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遵义会议的永恒价值

90年前，在贵州遵义小城，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会议悄然召开。遵义会议，宛如一座巍峨的丰碑，矗立在党的历史征程中。它于风雨如晦之际、革命事业陷入危局之时，力挽狂澜，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在那关键的历史节点，党的先辈们在遵义的会议室里，以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展开激烈的讨论与深刻的反思，为党和红军找到了新的前行道路。

如今，在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我们再次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深情致敬，更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取源源不断的力量，照亮我们当下的奋斗之路，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为此 ，我们在这里特别推送 2025年第一期封面文章《遵义会议的永恒价值》，希望通过长征历史研究者王新生的讲述和思考，更进一步领悟遵义会议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站在新世纪的今天，回看90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探讨其永恒价值，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走好新长征之路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善于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

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的大革命，由于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结果使党在大革命危急时刻处于完全被动地位而最终失败。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批评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明确指出：“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至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正是在自我革命的精神之下，八七会议制定了继续进行革命的正确方针，提出整顿队伍，“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使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931年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远东局书记米夫的支持下上台，开始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在中央苏区，1931年11月1日至5日，六届四中全会后派来的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与朱德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被指责为犯了一系列“极严重错误”。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赣南会议后，苏区中央局以中共临时中央的决议为指导，主张苏区向北发展，攻打中心城市。毛泽东不同意打赣州，主张应在“东北方向扩大苏区”，建议“在福建、江西、浙江、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他认为：“今年年内不可能占领大城市，必须向其他农村推进。”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在苏区发展方向上的争论，为坚持“左”倾教条主义方针者所不容。1932年10月上旬，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红军自打赣州以来毛泽东的主张进行了指责。会后，毛泽东被调后方，主持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离开红军指挥岗位，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埋下伏笔。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以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李德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照搬苏联红军正规战的经验。李德废弃过去4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要求红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是红军屡遭严重损失，苦战一年，仍未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

博古、李德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行动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造成部队行动迟缓。11月27日至12月1日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后，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人。

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坚持按照既定进军路线，去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而蒋介石已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上布置了4道封锁线，红军如果不改变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危急关头，毛泽东主张立即转兵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先后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激烈争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转兵贵州。红军强渡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了遵义。

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红军迭遭失利，长征开始后，红军又几乎濒于绝境，广大干部、战士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张闻天按照会前他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释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2月8日，在扎西地域的院子街，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同日还通过了由张闻天按照决议精神起草、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遵义会议决议全面、系统反映了会上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成果，集中反映了当时党和红军的智慧，站在全局的高度，对遭受严重损失后的革命如何坚持、如何恢复和发展以及如何打开革命新局面，进行了顶层、总体设计。决议认为：“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源泉，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明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党勇敢地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更强了。”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自我革命。通过这次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错误，不仅开启了红军长征从遭受严重挫折到胜利的旅程，而且开启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旅程；通过这次自我革命，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党更强大了。这次自我革命，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英勇奋斗的政治品质，具有永恒的价值。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严重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其中，王明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时任共产国际代表、远东局书记米夫的支持下，一跃而为政治局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控。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观点集中体现在他写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具有理论色彩，照搬共产国际决议看待中国革命重要问题，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因而具有极大的迷惑作用，使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没有按照中共湖南省委原定计划攻打长沙，而是率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1928年11月，毛泽东根据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一年多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总结了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阐明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

针对当时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了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这个论断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遵义会议集中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原则，恢复了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并要求“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明确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

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符合中国红军作战规律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处处主动，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目标，完成了长征。

遵义会议是在紧张的战争形势下进行的，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对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因而，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尽管如此，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了道路。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复原的会议室

在遵义会议以前，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下才得以纠正。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低，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要靠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和帮助来解决。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党内开始占统治地位后，致使除陕甘以外的各主要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特别是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不解决当时最主要的军事指挥错误问题，党和红军有可能面临“覆灭”的命运。中共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是通过上海中央局。就在长征出发之时，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三部电台被破坏，能直接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的电台由于功率太小，只能收报，不能发报，就没有随身携带。这样，自长征出发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就完全中断了联系。

