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
跟着印业君
穿越时空
感受红色印刷里的珍贵记忆
延安《解放日报》印刷车间
1925年“五卅”运动以前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印刷所，所需宣传品与书刊多是交给一些中小印刷所承印。后因宣传工作需要，党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地下印刷所”。这些“地下印刷所”的特点是以住家式或公馆、店铺做伪装，以承印零星印件作掩护，并且经常变更地址。对人员要求也极为严格，不但要是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还要多面手，以便尽量减少人员，保守秘密。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秘密“地下印刷所”是在北京建立的昌华印刷局，后在上海、天津等地都建立了自己的“地下印刷所”，尤其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印刷基地，建立的地下印刷厂共有20多处。
北京昌华印刷局是由李大钊组织，陈乔年等人于1925年2月筹办建立的。经理陈楚楩，厂长刘明，当月筹办，当月开工生产，地点设在当时的广安门内大街广安西里8号。昌华印刷局主要任务是印刷北京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以及一些党的传单、标语等宣传材料，也翻印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为了躲避敌人搜查，他们白天印刷一些公开的稿件、书籍等，到了夜里才开始印刷党的刊物和革命宣传品。后因不断有警察和特务盘查，又有便衣暗探在印刷局周围活动，为了安全考虑，印刷局只好搬迁到北京花枝胡同，改名为“明星印刷局”。1926年4月，军阀张作霖入京，形势险恶，遂由董学生、刘抵如率全厂工人随冯玉祥军队撤往西北，昌华印刷局就此停办。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昌华印刷局印刷出版的党的刊物、传单、标语等加强了党在北方广大地区群众中的宣传工作。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指导工农群众运动做出了贡献。
1925年6月建立的国华印刷所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兴办的第一个“地下印刷所”，受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地址设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今象山路)香兴里。负责人是早期共产党员倪忧天、陈豪千，主要任务是排印《向导》、《中国青年》、《平民课本》及其他马列主义书籍和全国总工会的宣传品等。为防不测并应付当时的形式，另外又挂“崇文堂印务局”招牌，并对外营业，把国华印刷所当作崇文堂的加工场。同年9月共产党员沈选庭送校样时遇巡捕“抄靶子”(搜身)，稿件校样遗失，为安全计，国华印刷所紧急结束，于同年10月迁至闸北青云路广益里，另建印刷所继续工作。
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印刷所遭到敌人破坏后，考虑到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中央决定调毛泽民化名周韵华，带着部分印刷厂的同志和印刷机器去天津筹办秘密地下印刷所。
1929年2月，毛泽民把英租界广东道福安里4号(今唐山道47号)一所一院两厢的青砖楼房作为厂址，将印刷机器迅速安装起来。几天后，“华新印刷公司”在一片鞭炮声中开张了。
为了迷惑敌人，公司一层对外营业，承接的业务五花八门，信纸、卡片、表格、发票、请柬，还有戏院的演出广告、糖果包装纸等等。二楼则是印刷党的报刊《北方红旗》、《共产主义ABC》和《布尔什维克》等书籍的重地。另外毛泽民等人还对院内外作了巧妙的布置。印刷厂的一边开了个布店，用布裹住纸，掩护印刷需要的纸张；一边搞了个家具维修门市，专门监视外来人员。一楼右厢房为接洽外来业务的办公室，办公室内设有办公桌，办公桌下有暗铃，如发现形迹可疑的人，便按动电铃，向二楼车间报警，同仁们便迅速拆下正在印刷的红色刊物藏匿，而改印其他印刷品。
1931年初，毛泽民调回上海重建印刷厂，华新公司转交给彭礼主持，不久，华新公司停业。
1927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破裂，共产党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在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虽然战争频繁，但都建起了简陋的印刷机构，承担印刷书刊、纸币、内部文件等各种印刷品的任务。如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及湘鄂赣、豫鄂皖、川陕、闽浙赣等根据地，就有小型印刷所、石印局、印钞厂20余处。
