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百姓,口述历史” | 中国口述史纪录片回溯

文摘   2024-12-06 19:19   中国香港  


在中国纪录片发展中,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和口述史概念的引入,我国公众对于个人成长、集体记忆、家乡与城市历史的追忆逐渐被激发。

上世纪90年代,DV机的使用推动了国内民间影像创作的迅速发展,口述史开始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了纪录片创作中,使纪录片创作方法变得更加多样化。
大陆口述史纪录影像的萌芽

我国早期的口述史纪录片多以电视为载体。1993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厂”)划归给中央电视台,从生产新闻纪录电影,转向了以制作电视节目为主。世纪之交,央视科教频道成立,由于此前新影厂长期制作新闻纪录电影,因此多年来积累了大量历史资料,这为央视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中央电视台推出了“口述历史”的纪录片构想。在这个构想提出后,央视产出了大量优秀的口述史纪录片,其中包括《点击黄河》《一个人和一座城市》《重庆大轰炸》《开往1910年的列车》等。

图源: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

2001年,中央台纪录片导演孙曾田在厦门纪录片选题会上播放他的作品《点击黄河》,并正式提出了“口述历史”的概念采用亲历者讲述的方式,通过不同人物、不同视点来展现同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点击黄河》请到了县干部、农民工等普通百姓来描述黄河风沙的景象。比起过去从官方角度严肃地讲述事件,民间口述使得纪录片的叙事更加绘声绘色、生动形象,虽然黄河生态受人为破坏后反之威胁人类生命是一个严肃的主题,但民间口述这种新颖的创作方式也为影片增添了一些趣味。

《点击黄河》(2001)

2003年5月8日,中央电视台口述历史纪录片栏目《见证·亲历》开播,节目宗旨是“穿过岁月风雨;追寻历史真迹;回溯难忘经历;触动心灵记忆”,这句口号直接点明了栏目内容和导向,节目组将目光放在近代中国,从一些被教科书忽略的主题出发,邀请历史亲历者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例如抗战学生军的历史;解放前后各方人士对北京古都建筑的保护过程;国产玩具、零食、体育用品等物的发展,非和平年代口琴、手风琴的使用等。

《见证·亲历》(2003)

2004年播出的六集纪录片《百年小平》采访了百余位与邓小平在工作、生活上有交集的见证者,通过他们对一些事件和邓小平生活细节的描述,使这位伟人的形象不再仅仅是一个三字符号,而是塑造出一个生动的、形象立体丰满的人。过去,我国的伟人纪录片多以历史资料、图片资料和旁白解说为主。虽然此前《李大钊》《共产党宣言》等纪录片中也使用过口述史的创作方式,但这部纪录片的诞生,标志着口述史开始被运用到我国领袖人物纪录片的创作中。

《百年小平》(2004)

除央视以外,地方卫视也纷纷加入口述历史节目制作的行列,推出了许多优秀栏目。2005年上海纪实频道的口述历史栏目《往事》开播,这是国内最早的口述历史栏目,将历史亲历者请到节目演播厅,以访谈形式进行事件口头叙述,其中穿插历史图文、视频资料。2006年凤凰卫视创办了《口述历史》栏目,采用口述历史和人本叙事的方式,从历史亲历者的口中寻找历史往事。

2010年由崔永元策划、曾海若执导的《我的抗战》在网络平台与85家电视台播出,标志着口述史纪录片正式开始大规模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是崔永元的口述史纪录片代表作,却不是他第一次参与口述史纪实节目制作,在2005年,他曾策划中央台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的系列纪录片《电影传奇》,节目每一集都邀请演员、幕后创作者等人亲口讲述一部经典电影的拍摄过程。除了亲历者口述,崔永元还亲自上阵扮演人物,重新再现当时的拍摄场景,这是崔永元对口述史纪录片的一次娱乐化创新2012年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成立,专门从事口述历史领域影像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并在校内举办年度纪录影像展映。

《我的抗战》(2010)

崔永元

(图源: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

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口述史实践

早在上世纪末,在电视台体制边缘及以外的地方,独立纪录片电影导演们就已经开始了对口述史方法的运用。1992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第一人”吴文光开始创作《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他邀请了五个曾经的红卫兵,从他们的视角出发讲述对特殊年代的回忆。被摄者穿梭在66和92年两个时代之间,沉浸在66年让他们兴奋,但回到92年又让他们犹疑和躲闪。电影载体让观众将注意力更加集中在了叙述者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人物情绪的外化也是口述史纪录片的一种特殊之处,参与叙述的不只是语言,作为叙事主体的受访者同样构成了口述资料的一部分。

《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1993)

成立草场地工作站之后,吴文光于2010年发起“民间记忆计划”,鼓励青年导演回乡用摄像机采访记录老人。作为草场地创作者之一,导演章梦奇将她的老家——湖北随州殷店镇钓鱼台村——“47公里”作为基点,开始创作《自画像》系列纪录片,通过寻访村中老人开始探索过去的历史,并寻找自我。在《自画像:47公里》中,章梦奇尝试寻找五十年前的“饥饿记忆”,以及父亲与村庄、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到了《自画像:47公里2020》,导演将镜头转向了儿童,听他们讲述对于疫情的感受。“民间记忆计划”是独立纪录片导演对口述历史的重要实践,将口述史进一步推向了青年纪录片创作者。

《自画像:47公里之死》(2011)

