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介，尽管它的发展有点始料未及：电影史的开始其实就是纪录片的开始——从卢米埃尔兄弟把火车带进巴黎的咖啡馆那一刻起，就开始了电影对人类视觉影像的全新冲击和影响。纪录片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各种形式的表达与传达。我们的问题是，是否能够抵达你想要抵达的观众的心里，是否能够抵达你想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初衷？”主持人陈玲珍发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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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6日，小雨纷纷扬扬，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11号楼201文创中心报告厅座无虚席。第七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学术论坛首场论坛——亚洲纪录片联盟论坛由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教授暨中国电影高等研究院院长陈玲珍担任学术主持，她同时也是促进华人纪录片作者与国际纪录片行业交流合作有着18年历史的CNEX 视纳华仁机构的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
电影学院院长徐小明为今年IDF两天的学术论坛做开场致辞。
徐小明，电影导演、制片人，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院长、特聘教授。
纪录片活动里面，除了观影之外，整个群体的交流探讨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今天我想先跟大家再重新回溯一下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当初建立时的一些想法和追求。从创办开始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就是以“探索纪录片本体、树立青年实验、高举人民之心、打造东方品质”为宗旨，关注时代脉络与社会情境，关怀个体生活与内心境况，探讨影像媒介创新与形式突破，探索东方文化的自然诗性。我们相信纪录片是基于人类关怀与选择智慧的媒介，我们也将继续努力探索虚构与纪实之间的关系，为当下纪录片焕发新机贡献力量。
如果电影没有观众，它就只是我们接近臆想的劳动过程，但是当影像面对观众的时候它的意义就发生了。所以在数字时代各种充满活力的创作活动下，我们能否让纪录片爱好者们和关注纪录片发展的朋友们一起来激荡，找到一条可以打通的从表达到最终抵达的路径？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电影诞生时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会有一群人为电影这个媒介围在一起谈论问题。
陈玲珍，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教授，中国高等电影研究院院长，CNEX 视纳华仁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奥斯卡纪录片选片委员。
主持人陈玲珍接着发言介绍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论坛活动中的板块“亚洲纪录片联盟论坛”的成立缘起与发展愿景。
三年前，时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表达了对加强学院与世界联系的深切期望，特别是在全球化的21世纪，他希望中国美术学院这座有九十多年历史传统的、以美术为主的艺术学院能够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桥梁。在此背景下，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与总院的国际合作处开启了亚洲纪录片联盟的项目，致力于联结亚洲各个纪录片节展，将杰出影人与行业活动等新时代的媒介和艺术表达形式引入中国，并推向国际市场，从而催生了“亚洲纪录片联盟论坛”的诞生。
陈玲珍在发言中指出，西方世界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间与中国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不乏隔阂与误解。这些隔阂与误解往往让双方深感无奈与困扰。文化的交流并非一蹴而就，而纪录片可以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反映出不同地域背景下的社会现象。
她认为：“纪录片能够为全世界的人们创造出沟通的美妙机会。而亚洲，正是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们能够团结所有亚洲的纪录片人，共同推动亚洲和西方的跨文化交流。”发言最后，陈玲珍向本次论坛的嘉宾、工作人员以及观众致谢，感谢他们的共同参与。
论坛活动回顾
本次论坛邀请到世界科学与纪实制作人大会总监保罗·李维斯（Paul Lewis）、纪录片导演潘志琪（Zhiqi Pan）、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艺术总监丁天（Tian Ding）、电影节艺术总监、国际电影学者、制片人马可·穆勒（Marco Müller）、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影展总监林键均（Penny LAM Kin Kuan）。他们从“表达-传达-抵达”的主题出发，以创作者、传播者、电影节展领域经验丰富专家及作者的角度提出观点与洞见，探讨了“纪录片创作者如何兼顾全球吸引力与地域文化的细腻表达？在当下需求多元化而生产过剩的影像世界中，纪录片如何有效地抵达受众？”等问题。
