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难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汉武帝的形象都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其实是一个好大喜功、控制欲极强的皇帝，他对国家和民生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
汉朝初年，朝廷奉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治国理念，民间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官仓里的粮食多到变质，府库中的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朽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记载了汉初时商业繁荣、民众富裕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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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媲美《国富论》的经济学思想
但是，由于武帝穷兵黩武，文景两朝积累下的充沛国库竟被消耗一空，国家财政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状况。为了支撑持久战争，武帝把手伸向了百姓，他推行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实行盐铁国家专营。
这些政策让朝廷大发横财，却导致民间经济崩溃，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武帝晚年就曾多次降下罪己诏，反思自己不惜民力的过失。
像汉武帝这样用费无度的皇帝，会把几代人的钱都花光，连带子孙也要欠债。但是他在世时，根本无人敢批评国营化政策，更别说制止了。
武帝驾崩6年后（公元前81年2月），在汉帝国的议事大殿上，发生了一场帝国经济政策的公开辩论。《盐铁论》记录了这次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大辩论。辩论的主题是——“盐铁行业是要放开民间自由竞争，还是继续国营垄断？”辩论的一方是武帝的财政大臣（大农令）、敛财能手桑弘羊及其属下，另一方则是一群儒生。
▌桑弘羊之问
一上来，儒生就对桑弘羊采取凌厉的攻势，历数盐铁国营的罪恶：
1.国有专营制度造成绝对垄断，价格昂贵，强买强卖。
2.强行收购粮食物资建立储备，这是与民争利，导致经济萧条、人口锐减。
3. 国营制度豢养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以国营为名、攫取私利的特权集团。
儒生说完，对面的桑弘羊却没有丝毫慌乱，轻轻地捻着胡须，反问儒生：
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国有专营制度，请问钱从哪里来？
2. 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3. 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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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生们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桑弘羊之问”，它难倒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也成为皇帝们的最爱——这三个反问，不仅让官家打压民间变得顺理成章，还让皇帝搜刮百姓变得心安理得。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这个帝国的运转，从来不是依靠法律契约和数字管理，而是从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藏富于民的意识或压力，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这种人身控制，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但民间经济的凋敝，让历代王朝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和农民起义的宿命……”
吊诡的是，此后的两千余年，中国历史陷入了一个怪圈：历朝历代的“桑弘羊”无一例外地战胜了“儒生”——几乎每一个皇朝，都极力垄断财政、做大中央政权。但是，每逢饥荒或战争，中央政权总是捉襟见肘。并且，几乎每个王朝都无法逃脱屈辱、惨烈的亡国之祸。
▌王安石变法：千年前的国家干预
盐铁大辩论一千年后，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皇权，极力削弱地方和民间，大宋朝由此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军队开支巨大，屡战屡败。神宗年间，为扭转经济困局，王安石采取了一系列桑弘羊式的国家干预政策。
这些措施短期内改善了财政，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以青苗法为例：国家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贷款给百姓，待百姓丰收之后再归还本息。于是，国家变成了高利贷者。官员借机大搞腐败，强制农民借贷。于是，国库开始充盈了，百姓的境况却越加悲惨。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如此评价“国家专营”政策：“天地间能挣钱的行业是有限的，只要官家垄断了，民间自然就无法盈利。桑弘羊能够使国库充盈，如果不是取自百姓，还能取自哪里呢？”（《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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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司马光
新法遭遇巨大阻力，甚至发生了灾荒，导致神宗开始迟疑。但是王安石告诉神宗：“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意思是说，无论是上天警告、先皇遗命还是民间舆论，皇帝都应该采取无视。自此，皇权变成出笼的猛兽，而积贫积弱的局面也一直持续到大宋灭亡。
▌近代中国：夹缝中的民间资本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朝廷鼓励“兴办实业”，但不允许民间独立经营，于是出现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企业。其中，只有轮船招商局等少数几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盈利。但是随后，李鸿章便找了种种借口，将三个民间股东以净身出户的方式全部逐出。随着民间资本的退出，洋务企业陷入了长期的亏损和停滞。
这种结局其实并不算意外，洋务运动的目的从来不是“自强”、“求富”，而是桑弘羊式的诉求：维持中央集权的绝对优势，对内消灭农民起义、对外全球争霸。因此，清廷根本不在乎洋务企业是否营利，更不会把民众的财产权放在眼里。
盐铁辩论两千年后的民国时代，中国再次面临汉代时的难题。此前，市场的自治力量主导着中国：民营企业家已具备自治能力，他们组建了商会和法庭，与外国人一同管理租界。
但是在1920年代国民党北伐后，重新确立了大一统的集权体制。民族口号的兴起，也为驱逐外资提供了完美的借口。在宋子文等人的干预下，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经济模式越发走向苏联计划体制——这为国民党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两次提名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如此评价近代中国的经济模式：模仿西方技术，建立先进企业，这种模式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是，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
