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译编参：论美国—以色列的75年关系 @大外交智库

作者：艾坦·吉尔博亚（Eytan Gilboa），巴伊兰大学国际传播中心的教授兼主任，BESA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以色列传播协会主席。获希伯来大学学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公共外交、美国和中东政策。

摘要：本文研究了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的美以关系，提出了历史与理论分析的结合，使用“特殊关系”的概念来分析双边关系演变中的主要问题，包括美国对以色列独立的支持、阿以战争、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调解、和平协议、外国援助、公众舆论、美国犹太人的态度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文章揭示了美以之间牢固的战略联系，也揭示了可能破坏特殊关系的裂痕，包括失去两党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重点、政治两极分化、美国犹太人之间的疏远、人口变化以及2023年以色列司法改革的影响。

要词：美国以色列，阿以冲突，美国犹太人

文源：Gilboa, E. (2023) US-Israel relations at 75. Israel affairs. [Online] 29(3), 473-491.

收录：《大译编参》2024年第11期，总第343期，大外交智库（GDYT）外文编译评议组创办。

编译：周骧驰，《大译编参》编辑部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审校：姚力丹，《大译编参》编辑部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再审：张昭珂，《大译编参》编辑部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外交学院世界经济专业；

终审：张童沿，《大译编参》编辑部执行主编，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

编译精选

一、引言

1962年12月，约翰·肯尼迪总统对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尔达·梅厄说：“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有着特殊的关系，只有美国与英国的关系才能与之相提并论。”美国与英国的关系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与以色列的关系有待解释。这种关系建立在“硬要素”（如战略利益）和“软要素”（如价值观）的独特组织之上。二战后，美国成为具有全球战略抱负的超级大国，而以色列的战略抱负和利益则相对有限。冷战增强了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在当时，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等革命阿拉伯国家加入了苏联集团，而以色列则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结盟。1989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以色列的战略利益有所下降。但在那之后的十年，面对新的全球威胁，包括激进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以色列和美国的其他共同战略利益得到了发展。

特殊关系中的软因素在两国历史上具有相似的特征。其范围从美国社会的犹太教-基督教根源到移民浪潮；从美国和以色列的开拓精神，到征服边境和荒野以及自由民主的共同价值观；从美国对犹太社区和福音派基督教的大力支持，到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多年来，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利益发生了变化，而软因素却保持相当稳定。在实践中，这种特殊关系彰显着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援助、贸易利益、现代和先进武器的供应、联合开发尖端武器、情报共享、对优势大国的威慑、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防御，以及对结束阿以冲突的调解。这种特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但也并没有阻止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偶尔出现分歧和对抗。

这种特殊关系的种子实际上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就已经出现。二战和大屠杀之后，美国强烈支持1947年11月的联合国分治协议，呼吁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和阿拉伯国家。哈里·杜鲁门总统在以色列诞生之后立即给予承认。他支持以色列建立的决定是不寻常且有争议的。在冷战开始时，华盛顿与莫斯科合作，牺牲了英国以及与英国的联盟，因为英国希望保留其对以色列强制性统治。杜鲁门还无视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负面建议。批评者认为，杜鲁门支持以色列只是因为他需要在选举中获得“犹太人选票”。然而，杜鲁门简单解释了他的政策：如果两个国家声称拥有同一块土地，为了防止冲突与战争，该土地分裂为两个国家的部分是最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

二、战争与恐怖主义

阿以战争考验了美以的特殊关系。1967年至1973年间爆发了三场阿以战争。1967年的六日战争是莫斯科的两个坚定盟友埃及和叙利亚以及约旦（美国盟友）的重大胜利。在冷战的背景下，这也是美国的一项成就，因为美国当时正在越南打一场失败的战争。苏联与埃及军队一起参与消耗战是一次危险的挑战，可能导致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类似的情况发生在1973年战争结束时，当时莫斯科威胁说，如果以色列不履行两个超级大国斡旋的停火协议，莫斯科将进行干预。配备核武器的苏联海军越过土耳其海峡进入地中海，却遭到美国的核警告。因此，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执行了停火协议。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实施石油禁运，导致油价大幅上涨和经济衰退。西方政府和团体将禁运归咎于美以的密切关系。战争持续了大约三周，以色列的武器损失巨大，需要美国紧急提供补给。尼克松政府就如何空运设备进行了辩论。最终，这场战争促使埃及和以色列在1979年达成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

