,竖“红旗”接待过“三点会”的乡里都被清政府剿办。

因“乌旗”与“红旗”是紧紧相连的邻里,在矛盾发生时,往往都要通过械斗以定输赢,而各自联盟的乡里也要支援加入“战斗”,直至双方家破人亡,有的乡里甚至被清乡(杀戮),幸存者逃亡他乡。

而清政府当局也利用“乌红旗”的矛盾,挑拨离间,致使“乌红旗”两派矛盾进一步加深。

如咸丰四年(1854年)陆丰知县陈景辂利用“乌红旗”两派矛盾,一面在甲子髓瀛山附近各乡招募48股“乌旗”武装,一面贬“红旗”派为匪。

致使“乌红旗”两派“会族之斗,历年不绝”,“往往连结数十乡,莫延数十里”,两派结下了不解之仇。

又如宣统三年(191 1年)农历十月十二,海丰青草(红草)十三乡发生的“乌红旗”械斗事件,等等。(陆丰历史文化丛书  卷8  民间风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200—201页

曾文《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海丰的社会状况》一文海丰文史 第八辑,也谈到了海丰乌红旗械斗:

辛亥革命后,若干乡村发生了乌红旗械斗。

事件首先于1911年12月2日(农历10月12日)在青草十三乡发生,以后械斗向周围扩展,参加械斗的有数十乡村。

这次械斗非常残酷,有南洋(曾姓,红旗村)、石房岭(在南雅,红旗村)、杉园(在埔边,乌旗)等三个村破乡。

继之发生的是陈、刘械斗,这就是东笏陈杨古埔刘争风水地发生的械斗,两姓的代表人物是陈月波刘耀奎,械斗延续多时,双方破钱财无数,结果刘姓失败。

癸丑年(公元1913年,亦即民国二年),刘耀奎的儿子刘福田,以三点会、长发党为骨干,成立了一个东成王党,自称东成王,以卓亚添(赤山下围村人)为军师。

是年五月底,聚众数千人,首先在今陶河镇的拨马埔誓师,竖起八卦黄旗,设坛祷祝天地、问卜。

5月28日(农历4月23日),他们到竹围乡派二十担饭、十张布帐(棚布),限于5月29日早送到拨马埔,可是当天早上把饭送到拨马埔,队伍已转战青坑,再次攻下可塘,声势显赫一时。


  叁  


彭湃从创立农会那天起,就注意到乌、红旗械斗的惨事,他就用乌、红两色的布,做成农会旗。

他对农民说:“这个旗子是表示团结。从今以后,农民兄弟一家亲,不要再上反动统治阶级的当,要发挥英勇的战斗精神,来打倒反动统治阶级。”农民群众听了以后,都欢呼起来。祁连休编,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说故事选  中国民间文学作品选编,文艺出版社,1982.01,第320页

在海陆丰的乌红旗械斗中,我们见证了历史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

这场械斗不仅是一场血腥的冲突,更是社会动荡、资源争夺和宗族矛盾的集中爆发。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清末民初社会不稳定、政府控制力薄弱的直接体现。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它则揭示了械斗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资源的争夺、宗族的对立以及社会结构的失衡。

这些械斗事件,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苦难。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海陆丰的乌红旗械斗已成为过去,正如历史学者所言,这些械斗事件“不仅是地方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忽视的篇章”。

在乌红旗械斗的血雨腥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的残酷,更看到了和平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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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许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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