中央根据地1931年9月创建的瑞金中央印刷厂全称“工农民主政府中央印刷厂”，又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印刷厂”，隶属于中央苏区中央印刷局和中央出版局。创建初期，仅有从永兴县城缴获来的一台石印机，后经不断扩充，设备比较齐全，全厂工人多时达到二百多人，成为苏区当时规模最大的国家印刷机构之一。承印着《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等报刊、书籍，以及钞票、公债券等各种票证和有关布告、文件等印刷任务。
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奉命向西，战略转移，12月经陕南到达川北，于1933年2月在通江县城建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出于宣传工作的需要，曾在根据地建立了木版雕印、石印和铅印三个印刷局。石印局的第一批印刷设备器材是1933年1月袭击陕南镇巴县缴获的，运送到川北通江县苦草坝，从而成立了规模较小的石印局，开始了纸币和布币的印刷。同年10月，又从达县缴获了地方军阀刘存厚石印厂的全套机器设备和器材，搬到通江城内与苦草坝迁来的石印局合并，正式建立川陕省石印局，用当地为印币特制的细白布、阴丹士林布和深蓝布印刷过一串、两串、三串、拾串和壹元五种布币，用道林纸印刷过一串、两串、叁串、壹圆周等纸币。铅印局的设备器材，同样是从四川达县刘存厚印刷厂缴获而来的，有印刷机和各号铅字，印刷过列宁小学课本《四言杂字》、《土地法令》、《干部必读》、《红色战士丛书》等多种图书。
此外，还有1930年建立的湘鄂西根据地的浏阳县苏维埃政府石印局、湘鄂赣根据地的湘鄂赣省苏维埃工农兵银行石印局，1929年建立的鄂豫皖根据地的鄂豫皖苏区石印科、闽浙赣根据地的龙岩东碧斋印刷馆和闽西红报印刷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出于动员民众、全民抗战以及革命宣传上的需要，都建立起了大小规模不同的印刷机构，承担着抗日战争期间所需要的各种书刊、报纸和中共中央机关文件等。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寇的扫荡、进逼，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经常变化，根据地的印刷厂也经常随军迁徙，大型、沉重印刷设备也就多有不便。因此，在这种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就出现了“八匹骡子办报”、石洞建起印刷厂、新房建起印刷厂等特殊的出版印刷业现象。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又称晋察冀边区，在晋察冀边区建立的印刷厂主要有晋察冀日报印刷厂、冀中新华印刷厂、冀中导报社印刷厂。特别是晋察冀日报印刷厂的《晋察冀日报》，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以游击办报闻名于世，同时还出版发行书籍、刊物，为宣传抗日做出重大贡献。
《晋察冀日报》于1937年12月11日创办。初创时的《晋察冀日报》称作《抗敌报》，为四开毛边纸单面石印，三日刊。1938年3—5月起，时任社长、总编辑的邓拓又从任丘和定县调来八开铅印机等器材，遂于8月16日第63期起，改成铅印四开、四版、隔日刊。当时，由于铅字不够用，报社又没有铸字机和字模，邓拓就发动工人自力更生，想法制出铅字。同时，为了解决夜晚排印报纸照明的问题，邓拓又组织工人将子弹壳塞上捻子，然后沾上煤油，点着了比麻油灯还亮，从而解决了照明问题。由于报社大多在山沟里活动，交通不发达，物质条件恶劣，因此报社印报使用的油墨，都是工人用老乡家锅底的烟灰制成的。
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报社同志发挥集体智慧，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闯出了一条适合战争中办报的路子，即游击办报。在游击办报期间，为了方便印刷厂的迁移，减轻印刷机的重量，邓拓组织成立了改造排字架小组和改制印刷机小组。将笨重的字架改成可以装卸的轻便字架，将铅字缩小，同时，为便于携带铅字，他们商量好尽量在3000个常用字内做文章。又为了将印刷机改造得轻便再轻便，印刷工牛步峰、孟广印等首先将石印机改造成铅印机，后又自力更生制造成功一台木制轻便的印刷机。木制印刷机体积只有一个小手提箱那样大，重量才三十公斤。一头骡就可以拉走，拆卸装配都很方便，可以拆为七个大部件，最大的也不过五公斤。一旦敌情紧张，或者走悬崖绝壁的羊肠小道，每人背上一件就可以爬山越岭。每转移一个地方，只借用老乡的一个饭桌，几分钟即可开印。因此，这些轻便的设备用八匹骡子就可以全部运走，这就是著名的“八匹骡子办报”和“三千字内著文”的佳话。