在随后的几年里，巴勒斯坦人不能再依赖阿拉伯国家摧毁以色列，这加剧了他们的恐怖主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驱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该组织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了广泛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曾用来袭击以色列的城镇和村庄。里根政府担心平民伤亡要求停止战争。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及其部下前往突尼斯时，一支美国维和部队随行前往，但在1983年10月23日，黎巴嫩什叶派恐怖组织真主党向贝鲁特的美国营地引爆了一枚卡车炸弹，造成241名平民死亡。

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从未停止过，自2000年开始，巴解组织想要统治迄今为止由以色列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人口，不停对以色列平民发动大规模恐怖主义运动，数以千计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因此受难。2007年6月，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哈马斯以武力从巴解组织手中接管了加沙地带，将加沙变成了对以色列进行恐怖袭击的基地。而以色列不得不在加沙进行军事行动来反击和自卫。美国既希望能够为以色列的自卫权辩护，又担心这些军事行动带来人员伤亡和破坏，并进一步引发地区战争。

三、阿以冲突中的调解

从阿以冲突开始，美国就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进行调解。1967年11月，美国在策划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决议规定了和平原则。1970年8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成功促成消耗战的结束，并为未来几年美国单独调解冲突奠定了基础。1973年开始，美国在冲突中的调解作用更加突出。冲突中最重要的两个和平进程，即与埃及和巴解组织（奥斯陆进程），始于双方与华盛顿的秘密直接对话，美国的参与对于最终确定并实施协议至关重要。从卡特、克林顿、奥巴马再到特朗普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情况提出过和平计划。布什总统制定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路线图，并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了首脑和平会议，他是第一位明确支持巴勒斯坦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最亲巴勒斯坦的总统之一，但阿巴斯拒绝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和平谈判方案。在其雄心勃勃的“世纪协议”中进行了最后一次美国实现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的尝试，这是一个包含政治和经济的计划，以色列原则上表示接受，但巴勒斯坦人拒绝了。巴勒斯坦拒绝和平计划的行为，再次证实了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的著名发言：“他们从未错过任何拒绝和平的机会”。他们从未考虑结束与以色列的冲突，美国的调解在埃及和约旦取得了成功，但在巴勒斯坦方面失败了。 

四、外部援助

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包括经济和军事方面。经济赠款于1959年结束，从那时起到1985年，援助主要由贷款组成。以色列直到1962年才开始购买美国武器。1973年战争后，援助金额大幅增加，主要用于补充空仓库，以及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从那时起，援助的金额和组成部分一直由定性军事优势公式（QME）确定，该公式被编入2008年的一项法律中，该法律承诺美国确保以色列有能力“反击并击败来自任何国家或可能的国家联盟的任何军事威胁”。该公式使以色列获得了美国生产的最现代和最高质量的武器，如F-35战斗机等。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以色列越来越受到火箭和导弹的威胁，因此其与美国在多层导弹防御方面进行了合作，特别是在联合开发和制造以及技术转让领域。表1显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在导弹防御方面的投资总额已达到99亿美元。作为1973年战争的教训，美国在以色列保留了大量设备和弹药，包括导弹、精确制导弹药和车辆。此外，两军还进行了一些加强体能和能力的演习。

在美以防务关系中使用“援助”一词具有误导性，“投资”更为准确、恰当，因为这种行为对双方来说都有巨大的利益。华盛顿从耶路撒冷获得具有重要价值的持续关键情报，测试并改进武器的战斗经验，联合开发世界上最复杂的武器，发明并创新技术和经过验证的战斗学说。此外，以色列还与美国在网络战和核扩散领域有合作。

五、公众舆论

公众舆论一直是美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影响着政策制定者和国会议员的行为。美国公众一直对以色列持积极态度，支持其对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然而，在过去十年中，这种支持有所减弱。

本文使用民意调查数据对长期趋势的分析涉及的三个主要领域：对以色列的看法、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以及社会人口分布的数据来进行了说明。