全球纪录片传播渠道的演变
保罗·李维斯（Paul Lewis），世界科学与纪实制作人大会总监，加拿大探索电视网的总裁兼总经理。
保罗·李维斯首先探讨了当前纪录片领域的两大主流趋势：一类是由艺术家、导演及制片人基于兴趣驱动的亮相于电影节和影院的作品；另一类纪录片则受商业利益驱动，主要面向全球的电视播放市场。此次分享中，保罗聚焦于商业驱动的纪录片，并结合个人职业经历，剖析了全球纪录片传播渠道的变迁。三十年前，当保罗加入探索频道时，正值电视的黄金时期，互联网尚处萌芽阶段，多数纪录片由电视台签约制作。时至今日，这一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流媒体开始占据有线电视的市场份额，观众受到数字媒体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变迁下，10-15分钟的短视频是更符合观众的选择及观影习惯的。
从制作公司层的角度来看，观众需求直接影响预算分配。因此，前期详尽的调研有助于精准把握观众需求。对于制作人而言，全球协作已成为筹集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不同国家筹集资金，不仅能分散风险，还能与当地团队紧密合作，有效节约预算。在互联网的浪潮下，纪录片需在极短时间内（如10秒内）抓住观众兴趣。好莱坞人才的涌入，为纪录片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确保了在更新迭代的市场中作品的新鲜度。同时，AI技术的兴盛也悄然改变着纪录片的制作，剪辑、以及后期制作等方面。
谈到“我们如何在这些巨变中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保罗认为，我们要把全球纳入到思考的范围中来。社交网络能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他强调，说故事始终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去成长，适应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此外，灵敏的嗅觉是帮助一个创作者发现下一个机遇的关键。
创作者追寻与选择的路径
潘志琪，纪录片导演，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
潘志琪导演分享了他作为一个独立创作者如何进行纪录片创作，以及他在创作时追寻与选择的路径。谈到电影梦想的开始，潘志琪追忆起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的经历。那时候他对电影有一种非常长远的理想：一部自己的电影。但在当时制作一部剧情片是非常困难的。回到从小生活的城市，潘志琪发现他身边的人和事非常电影化——时代跟人物的命运似乎带着某种关联性。于是，他用学校的一台小机器，开始了纪录片的创作之路。完成早期的两部作品后，他来到杭州，关注到了一个棚户区。在拍摄的过程中他常常面临一个问题，“我拍完一个片子最终要去往哪里？”尽管前面的作品参加过一些展映，但这跟他最初关于电影的梦想是有出入的-观众实在是太少了。
潘志琪导演表示，在电影创作与抵达观众的道路上，《胡阿姨的花园》多年前去CNEX的CCDF提案之后，一路参与多个提案会，影片完成之后今年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项，随后又得以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国际首映，与全球观众分享这个故事，他一方面感到十分荣幸并对支持他的朋友们深表感激。他认为，提案会不仅是找到资金的地方，更是检验讲故事能力、进行跨文化背景的调整和更早推广自己项目的平台。回顾自己在提案会的历程，潘志琪表示，“各种各样的联合制作对纪录片的初心有一定的消减其实是必然的。当表达要通向抵达的终点时，必然会面临想法与制作机制相互磨合的问题。包括需要考量资金的来源、审查政策以及文化地域、受众群体等因素。其实最终的表达跟抵达的终点，就是你的创作观，是创作者对影片自身的态度。每一个创作者应该把握好自己的定位跟追求。”
媒体如何助力作品的传播
丁天，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艺术总监，作家、影视访谈人、电影工作者。
丁天则以“媒体如何助力作品的传播”为题，分享了她作为电影人的后代从大众媒体转型到电影节艺术总监的丰富经历。从《时尚先生》封面文章出发，到策划《大众电影》出圈，再到封面文章受到质疑，她看到流量推波助澜的力量，也看到媒体行业的日渐式微，甚至逐渐被其裹挟。并不成功的电影营销案例以及电影初创公司的经历让她逐渐认识到：讲述新颖的故事在电影的宣发过程中是非常有效的营销手段。另外，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和坚持的勇气和对电影的爱一个好电影也很难降生出来。
丁天分享道：“纪录片和纪录片节并不是一个非常利于媒体推广的领域。当代的年轻人更期待电影节是一个视觉盛会。也许在这个时代，电影节不光要具备专业的学术价值和名人效益来得到观众和市场的关注，一场如同视觉盛宴般的电影节也是众望所归。”
国际电影节对电影传播
与发行的影响
马可·穆勒（Marco Müller），威尼斯电影节亚洲电影顾问，电影节艺术总监、国际电影学者、制片人。
作为“中国电影人共同的一位老师”、国务院颁发的友好贡献奖获得者，今天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地位与马可·穆勒息息相关。本次，马可·穆勒为观众分享了国际电影节对电影传播与发行的影响。马可首先谈到了欧洲纪录片节的参考意义：它们寻求个人化、有创意的作品，并且这些作品与电视纪录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一个只关注纪录片的电影节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这些电影节从展示电影转向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活动。行业和纪录片发行网络与制片人一起为创作纪录片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创意型纪录片。
