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益民
战友王世昌与我是高中同班同学，1971年初至1972年底，我们在同一个班度过了两年的高中生活，那时全班57人，家庭条件相对好的也就三两个。
王世昌的父亲是当地的鲜鱼贩子，每天推着独轮车赶周边的集镇，盈利虽不多丰，但每月的收入也赶上两三个在工厂上班的工人。
王世昌就读公社的高中后，他父亲花钱给他在县城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要知道在1970年前后，学校老师有自行车的也少之又少，他的自行车骑到学校让全校同学都刮目相看。
不少同学想借他的自行车学一下，都被他一一拒绝。除此之外王世昌的穿也是鹤立鸡群，夏天有雪白的确良衬衫，冬天有学生蓝的棉大衣。
生活上他很少在家带煎饼和咸菜，特别是夏天为防煎饼变霉，根本就不带煎饼，直接用钱和粮票在学校食堂买饭吃。
为了保证王世昌吃饱吃好，他父亲每个星期给他六元钱六斤粮票，每个星期六元钱的生活费，相当于当时一个初级工的月工资。王世昌的生活保障让全班同学羡慕得直流口水，就连那些代课老师也自叹不如。
两年的高中生活结束后，不少同学在为自己的前途和生活出路而迷茫时，王世昌毕业回到村里，就接手干了大队会计，这份工作也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而王世昌却很容易取得了这份体面的工作。
1973年底，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后，我没想到王世昌会放弃那份体面的会计工作，而选择去参军。
当时我与他一起到体检站报名参加体检，没想到我们二人都被录取应征入伍。到部队后我被分配到离团部40多里路的单独执勤连队，他被分配到团直属队的反坦克炮连，相隔40多里路一年多也没有见上面。
第二年的春天，连里派我们班去团砖窑出砖，我带上全班来到距团部三里路的团砖窑，没想到在砖窑烧砖的是反坦克炮连。
吃过中午饭，我抽空找到王世昌所在的班，去见一见一年多没有见面的同学，没想到见面后既没有分别多日的热情，也没有亲切的沟通，有的却是当他班长的尊严和架子。
见面的过程中，他连杯开水也没给我倒，看到他这样的冷淡，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话不投机，我坐了不到五分钟就无趣地离开了。
当时他当了一年兵就提拔为班长，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傲气暴露无疑，他不知道当时我也当了班长。随后的一个星期的出砖工作，我再也没去他班一次，他也没到窑上来看我一下。
一晃三年服役期到了，王世昌因嫌部队艰苦而选择了退伍。听到他退伍的消息，我从连队跑了四十多里路，到团卫生队找到高中的另一位李姓同学，他也知道了王世昌退伍的消息。
我说咱俩一块去给他送个行，于是我们俩到团军人服务社买了一个花搪瓷脸盆、一对枕套、一对枕巾送给他。见面后我说：“你要求退伍干么，再干上一年说不定你能提干呢？”
王世昌说：:“这里真是太艰苦了，提干我也不想干。村里和公社都有我的亲戚，回去让他们推荐我上大学去，还是上学是正道。”
他既然有这么光明的道路，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就这样他服役三年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
让王世昌没想到的是，他退伍回来的1977年，国家的教育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全面恢复高考，上大学由推荐选拔改为考试录取。这是王世昌同学没有想到的，没有推荐了，那就加入高考大军参加考试吧。
单凭我们那几届高中生，初高中的基础知识不扎实，文化底子薄，要与“老三届”和应届毕业生同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显然没有任何优势。
当年的高考王世昌名落孙山，为了实现上大学的梦想，王世昌又找到原高中班主任老师，要求入校进毕业班旁听一年，参加第二年的高考，班主任老师与校领导沟通后，吸纳他参加毕业班的旁听。
然而由于基础知识实在太差，虽入毕业班旁听了一年，在1978年的高考中王世昌还是名落孙山。大学梦没有实现，父母亲朋都劝王世昌赶快结婚生子，无耐他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于国庆节结婚成家。
王世昌退伍回村两年后，又接手了大队会计工作，在大队会计位置上干了五年，村里老支书年高退休，他又接班支掌全村的大印，成为炙手可热的村干部。
1987年我从部队转业回乡，在县里一家不景气的机械厂工作，王世昌一直没来找过我。
后来，直到我调到县机关，王世昌听说后经常让我给他办些事情，出于两年同学和三年战友的关系，我又是一个面不阻人的人，他让我给他办的事我基本上都满足了他的要求，从此关系上也熟络了起来。
有一次，高中的一位陈姓同学找我，想让我为他的妻外甥安排工作，当谈到王世昌时，他郑重地告诉我，他如果向你借钱，千万不要借给他，他这人借人家的钱从不提还的事。
陈姓同学说：“他当年借了我两千元钱，十年都不提还的事，直到我爱人有病住院，我跑到他家去要，他都不愿意还。最后没办法，我只好说你不还我的钱我住你家不走了，你什么时候还了钱我再走。”
王世昌看不还钱，陈姓同学的钱他就不走，只好筹集资金交给陈姓同学，才解除了尴尬局面，两个人的关系也从此僵了，互不来往了。
1994年夏天，王世昌来到我的办公室，说要到邻县去办事，带的钱不够，向我借三千元，说回来后就还我。尽管陈姓同学在此之前提醒，但当他坐到我的对面提出借钱要求时，出于同学和战友的双重关系，我还是难以拒绝他的要求。
当时我家里并没有这么多钱，我还是到政府门口农行储蓄所，找到在此所工作的吴姓战友的妹妹借了三千元。因为我们的工资就在此所发放，战友的妹妹也不担心我借的钱还不上。
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是五百多元，三千元是我半年的工资额。
我对战友的妹妹说：“你每月在我工资里扣二百元还借款，不能全扣，全扣我就没法吃饭了。”我
回到办公室后，把钱交到王世昌手上，我想他会给我打个借条。没想到他拿上钱后说外边有人等他，而迅速离去。
他这一去，竟然30年没有给我见面，后来有了手机通信方便了，其他同学给我提供了他的手机号码，由于他经常更换手机号码，我没有一次打通过他的手机。
因为我是干部身份，又不能像陈姓同学那样，去他家赖着不走去讨债，只能认倒霉算了。
后来与其他同学一块吃饭说起此事，张姓同学说：“我见了他帮你要。”
我说：“算了吧，借钱时是我半年的工资，现在三千元钱是我半个月的工资，干脆好人做到底别要了。”
去年夏天，镇江的一位战友来我市看望王世昌，当年王世昌当班长时镇江战友分到王世昌所在班工作。
后来那位镇江的战友在部队提了干，与我又有了工作的交集，所以来看望王世昌顺便想与我见个面，吃饭时让王世昌把我叫上见个面，无奈之下，王世昌只好打电话邀我过去。
我想，如果不是镇江战友要求见我，无论如何他是不会打电话让我去的。
我本想见面时他会提及借钱之事，甚至说几句客气的话，没想到他却像没事人似的，只字不提当年借钱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