从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公民一直对以色列保持着高度好感，从2000至2022年，长期趋势基本稳定，有超过60％到70%的被调查者对以色列持支持态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表达了负面的看法。但总体上，对以色列的好感度从62％上升到了71%。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是“亲密和重要的美国盟友”，并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刚刚好”或“还不够”。对总体长期趋势的数据和分析意味着问题的一致性。那些对以色列持好感的人很可能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或朋友，并认为美国应该大力支持以色列。

1947年至1977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提出了“在‘中东局势’中哪一方激发了更多的同情：以色列人还是阿拉伯人”的调查，从1978年开始，这个问题从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的对立变成了与巴勒斯坦人。在1967战争期间，美国公众十分不满阿拉伯人的侵略，并非常关注以色列的命运。那一年，以色列人的得分为56%，而阿拉伯人只有4%。1990年至1991年海湾危机和战争期间，这一数据达到最高，64%的人更同情以色列人，只有7%的人同情巴勒斯坦人。其原因是萨达姆·侯赛因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以及巴勒斯坦人对其入侵并占领科威特的大力支持。

图2显示了过去22年的同情数据分布。2022年，大多数人仍然更同情以色列，但在过去四年中，以色列得分逐渐下降，巴勒斯坦得分逐渐上升，原因可能是美国政治两极分化。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的得分大幅下降，他们可能因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与巴勒斯坦人缺乏和平进程而疏远。年轻人、少数族裔甚至美国犹太人的态度也有所下降。

六、美国的犹太人

美国目前有着除以色列以外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区。大屠杀后，美国犹太人积极帮助建立以色列，关心其生存和福祉，强烈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对他们古老的家园感到非常自豪。然而，近年来，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的这种关系出现了裂痕。有两种理论可以描述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关系。第一种是“公民宗教”，指对许多世俗的犹太人来说，对以色列的依恋是展示他们犹太人身份的唯一途径。他们的行为包括密切关注和访问以色列、筹集资金、参与组织的政治活动等。第二种是“保持距离”，这种理论指出美国犹太人在社会、文化、种族和情感上越来越远离以色列，不再认为以色列是其犹太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现象近年来在自由派和民主党犹太人中尤为显著。

宗教虔诚程度和政治倾向是影响态度和关系的主要因素。在美国，高水平的异族通婚和宗教信仰的普遍下降削弱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依恋。有学者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美国犹太人更倾向于与以色列疏远。还有学者提到，社交媒体提供的扭曲信息误导了对巴以冲突感兴趣的人，校园里反以色列的抵制、撤资与制裁（BDS）运动又对这些人进行洗脑，使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增多。以色列在美国国会原本同时享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然而在过去的15年里，随着民主党左倾，民主党进步派主张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和制裁。同时，内塔尼亚胡在2012年来一直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并与特朗普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由于约70%的美国犹太人是民主党人，以色列与民主党的不和也对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不利影响。近期，许多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游说团体积极活动，也促进了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传播。

总之，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态度总体是支持的，但最近该关系出现了裂痕。自由派美国犹太人认为，如今的以色列已经放弃了犹太教的基本原则，而以色列领导人则指责美国犹太人放弃了以色列。

七、前瞻性

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基于三个主要基础：战略利益、共同价值观和理想以及犹太社区的支持。目前有三个主要过程威胁着这些基础：美国从中东撤军，以色列价值观的妥协，以及未来25年的人口趋势。

首先，从战略利益来看，中东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正在发生变化。华盛顿不再依赖阿拉伯石油，且连续三任美国总统都将亚洲定义为美国外交政策最关键的地区，而中国则是本世纪权力和影响力的头号竞争者。此外，目前华盛顿还将俄乌战争置于其外交政策议程的优先位置。即使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感到担忧，但美国并不认为它像其他全球威胁那样迫在眉睫。这种说法似乎削弱了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