《晋察冀日报》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是抗日根据地创办时间最早和最长的党报之一。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成为《人民日报》。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及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因此，印刷业相对发达，建有规模较大的延安中央印刷厂、八路军印刷厂、财政部印刷厂、抗敌印刷厂等。承印中共中央文件以及各种书刊、报纸、纸币等，尤其是延安中央印刷厂承印《解放日报》。《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6日正式创刊，是《新中华报》和新华社编发的《今日新闻》合并而成的大型中央机关报。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延安，由于形势严峻，《解放日报》停刊。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山东省委发动地方武装起义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共同创立的。根据地建立的出版印刷机构多以报社和新华书店形式出现，印刷厂附属于报社和新华书店之中。除印刷报纸外，还兼印图书。其中规模、影响较大的是《大众日报》社及其印刷厂。
1938年冬天，云头峪村负责人牛庆禄听说大众日报需要找一个印刷所时，考虑到村子的位置比较隐蔽，牛庆禄便和刚结婚三天的刘茂菊商量，刘茂菊一听这个事情，立即腾出了他们的新房，成了大众日报印刷所。当时，正值寒冬，屋外飘着大雪，屋里却干得热火朝天。冰冷的寒风裹着雪花从墙缝里、门缝里灌进来，排版的工人冻得都拿不住铅字，摇滚子的工人手也冻麻了，但这并不能阻挡工人们的热情。由于手摇印刷机很沉，摇起来很费力，滚子摇三圈才能印出一张报纸，一个人摇十几份报纸就要换人，于是六个印刷工人就两人一班，分成三班轮流作业，连夜摇滚子。当时报社共有五六十个人，就是采用这种歇人不歇马的方式，1939年1月1日，2000份《大众日报》就在这间“新房”里诞生了。
报社创刊时只有三台老式印刷机，后经不断扩大，人员逐渐增多，三日一期，期期不误，而且印数不断增加，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敌寇的注意，把《大众日报》社列为重点破坏和“扫荡”目标之一。从1939年6月敌人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第一次大“扫荡”开始，在八年抗战中，《大众日报》从鲁中转战滨海，又从滨海转战鲁中，几乎每年都要遭到敌人数次“扫荡”，身经大小战斗百余次。印刷厂职工每次都要在敌人到来之前，将全部机器设备、铅字埋好，把住的地方收拾干净，不能让敌人看出有印刷厂的痕迹。一年之中，机器、铅字拆了埋，扒出来安装再生产，不知道折腾多少回。并且还要做到在接到敌人出动“扫荡”情报两小时内，完成所有设备疏散埋藏工作，又能在敌人“扫荡”结束后两小时内恢复生产，可想而知这要付出多大的劳动，尽管敌人一次又一次企图消灭印刷厂，但一直没有抢走任何设备，更没有阻碍《大众日报》出版。
解放战争时期, 各解放区为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各地印刷厂继续出版和印刷各种报纸和宣传材料，共承担了66种报纸、大量书刊及35个银行、金库纸币和证券的印刷任务。
为鼓励大家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为党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各解放区印刷厂先后开展了“立功创模”运动。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印刷厂就在1946年底至1947年10月开展了“立功创模”活动。当时由于战争形式的变化，印刷厂一年内经历了四次大转移，每次转移中，为了前方宣传需要，要一面行军，一面坚持生产。有一次，在从鲁南向鲁中转移中，经过沂水县树荫里村，当时前方正在打仗，急需宣传材料，这时只得就地停下，开机付印。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同志们为了尽快印出无声炮弹送往前方，都忍受着巨大的困苦忘我地工作。排字工人在排字架前一站就是二十多小时，校对人员在暗淡无光的油灯下，逐字逐句地校对，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印刷工人更是“轻伤”不下“火线”，一只手不慎被机器擦破出血，就用另一只手继续工作。在“立功创模”的推动下，不断涌现出了类似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使得原计划十五天的任务，只用七天就圆满完成。“立功创模”活动大大激发了职工的革命工作热情，提高了为党为人民立功的光荣感和使命感。
（作者为赵春英，原文刊发于《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7月13日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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