从传达的角度来说，除了介绍正在制作的电影外，公关策略、鸡尾酒会等把潜在的市场聚集于此。用宣传手册也提高了它们在电影节上的知名度。纪录片节为影片提供了卓越的宣传渠道。经由业内人士参与选出的优秀影片，拥有良好的放映平台与观众见面，最终交易与推广在影节上完成。围绕纪录片节而建立起来的纪录片市场已经成为了这个市场的核心。马可表示电影节之所以重要，是它可以让纪录片从业人员有机会去接触专业资源，最后可能会对你的职业产生更为长效的良性影响。如果不参加电影节，也许你永远也不会遇到对的人。
同时由于数字化与新冠疫情的影响，电影节开始尝试与流媒体平台合作，把线上放映作为影院放映的替代方案。这改变了电影节的经济效益，也填补了一些电影节领域之外的商业发行空白。一些纪录片节也在着手发展线上发行活动，建立自己的专业视频平台，这相当于一个平行的发行网络，合作双方可以从不同观众的免费宣传中受益，增加自己的曝光率及发行量。此外，电影节也在积极探索获得更多受众的方式，并尝试了纪录片用于教育领域的可能性。
最后马可总结道，电影节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可以强化电影主创人员的声音及一些重要的话题在社会上的影响。打造新的叙事，提供新的视角及新的内容。它甚至是提高认知和质疑复杂问题的重要平台，为解决方案提供思想食粮。纪录片节是变革的中心，它将促进对话并推动行动，以实现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公平的世界。
座谈环节回顾
嘉宾围绕“影片制作如何寻找资金”、“长片版和电视版的异同”、“青少年电影教育模式”、“内容的全球分发”等问题与观众展开交流分享。
谈到影片如何寻找资金并与他人建立信任。保罗认为一切始于一个好的创意，同时也要保持热情。以他过去跟制片人的见面为例，他会根据一个人的性格、活力、想法来判断是不是应该跟一个人建立起联系。而接触的人越多，与他人建立起联系的可能性就越大。
保罗·李维斯（Paul Lewis）回答观众的现场提问
潘志琪表示，当你越想找到钱的时候，那个钱会离你越远，而且别人会躲。所以还是先把项目做得更扎实。找不到钱的情况下，也有对策可以完成它。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寻找合作，合作的可能性会更大。
陈玲珍则从提案大会总策划人的角度进行分享， CCDF每一年大概会收到150个到200个想要来提案的项目，在初审阶段，首先是要完成提案会的要求：项目书、片花、作品集等资料。而片花虽然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影像，但可以看出导演对移动影像的敏感度，剪辑的组织能力以及用影像叙事的能力。同时也是对导演时长把握能力，能否吸引观众的判断。准备好提案以后，就有机会到舞台上面向全世界的决策人，这些决策人会看你的东西来判断是否达成合作。
而合作也分不同的层面：也许会遇到一个很好的国际制片人，可以发现一个故事里的价值观或者是情感上的诉求，在国际市场上可以站得住脚，而不只受限于本国的市场——其实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让所有人看了不觉得这是一个有地域障碍的影像。那么这个故事可能就具备了可以国际合作的可能性。最后针对“影片寻找资金并与他人建立信任”这个问题她总结到：“本次论坛中大家都提及了一个很重要的答案——作者的初心，也就是创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么请创作者带着初心在纪录片这个不是很大的圈子，从身边的长者和同路人中吸取经验，交流感悟，把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才能帮助你打磨出动人的故事。”
陈玲珍回答观众的现场提问并总结
聊到电视版跟长片版的异同，潘志琪从自己的创作经历做出分享，其纪录片《胡阿姨的花园》就曾制作过电视版和长片版。潘志琪认为，二者的语言系统和受众群体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以《逐花人》为例，电视版本保留了航拍镜头，但航拍镜头在长片的叙事方式里就是一个灾难。同时销售策略也是不同的，电影节可能会助推影片的销售，但是如果你的影片提前在电视曝光的话，那电影节选择你的影片可能性就会很小，因为电影节觉得你的内容已经面向了观众。
在保罗看来，长片的观影环境是沉浸式的，对于电视的观众来说则不是这样，电视观众可能会被各种因素打扰。作为制片人就必须不断思考如何让观众持续关注在创作内容上。
马可认为电影版和电视版最不同的是作品的长短，电视台在一般的情况下要求是26分钟。同时平台的不同，审核的标准也会发生改变。
林键均（ Penny LAM Kin Kuan），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影展总监，影展评审。
林键均则分享了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选片标准，电影节可能不会选择看起来像流媒体作品的纪录片，比如一些影片中选用了经典的电视采访的拍摄方式，和后期动画效果。这是因为大部分观众对于纪录片的需求其实已经被流媒体平台的作品满足了，所以电影节在选片的过程中更希望看到一些用不同的电影语言的作品。也就是说去电影节并不只是为了看电影，而是想要“冒险”去了解相同题材的新看法，纪录片的更多可能性。
亚洲纪录片联盟论坛现场
热烈的交流讨论之后，主持人陈玲珍总结发言，“关于纪录片在忠实表达初心之外，如何得以提高传达效果，最终甚至可以广泛地直抵人心这个叩问，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让全世界的人都想看你的故事？我们也可以这样反问自己，作为中国人，世界上什么样的故事会打动我们？而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故事符合这些能打动更多人的影片的期待呢？这可能才是最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在地性’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