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开启了我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遵义会议9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历程，特别是遵义会议前后党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及重大抉择过程，我们更加深刻地感悟到中国革命的伟大与艰辛，更加深刻地领会到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意义。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人，分几路“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尽管形势严峻，但此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武装也有明显的发展。若红军能够做出正确决策，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但是，毛泽东此时已经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甚至被扣上了“狭隘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博古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并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提出“短促突击”，同敌人进行拼消耗的阵地战，结果使多年艰苦奋斗开辟出来的中央苏区遭受严重损失。

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到何处去？任务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甚至在“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战略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均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红七军北上组成抗日先遣队，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为进行战略转移探路。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计划同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11月下旬，中央红军连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到达湘江边。面对敌人凭借湘江天险设下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广大指战员同敌人开展殊死搏斗，无数红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水，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从此不食湘江鱼”，是当地人民对牺牲红军最深切的怀念。

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当局已经判定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便集结了二十万部队，设置四道防线，布成大口袋阵势，张网以待。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的通道县城，并在此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行动方向。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前往湘西。在这危急关头，王稼祥、张闻天及周恩来等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改向贵州挺进的正确意见，在通道境内分兵两路西进，避开敌人的口袋阵，史称“通道转兵”。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议从白天激辩到深夜，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毛泽东“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在关键时刻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军心的重要作用，红军开始摆脱被动局面。

12月31日，中央在乌江南岸的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国民党十几万的“追剿军”被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战局稍趋平稳，这为中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提供了宝贵的时机。

1935年1月15—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留下的史料不多，很多细节都是出自陈云撰写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收入《陈云文选》并改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原本保存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里，1957年1月被接收回国后，一直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手稿一共8页，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标题上冠有“（乙）”字，说明它原是一份材料的第二部分，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这份手稿的“（甲）”部分。

1935年2月或3月，陈云撰写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部分）

手稿被接收回来后，虽经多方调查，仍然无法确定作者是谁。1982年4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调查人员将手稿复制件分别送给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陈云、聂荣臻等同志帮助辨别鉴定。后经陈云证实，这是他在参加遵义会议后，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精神时写的一份传达提纲。提纲手稿真实记述了遵义会议前后有关历史情况，记载了会议召开目的、参加人员及作出的决议。

会议首先审查了“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决定改变这个决议。接着，会议讨论了“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这是会议的主要内容。博古做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着重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没有显著的把我们的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周恩来作了补充报告，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了一定的领导责任。

张闻天按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一个“反报告”，系统地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也作了长篇发言，对错误和失败进行深入分析。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多数与会者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意见。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统一指挥军事行动。这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 空无限任飞扬。”朱德同志的这首诗，反映的是遵义会议后，全党全军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灵活地变化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毛泽东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曾评价为“两头好，中间差”。“中间差”就是指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内部干预太多，尤其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发生，正是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有关。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一系列重大成果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取得的。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今天我们重温、纪念遵义会议，就是要深刻领悟其伟大意义，运用其历史经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来源：《中国档案》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