林鑫是中国口述史纪录片的重要代表人物,2007年,他在家乡陕西铜川拍摄“生存三部曲”第一部《三里洞》,通过大量的口述,还原出了在1955年,300多位来自上海的热血青年,怀着支援大西北建设的梦想,被“骗”来了铜川市三里洞煤矿。展现了一名矿工之子对父辈往事的追寻以及对父亲的思念。拍摄完成后,林鑫和家人将《三里洞》数十万字的口述记录整理成出版物《三里洞:上海支边矿工的影像史》,这是中国当代纪录片基于田野观察的重要文献之一。王小鲁在这本书的序中写道:“分析林鑫的身份很有意义,在北京或云南的独立电影放映场所,他是纪录片导演,但回到铜川,他就是银行职员和市政协委员,还是个画家。不过他最早的身份,是三里洞煤矿瓦斯检查员的儿子,这些身份综合塑造了他的纪录片面貌。”林鑫的纪录片作品和口述史文献,填补了长久以来被主流社会忽视的、中国矿工历史的空白。

林鑫在三里洞拍摄

林鑫“生存三部曲”海报

2017年,由郭柯执导的口述史纪录片《二十二》在中国大陆上映,这是中外合作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代表作,也是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证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影片由中韩合作完成,纪录中国大陆仅存的22名慰安妇的生活现状,包括三名韩国慰安妇。在郭柯的镜头下,老人和她们的后代讲述侵华战争对人民的种种迫害,以及慰安妇现在的生活状况,在中韩两地都引起了社会激烈讨论。该片上映6天票房便突破了1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内地首部票房破亿的纪录片。

《二十二》(2015)

港台口述史纪录片简析

台湾新纪录片被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到1990年,由深具草根性的行动主义纪录片主导。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大批以“台湾新纪录片之父”绿色小组为代表的纪录片导演,他们拍摄纪录片的目的是追求社会正义,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台湾纪录片拍摄是具有社会运动意识的。

绿色小组成员

第二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总共持续了大约十年,由吴乙峰领导的全景传播基金会主导了此阶段的台湾纪录片界,风格以参与式纪录片为主,将拍摄对象定位为对话者视为与导演平起平坐的对话者。导演不再为拍摄对象发声,而是同他们对话。同时,在这一年代后期,私人纪录片开始在台湾兴起。

2007年5月,台湾中天新闻台推出由王伟忠拍摄的《伟忠妈妈的眷村》纪录片。在得知故乡嘉义的建国二村即将拆迁后,电视制作人王伟忠耗费五年的时间制作了这部作品,其中,王伟忠母亲和家人、邻居讲述了上世纪国共内战后期,年轻女性从大陆随丈夫搬迁到台湾,以及来台后居住在嘉义建国二村的经历:青年男女相爱不久,为了一起去台湾只能紧急结婚;有些人在眷村公共厕所墙上写“厕所文学”,表达对家乡的思念,一旦字迹被认出就会抓去关……《伟忠妈妈的眷村》是台湾口述史纪录片的经典作品之一,其人物口述中描绘的种种细节,反映出了国共内战、国民党远迁台湾对国民党军人家眷的深远影响。

《伟忠妈妈的眷村》(2007)

2000年,台湾新纪录片开始关注美学议题,纪录与虚构的分界线也变得模糊。21世纪台湾纪录片,希望能建立具有商业元素的制作概念,深切地反映当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心理,进而创作为观众——尤其是影展观众,所能接受的电影题材。而在目前台湾纪录片制作以商业性为主导的时期,黄惠侦带着她的《日常对话》(2016)脱颖而出。作为社会运动者,黄惠侦继承了1980年代中后期以绿色小组为代表的社会介入纪录片传统,并且平等地与拍摄对象交流,同时杂糅了当代台湾新纪录片的个人化特质。她的电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当代台湾的社会问题,包括父母辈遗留的历史问题。

《日常对话》(2016)

《日常对话》聚焦于黄惠侦母亲阿女的婚姻、情感生活,以作为女儿的导演口述作为叙述主线,并采访了一家几代人,包括孙女们对阿女性别的看法,女朋友们对阿女和她们自身情感生活的讲述、兄弟姐妹对阿女婚姻以及性取向的看法等。影片不仅反映出70、80年代女同性恋群体在台湾的处境,还从细节处体现了台湾丧葬文化、LBGTQ+文化及性别文化的发展状况。

香港艺术中心在2014年推出了首部纪录长篇电影《河上变村》,该片由2012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晋导演曾翠珊执导,是近年香港口述史纪录片的重要作品之一。讲述了家乡蚝涌村村民移民欧洲的过往和村中传统文化的衰败,以及一个家族的兴亡史。影片反映出了上世纪港人外迁的历史和上一代移民港人的生活状况,是曾翠珊继《蚝涌》《河上风光》《大蓝湖》后的“蚝涌四部曲”完结篇。

《河上变村》(2014)

由于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小众性,使得港台口述史纪录片在华语纪录片语境中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但它们的出现,也填补了大陆和海外华人观众对港台历史文化了解的空缺,以及扩展了人们视野的局限。在中国纪录片领域,虽然口述历史纪录片仍然处在“小众”赛道,但它与家庭影像、地方志纪录片、历史纪录片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开始重新审视口述历史对于纪录片创作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邱贵芬《台湾新纪录片简史》,YIDFF2019 Official Reader "SPUTNIK"

王庆福《“口述历史”:一种纪录片类型》,中国民俗学网

吴琳《一种记录历史的方式——中国电视口述历史纪录片研究》,辽宁大学

谢勤亮《倾听“过去的声音”——影像口述史的中国实践与发展路向》,福建省委宣传部

颜井平《1949年以来我国口述历史的发展与出版》,《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1期

郑国庆《日常对话:母职、私纪录片与社会脉络》


文案编辑 | XueZ
责任编辑 | 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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