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一个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民国才女，一生漂泊，直率真诚。她也许不会想到，重庆是她落脚的最后一个内地城市。1938年2月，复旦从重庆菜园坝迁至北碚黄桷树镇。1938年9月，萧红独自一人，历尽千辛万苦，抵达重庆。来到重庆后，她与复旦师生相遇、相知，却又与朋友若即若离，留下的足迹和话题耐人寻味。重庆好故事，艺术重庆，今天为您讲述女作家萧红与重庆的故事。
钱昀
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重庆市散文学会副秘书长
1938年9月，长江上游的重庆，朝天门码头笼罩在秋雨与雾气交织的朦胧中，一艘从武汉开来的江轮缓缓停靠。27岁的萧红夹杂在熙熙攘攘的旅客中从船上下来，她身穿黑绒旗袍，面色苍白，眼神流露出疲惫和憔悴。她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在陡峭的青石阶梯上艰难前行，逐渐与前方的人群拉开了距离，孤零零地落在了最后。她无奈地看着隆起的腹部，那是她与萧军的孩子，怀孕的她已和孩子的父亲分手，而现在她是端木蕻良的妻子。端木蕻良早她几个月来重庆，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此刻，他正带着滑竿在朝天门翘首以盼，终于看到走在人群最后的萧红，脸上露出欣喜之色，将她接到了他同学范世荣家中安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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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端木蕻良携妻子前往歌乐山游玩，发现乡村建设招待所二楼尚有空房，便租下一间。招待所是一栋两层高的黄色小楼，楼房右侧下山是歌乐山第一保育院，萧红时常去那里探望孤儿，楼左侧公路下山，便可抵达热闹的高店子老街，那里可以购买生活日用品。端木蕻良说此居所“静夜松窗，足饶逸趣，写作便易入神。”在这充满山野气息的宁静中，萧红于十月的歌乐山间，挥洒才情，创作出了《孩子的演讲》《朦胧的期待》两部佳作。
11月，萧红预产期临近，当时的重庆已陷入战时的混乱，本来就不完善的医疗条件，随着大批难民的涌入，变得更加紧张。萧红便前往江津白沙的白朗家中待产，白朗是她在哈尔滨认识的生死与共的好姐妹。11月底，萧红在江津一家妇产医院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长得很像萧军。然而那稚嫩的小生命在世间仅仅逗留了数日，便悄然凋零。萧红心中也许有悲痛，但更多是如释重负，觉得自己没有拖累了，她对白朗说：“留不下孩子，我能留下书。孩子可以死，书灭不了。”她经历了太多苦痛折磨，已将生命看得透彻。
12月初，寒风轻拂着江岸，萧红踏上了返回重庆的旅程。临行之际，白朗为她送行。“莉，我愿你永久幸福。”萧红轻声说道，眼中满是离别的不舍。“不知我们何时再能相见，我也愿你永久幸福。”白朗声音中透露出无尽的关切。萧红苦笑道“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言罢，她转身踏上了归程的船只，只留下一个背影，在江风中渐行渐远。
萧红回来后又沉浸于创作之中，在歌乐山休养期间，她陆续写了《我之读世界语》《逃难》《旷野的呼喊》《滑竿》《林小二》《长安寺》等文章。萧红的笔触蕴含着平民情怀，她关注着那些饱受冷落或欺凌的弱势群体，以平实的叙述揭露旧社会对人性的无情压迫，通过细腻的笔法描绘现实，不动声色地讽刺，轻声细语地控诉。她勇于直面人性的苦难，描绘人们在战争中的无助与抗争，展示出她非凡的勇气与敏锐的洞察力。
1939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顺流而下，向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的黄桷镇进发，他们在东阳复旦大学农场苗圃找到了栖息之地。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孙寒冰教授听闻萧红身体康复，便前来探访，希望萧红在复旦大学开设文学课，萧红不假思索地回绝了，等孙寒冰离去，萧红对端木蕻良道出她的顾虑：“教书必得备课，还得把讲义编好，要吸收的和要说出的，和写小说、散文可不一样，讲课日久天长，就会变成一个学究，要搞创作也可能只会写教授小说了。”端木蕻良深知萧红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听罢她的一席话，心中满是理解与认同。由于北碚远离市区，旧日的喧嚣与繁杂都被隔绝，来往的旧友也寥寥无几，正是这份安宁，让萧红能够更加专注于笔下的世界，继续她的文学创作。
复旦教职工宿舍“秉庄”竣工后，萧红夫妻迁入“秉庄”一楼，居住在大学校园内的萧红，常着一袭红色大衣，尽管面色依旧苍白，但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端木蕻良有稳定的薪资收入，两人还有稿费，经济状况颇为宽裕。萧红尽力扮演好贤妻的角色，她喜欢亲自下厨为丈夫烹制拿手的俄国大餐：炸牛排、羊肉饼、煮罗宋汤等，这与她在哈尔滨的生活经历有关。萧红曾在日本生活过，精通日本料理，尤其擅长制作日本鸡素烧。她在上海学会了制作葱油饼，也时常小试身手。有东北的老乡来家中做客，她还会和众人一起包饺子。
在秉庄，萧红写了《莲花池》《放火者》《山下》和《梧桐》等作品，并开始创作《回忆鲁迅先生》。她说：“我不愿意写长篇大论的文章，我觉得鲁迅先生就是在日常生活上，也随时在关心青年。我要凭着记忆，一点一滴都写下来。没有见到鲁迅先生的人，会觉得鲁迅先生一定会很严厉。但见到鲁迅先生之后，时间越长，就会觉得鲁迅先生是非常慈祥的。”她将过去写作的零散文章重新整理、修订、完善，完成了长篇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以表达对恩师的怀念和敬仰之情。萧红在香港完成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也是在重庆构思的，每当她伫立在嘉陵江畔，凝视波光粼粼的江面，总会想起自己的故乡，仿佛那个黑土地上的东北小城才能抚慰她满目苍夷的心灵。
萧红在写作和家务中，支撑着柔弱多病的身体，积极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联谊会、苏联大使馆为纪念十月革命22周年而举办的茶话会上，都有她的身影。她还应火焰山文艺社之邀，前往北碚小学发表演讲。她活跃在各个文艺讲座与壁报编辑中，以她的才华与热情，鼓舞着当地的文艺青年们。
然而战争的阴霾始终笼罩在重庆上空，日军的轰炸让这座城市伤痕累累。好几次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她还在伏笔写作，听到声音，马上放下笔，抓了几张刚才写的稿纸，一边走一边往身上塞，紧跟在端木蕻良身后跑，防空洞里人多嘈杂，潮湿阴暗，空气稀薄，实在让她难以忍受。
生活在日军轰炸的惊恐不安中，萧红常常夜不能寐。尤其是冬季来临，重庆气候阴冷潮湿，使自幼生长在东北的她对多雾的天气颇为不适，肺结核日益恶化。她又得知萧军即将携夫人来渝，考虑到文学圈子狭小，萧红不愿与其相见，于是想尽快离开重庆，她与端木蕻良商量后决定前往香港。
1940年1月17日，严冬的凛冽尚未褪去，山城依然笼罩在薄雾中。遥远的天际，一架飞机划破晨曦的宁静，载着萧红与端木蕻良飞向香港，重庆成为了萧红在大陆内地的最后一站。萧红列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她以笔为剑，以情为墨，在文字间游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汇聚了无数文人墨客，而萧红，以她独有的敏锐洞察力、深邃的情感世界和不懈的艺术追求，在重庆这片土地上书写了属于她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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