其次，以色列政府试图进行司法改革的做法很可能逐渐侵蚀两个盟国所珍视的共同价值观。美国领导人一直称赞以色列是整个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并且这是美以之间特殊关系的主要支柱。民主执政要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门之间的明确分离来维持。与其他议会民主国家一样，以色列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分离，政府通过严厉的联盟纪律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其议会成员。内塔尼亚胡政府认为以色列的法律体系对其他部门赋予过多权力，并提出了一项改革方案。但是这项改革立刻遭到了反对派的指责和抗议。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内部的抗议活动表示担忧，并一再提醒内塔尼亚胡，美以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上的，与民主价值观相矛盾的改革必须谨慎而缓慢地进行。内塔尼亚胡最初无视了这些警告，但是随着国内形势的动荡、紧迫，他被迫停止了该计划。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疏远了美国自由派、民主党人和犹太人。

第三个威胁来自于美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人口趋势的重大变化。白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正在下降，而少数族裔，主要是西班牙裔（起源于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和亚洲人的人数正在增加。由于民族、种族和宗教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些人对于以色列并不很熟悉和关心。在未来十年，这些人口变化将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国与以色列在过去几十年里的“特殊关系”为两个国家都带来了许多好处。在未来，他们需要更加努力，将这种关系保持在目前的水平。维持未来合作的关键是倾听，两国必须更好地了解双方的利益和局限性，在上述三个主要进程中付出大量努力，维持美以关系在未来持续发展合作的机会。

译者评述

这篇文章研究了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的与美关系。作者使用“特殊关系”的概念来分析美以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美国对以色列独立的支持、阿以战争、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调解、和平协议、外国援助、公众舆论、美国犹太人的态度并在文章的最后表示了对这段双边关系未来的展望。文章揭示了美以之间牢靠的战略联系，但也揭示了可能破坏特殊关系的裂痕。

本文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对美以关系的历史发展背景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能够帮助更好的理解当下的巴以冲突。从文中我们了解到了美国几十年来在以色列做出的贡献。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数据[1]，1946年至2023年，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已经支出超过了3000亿美金，且2023年底，拜登政府又向以色列紧急出售了一批军售。事实上，拜登总统是一位非常亲以的领导人，他是美国所有政治议员中接受亲以游说集团援助最多的一位。美国亲以游说集团在大选中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且美国公民对于以色列的同情和关注仍然很高。因此在今天，以色列对于美国来说仍然是重要的话题，对拜登个人而言，对以的态度与即将到来的大选密不可分。此外，拜登政府当局中的许多关键人物如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财政部长耶伦等都有犹太背景，他们对以色列有天然的共情能力，因此，可以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同情并没有要减少的趋势。

然而，近日以来，以色列的行为很可能导致美以关系历史上最大的挑战。内塔胡尼亚多次无视拜登政府的警告和提醒，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对强硬的态度，美国已经暂缓了一批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售。但是这种程度的强硬在其他国家看来无济于事，由于美国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国际社会寄希望于美国来帮助停止这场灾难，而美国作为亲密的盟友不得不履行对盟友的承诺，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拜登总统的指责性发言已经引起了国内游说集团的不满。但需要被强调的是，正如作者所说，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基础是以色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但是以色列的激进做法已经将中东局势搅乱并升级且随着美国的国家威胁的目标在逐渐往亚洲调整，这种战略利益是否会随着局势的发展而下降不得而知。以色列的做法是在试图让美国持续对以色列的援助，“拉美国入局”，但是以色列需要注意的是，一旦以色列的做法突破美以关系的红线，让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受损，这种持续了几十年的亲密关系很可能遭到严重的破坏。与美的亲密关系是保持以色列区域性地位的重要来源和支柱，以色列需要重视，自己的做法一旦导致美以关系破裂，对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而如今，中东局势一再扩大，美国和以色列都需要谨慎考虑自己的立场和做法，就美以双边关系而言，美国与以色列都要从历史出发，回归初心，反思这种特殊关系之间的连结和问题，谨慎对待，就整体局势来看，我们呼吁，停止一切战争，争取和平谈判。

注释

[1] Masters, J. and Merrow, W. (2024). U.S. Aid to Israel in Four Charts. [onlin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vailable at: https://www.cfr.org/article/us-aid-israel-four-charts.

问题互动

问题1、对于美国，除了能源资源，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还有什么？

问题2、美以关系的未来走向会是什么趋势？

译文拾贝

1、Anti-Zionism：反犹太复国主义

2、equipment and munitions：武器与弹药

3、Mediation：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