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红极一时但却又被湮没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著名作家。原名徐传琮，笔名徐于、东方既白，是浙江慈溪人。1937年，以小说《鬼恋》一举成名。1943年在重庆发表其早期长篇小说代表作《风萧萧》，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风靡一时，这一年也被出版界誉为“徐吁年”。今天的重庆好故事，艺术重庆，走进在重庆寓居过的一位“文坛鬼才”徐訏。
泥文
《重庆文艺》责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你最爱的是谁？
是善歌的B？
是善舞的A？
是行政院里的G？”
“不，我的祖父，”
我的孙女说，
“我最爱的是，
后门口的老树；
因为在神圣抗战的那年，
为保卫忠勇的兵士，
它周身受伤十七处。”
徐訏写这首名为《最爱的》的诗，正值抗战时期，他为躲避战乱而迁居于重庆期间，那是1943年6月9日。他目睹全民为抗战而牺牲和付出的民族情结有感而发。也就是这一年他在重庆写出了他长达40万字的长篇小说《风萧萧》，这部小说在重庆的《扫荡报》连载，风靡一时，荣登全国畅销书之首，而后形成“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和“洛阳纸贵”的局面，这一年也被出版界誉为“徐訏年”。这部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言情、间谍畅销小说的先河。
徐訏是浙江慈溪人，一生漂泊不定，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6年赴法国留学，留学期间，也就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尚未完成学业的徐訏因国内抗战浪潮而毅然回国，在上海支持抗战的同时进行写作声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生存局面已经被打破，无法安定居住，徐訏便加入避难人群迁徙大西南的洪流来到重庆。
在迁往重庆途中，徐訏深深地体会和感受到侵略者发动的战争给国人带来的灾难和困苦，他也由一个家境不错的知识分子被迫跌入窘迫的底层生活境况。放眼看去，到处是衣不遮体、东倒西歪、食不果腹的逃难人群，让他有了更多的切肤感受。曾经的山河壮美，生活环境的恰适，如今已被彻底打乱，处在满目疮痍之中，进而感慨国人的生存空间因战争而丧失，心中充满了愤慨、焦虑和不满。
徐訏曾有文章写下他对小学时期美好的怀想，在中学时进入天主教会学堂，见识了天主教所谓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是“看人说话”，也是尊卑贵贱分明。见证了洋人与国人的身份地位的真实差异。在炮火纷飞年代，民不聊生，心中的爱意与愤慨，作为知识分子，用作品表达，是第一武器。
《风萧萧》的写作，有徐訏多方面的经历、知识、见闻的加持。它以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滩随之发生变化为主要切入点。小说《风萧萧》的原型，一定程度上有徐訏本人的影子。事实上，也离不开他的影子。将“我”植入小说情节，进而寻找“我”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使命感和存在的价值。故事发生的时间主要是1940年3月至1942年春天，地点是各种势力都存在的鱼龙混杂的上海滩。
1940年代的上海，波诡云谲，在无法知道身边看似亲密的人的真实身份时，独身主义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法则。对爱情的追问和乱世的鞭笞，是徐訏思想上的一个走向。彼时，中华民族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动彻天地，全社会全民族都将目光和关注点转移到了抗日救亡上。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涌现了无数的地下工作者和特工谍报人员。这是徐訏写作的契机。他把上海沦陷前后中、美、日三方谍报人员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间谍战写进小说，将一个信奉独身主义的出色男人与重庆特工白萍、智慧的中美工作人员梅瀛子、纯洁的海伦三个漂亮女人间的感情纠葛写进《风萧萧》，让他们相互摩擦而又紧紧交织，让他们在民族的血与火的搏斗中，展现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紧密联系。将个人情感与民族大义寄托于小说人物身上，浪漫故事和抗日救亡的残酷现实跃然纸上，从一个侧面给予人以鼓励和振奋的态度。也从人性上探测人生命意义的走向。
在20世纪40年代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徐訂的《风萧萧》赢得大众读者的狂热追捧，是有原因的。除了时代需要呼声，也有个人写作魅力的呈现。徐訏是中国最早写心理分析小说的作家，深受弗洛伊德影响，深入系统研究过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生命哲学的西方哲学发展史，认为哲学会使文学作品更深刻，离开哲学就难以真正体现人民和民族的心灵，因此其创作实践处处表现他对人生、爱情和生命等诸多哲学问题的沉思。实际上，在长篇小说《风萧萧》成篇之前，徐訂在文学圈乃至社会上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早期的小说《鬼恋》《吉卜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荒谬的英法海峡》以及剧本《生与死》等都掀起过不小的浪潮。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徐訏从上海辗转至重庆途中，有人告诉他他的书被人偷着印了一些去卖，这位盗版印书的人竟然因此获得了不菲的经济收入，多娶了一位姨太太。当然，这个故事真假我们不去考校，也无从考校。但我们由此可见徐訏在当时已经有着良好的读者基础和影响力，对长篇小说《风萧萧》的畅销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铺垫。
徐訏迁居重庆，执教于中央大学。重庆的山水给了他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创作环境。当然，也有明面上的战争与暗涌的争斗，刺激和激发了他创作构思，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成就了他的思想抒发，而他的思想在艺术角度上却开创和拓宽了文学创作视界。林语堂曾说，徐訏与常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基”的鲁迅同为20世纪中国的杰出作家。虽然林语堂对中国新诗一般都无好评，但却赞誉“徐訏是一个例外，他的诗句铿锵成章，非常自然”，且认为“在短篇小说家中，鲁迅、沈从文、冯文炳（废名）和徐訏是最好的”。文史学家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对他的评价与林语堂如出一辙：“环顾中国文坛，像徐訏这样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的全才作家，可以数得来的仅有鲁迅、郭沫若两人。”这些评价，完全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文坛鬼才”之誉是相互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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