▌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
究竟是要“国家垄断经营”，还是要让“民间自由生长”？与“桑弘羊之问”如出一辙，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西方思想界——其激烈、曲折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历代的争议。
在西方，尽管亚当·斯密奠定的自由市场理论早已成为公理，然而“政府包办”的神话仍然一直存在，每逢经济危机，这个神话尤其甚嚣尘上。20世纪初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
1930年代，为了应对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可以弥补“市场固有的缺陷”；财政刺激和高税福利，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人民幸福。
与凯恩斯针锋相对，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坚决主张：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饮鸩止渴，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财政刺激和高税福利，其本质是对市场秩序、私有私产的粗暴践踏，必然滋生更多的浪费和腐败。
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开办讲座，掀起了与凯恩斯的论战。不久后，他又在《经济学刊》上发表文章批判凯恩斯。凯恩斯被激怒了，就像桑弘羊批驳儒生一样，他将哈耶克批判得体无完肤。当时很少有人理解两人的论战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掌权者的嗅觉却异常灵敏。观念的后果很快得到验证，世界开启了“凯恩斯时代”：苏联、德国把凯恩斯主义视为“国营垄断”的正当性理由，很快开启了大政府的扩张之路；民选政府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制造通胀，特权阶层以“公共福利”的名义，拿着纳税人的钱做私人投资。二战后，哈耶克出版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论著。其中，《通往奴役之路》被弗里德曼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向世界证明：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经济规律，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充分利用稀缺的知识，使社会保持运转；任何形式的计划体制、国家干预，都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将人类导往乌托邦地狱。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1974年10月4日，一直被骂为“冷血无耻”、“替富人说话”的哈耶克，终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自由主义学者首次获此殊荣。哈耶克是幸运的，他不仅获得诺奖，还在他92岁那年，亲眼见证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苏联的覆灭。英美抛弃凯恩斯主义之后，最终赢得了冷战，捍卫了自由体制；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联走向覆灭。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苏联的命运》中说：“我们的所有经济政策都不符合效率和民主，贪婪的特权阶层大发横财，其他人都变得穷困不堪……苏联是被人民抛弃的。”与儒生们所受到的同情截然不同，像哈耶克这样“没良心”的经济学家，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忍受着“疯子”、“无耻”的指责，仍然坚定持守反对派的立场 ——为了捍卫自由市场、个体尊严，他甘愿做一名孤独的斗士。哈耶克用尽一生向人们证明：人类的幸福、经济的繁荣，源于自由市场中“像植物一样生长的个体”，而不是“像工匠铸造模块一样的集体”。历史是个邪 恶的老师，在不同阶段，露出不同的的面目。错误的观念之所以更受欢迎，因为他们追逐短期利益，迎合大众。然而，在长远的未来面前，历史总是会露出真面目：哈耶克和他传承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上百年历史之中始终是“非主流”，然而，却一次又一次的被“翻案”，因为它们总是出现在历史最危险的关头，告诉世界，他们还未过时。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真理有望大获全胜，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逐步消灭谬误，它不承认任何危险的政治承诺。”而疑心重重的哈耶克拒绝和大多数合谋，因此站在了各种危险承诺的反面。历史的博弈没有终点，大多数乌托邦和族群主义的信徒，或许永远不会改变看法，正如人类的灾难在历史上总是一次又一次发生，从未看到尽头。在未来的历史中，也许哈耶克永远是少数派，正如自负、傲慢和迷信，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流。但是，理念的力量，至少能决定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历史中：当逻辑的力量更多一点，情绪的力量更少一点，将是繁荣与和平的时代；当情绪大行其道，逻辑无处藏身时，就是一次次的战争与苦难。每个时代，人类都需要两种东西，引导自己上升的理想，和放纵自己堕落的欲望。在新的历史叙事成为世界主流的21世纪20年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读哈耶克。面对文化入侵，日本的选择为何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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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近代化之路，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叙述改革内容，并不足以说明明治维新的特殊之处。
明治维新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推进之顺利，落实之彻底。短短一二十年之间，日本就从类似于中国先秦的封建制度跨越两千年一下子跳到了19世纪的近代集权体制，而且没有遇到太大阻力。中国人都熟悉的一个说法，即改革通常是极为艰难的，因为会触及众多既得利益者，而“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悲壮地失败了，张居正变法人亡政息。商鞅变法虽然成功，商鞅本人却被车裂。明治维新触及的既得利益者太多了。各藩藩主以及庞大的武士阶层，利益都严重受损。藩主们失去了所有政治权力，住房只剩一所，经济上也只剩下本藩原收入十分之一的俸禄，后来俸禄变为公债，收入更是大幅减少。普通武士更是从上层直坠地下。1872年的统计数字是，武士阶层合计194万人。日本政府虽然一开始仍然发给他们俸禄，但仅及原来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后来又开始逐步削减俸禄，不久就完全取消俸禄。大部分武士不得不自谋生路，成为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普通劳动者，有的人的妻子甚至沦为艺伎。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出现了西乡隆盛叛乱等局部阻力，但总体上，日本人非常迅速地完成了历史转折。在明治维新前，大部分日本民众甚至贵族，对西方列强抱有敌视心理，但是明治维新开始之后不久，大多数日本人就意识到开国的好处。西风劲吹之下，日本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从服饰到饮食，一切都向西方看齐。以前从来不吃牛肉的日本人跑到饭店里大吃牛肉，说洋人就是因为吃这个东西才长得那样高大。洋服成了时髦，人人以有一套西装为荣。邻国中国和朝鲜对明治维新的反应，都是“友邦惊诧”，冷嘲热讽。江苏按察使应宝时得知日本人效法西方后痛心不已，认为日本政府“昏不悟”，神志已经昏乱，将陷民众于水火之中，主张兴兵讨伐，对走上错路的日本人进行解救。1881年，朝鲜国王选派64名官员组成“朝士视察团”，赴日对明治维新进行全面考察，很多考察团成员对日本改革表示疑虑和反对。比如李宪永认为，日本“忘我之古，取人之短，宇内万国宁有是理乎？”丢掉自己古来的传统，学习他人的短处，日本人岂不糊涂？赵准永对日本人仿照西方改革风俗表示不解：“如官职、宫室、饮食、衣服之事，既无益于国，又不便于民，何用强之？”