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既是坏事，更是好事，因为紧迫的形势逼着中国共产党去独立自主地解决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能力和条件。

其一，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有实践经验、有威望的领导干部成长起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工作过，大革命失败后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受挫后，率领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至1930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创建了赣南、闽西根据地。1930年秋至1931年秋，毛泽东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创建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建设党与红军的经验，所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周恩来长期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是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者。1927年领导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给中共红四军前委发出“九月来信”，对于古田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1930年10月负责制定全国红军发展计划，决定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活动区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底到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3年春，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上既有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的丰富经验，又深孚众望的领导人。

朱德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与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在粤赣湘边界坚持游击战争。1928年4月，他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根据地。朱德先后任过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年10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提议他为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朱德由此开始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也是党和红军很有威望的领导者。

在中央领导层中，陈云、刘少奇也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并在白区和中央苏区的实际工作中提出过正确的意见和建议，是很有威望的工运领导者。

其二，在党内一些执行过“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其危害性，开始从实际出发看待革命问题，并成为有威望的党的领导者。

张闻天是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之一，虽然也犯过“左”倾错误，但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左”倾错误对革命的危害性。在上海即发表过文章批评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左”倾关门主义。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张闻天同博古的分歧日益加深。福建事变发生后，张闻天主张给十九路军以军事上积极的配合，博古则持反对态度。广昌战役之后。他批评博古：“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长征开始后，张闻天与毛泽东一起行军，谈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同毛泽东的意见逐渐一致。张闻天的转变对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有着重要作用。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曾执行过“左”倾错误方针，但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开始认识到李德的军事指挥的错误，多次同李德发生争论，“认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是打不破敌人‘围剿’的，还是要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战法”。长征开始后红军处境日渐危急，王稼祥更加认为李德的瞎指挥是把红军引向绝路。

其三，在各根据地也涌现出一批有实践经验、有能力、有威信的领导干部。在中央根据地有陈毅、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刘伯承、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李富春、邓小平、毛泽民等，在赣东北有方志敏等，湘鄂西有贺龙、周逸群等，鄂豫皖有徐向前、旷继勋、曾中生等，湘赣有任弼时等，陕甘边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闽北有黄道等人。

其四，广大红军干部、战士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及长征开始后遭到严重损失的事实中，逐渐认识到这是“左”倾军事指挥造成的结果。

上述清楚地说明，召开一次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召开的遵义会议，不仅顺利解决了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而且比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和帮助下开得更好，表明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指出：“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

自遵义会议开始，独立自主便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原则。

遵义会议之前，党在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和帮助下纠正错误倾向问题时，在方式方法上往往存在过火或欠妥问题。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更是过分，他们不仅“无情打击”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李立三等人和被他们认为是犯“调和主义”错误的同志，包括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人瞿秋白，而且也打击曾经反对过“立三路线”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重要干部。“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中开始贯彻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怀疑、不满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污蔑和伤害，给党造成重大损失。

在遵义会议上，大家对博古等人犯的错误尤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还是当作同志对待的，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帮助的方法。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曾说：“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尽管如此，对他们仍然采取团结的方针。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博古仍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鸡鸣三省会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后，博古仍然是中央常委，并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的重要职务。李德在遵义会议后虽然被解除了指挥权，但有时让他参加一些军事会议，并征求他的意见。至于凯丰，没有因他对“毛张王”有不同意见而解除职务。

毛泽东后来同外宾谈到遵义会议时指出：“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

遵义会议对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者采取帮助的方式，巩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博古等人也积极工作，在后来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遵义会议采取的党内斗争方式，为以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典范。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政治遗产。这些政治遗产具有永恒的价值，将对我们事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遵义会议布面油画（沈尧伊创作于1944至1977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