中国驻日副使张斯桂也作诗讽刺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穿西式服装：1875年，中国最开明的政治家李鸿章接见日本外交官森有礼时，也对日本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直率地问森有礼：“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但是日本人并不感到羞耻。他们认为，要改造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必须进行“文明开化”，脱亚入欧。面对李鸿章的问题，森有礼回答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近代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机敏的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四十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变为世界大国。因此后来的日本人对“黑船来航”一事，普遍抱有感激而不是仇视的心理，他们感谢佩里打开日本国门，让日本人见识到外部的新世界。时至今日，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叫“黑船祭”，来纪念“被美国侵略”这件事，在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当年的日本人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形象。“黑船祭”实际上成了日本庆祝开国的“嘉年华”。在当年美国人的登岸地点，日本人更是建起了一座佩里公园，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面的碑文出自伊藤博文之手。
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表现出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呢？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国家。一提起日本，我们嘴里马上蹦出来的词是“同文同种”“一衣带水”。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1898年，康有为就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1906年，出使日本的大臣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之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局势，和日本明治维新前正好很相似，所以学习哪个国家，也不如学习日本来得快，效果好。蒋介石和孙中山也都曾经留学或居留日本，大力号召中国人学习日本。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20世纪80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真正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虎头蛇尾。
孙中山和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反而在1945年以后，让中国再次陷入腐败和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度向国际标准靠拢，所走的路线却与日本大相径庭，而是更接近美国。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远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容易。开国前日本的政治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传统中国实行的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处在严密有序的官僚体系的控制之下，“全国一盘棋”，如臂使指。而日本虽然极力试图集权，但基本结构仍然是封建的，全国分为二百多个藩国，各藩处于半独立状态。各藩虽然要遵守幕府制定的诸法度，但藩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力，在自己的领地中是绝对的主宰，他们虽然要向幕府效忠，但幕府并不干涉各藩内政。因此这种结构实际上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中国最高权力历来一元，皇帝视天下为自己一人的私产，实行一言堂。而日本最高权力长期二元，天皇和幕府并存。日本的天皇虽然实际生活状态很可怜，但毕竟他仍是国家元首，这一点幕府从来没有试图动摇。至于幕府之中，虽称是幕府将军专政，但实际上是由幕府高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将军所起的作用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中国从秦始皇之后就消灭了贵族阶层，取消了世袭制，变成了皇帝专制下的“万民平等”，社会流动性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民的儿子通过科举可以做到丞相的高位。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流动方式，那就是通过造反当皇帝当将相，“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泥腿子”造反成功，就成为开国太祖、开国元勋。因此中国“富不过三代”，社会财富和地位总在不停地流动之中。日本却一直实行世袭等级制，社会分为壁垒森严的几个阶层，基本不能相互流动。不光是天皇万世一系，从来没有易过姓，其他社会阶层也经常是延续几百年纹丝不动。今天中国人经常惊讶于日本的一些老店动辄经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其实这正是日本传统社会固化的一种表现。中国实行诸子均分制，父亲死了，家产儿子平分，而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中国以文人治国，日本却实行武士制度。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不懂什么叫贪污”。因此，日本在亚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运转结构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却与遥远的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非常相似。日本的庄园领主制、长子继承制、社会阶层世袭制、权力多元、武士制度，在中世纪西欧几乎全部具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