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框架，规定和塑造了治理活动及其过程。有关两者关系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既有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国家与社会的权能大小、支配方式、组织形态、强弱模式及其边界冲突等常规性问题，而较少考察这些关系究竟是如何运行起来的问题，也没有深入探讨信息在两者关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如何差异化地建构和影响两者的互动的，以及这种关系又是如何影响信息的扩大再生产。实际上，信息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介质，是影响两者关系的基本变量，还是两者互动的产出或成果。为此，本文将紧扣信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作用，阐释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信息要素或变量，揭示两者关系及其演变的逻辑，以更好地解读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实践。

一、寻找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信息密码

自国家出现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构成了社会体系的基本关系，规范和设定了社会生活的框架、运行及其气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政治理论中的经典问题，提供了理解和透视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答案。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流变

“国家的本质是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所揭示出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决定了各自的地位和权能，也成为研讨相关问题的基本论域、分析框架、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构成考察社会系统及其变迁的主要理论视角。从古希腊城邦时期的“一元论”到近代民族国家的“二分法”再到现代国家语境下的“互动论”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演变，也形成了不同的画像。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频繁的社会革命，使“国家-社会”关系等宏大议题再次重返国家治理领域，国家能力和国家自主性等概念成为理论研究的新宠，其中“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主张受到了各方面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也再次激发了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思考。

社会是由千差万别的个人和组织构成的，无论是为了获得国家提供的资源和服务，还是要接受、配合或抵制国家的干预，个人或组织都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单元，都需要获取信息、了解情况、寻找机会、谋划算计、做出反应、采取行动以及提出要求，等等。而国家及其代理人在向社会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遇到社会主体或支持或反对的反应，而这反过来又要求国家给予适当的回应，具体包括给予响应、做出解释、调整政策、改变方法以及强化或终止干预，等等。大量针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聚焦的对象或者是国家对社会的规制或干预，或者是社会对国家的抗争或抵制，比如具有能见度或戏剧性的冲突性问题，这些活动构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持续的互动。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国家与社会关系有着不同的形态、过程和效应，而且是不断演进和发展的，具有动态性、可变性和反复性。两者的互动或是此消彼长、此强彼弱，或是同进共退、循环反复，形成不同的互动格局。许多学术思想围绕功能、分化、独立以及强弱等概念，描述和论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了“社会中心论”或“国家中心说”等理论模型，设定了国家与社会的位置，具体对应的主要命题包括国家与社会的属性是什么、国家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及其限度在哪里、社会应该如何维护其自主性、个人怎样参与国家治理活动、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等。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或者是对立论的，或者是同一论的，这既表明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是有差异的，也意味着两者是相互指向的。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国家与社会是可区分的，有着清晰的功能或边界，都是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行动者，互动形成不同的关系组合，比如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等。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源自于社会，又驾驭着社会，两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一基本观点也包含了国家与社会彼此相互影响的逻辑。流行的观点要么是国家吸纳或支配社会，要么是社会抵制或排斥国家，但大都包含了谁强谁弱、谁支配或依赖谁、谁占强势或弱势、谁是中心或边缘、谁“进”谁“退”及其均衡性等基本判断。

人类学倾向的研究则质疑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主张，认为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主张从表象和认知的维度研究国家，从动态角度来理解国家与社会及其关系，特别是从日常实践出发，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如何构成的，是如何相互塑造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不是确定的、清晰的，而是变动、模糊的”。国家与社会持续地相互作用，“国家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社会也不是。它们共同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改变各自的结构、目标、规则以及相互控制。它们是持续相互影响的。”而且正是这个互动的过程“确定了国家是什么，国家应该做什么。”这也就需要从互动的角度来透视两者的关系及其运行逻辑。

因此，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提供了理论研究的宏大框架，但也容易导致具体理论分析的大而不当，还容易使人误以为两者就是截然二分的世界，从而孤立或割裂地理解两者的关系。而且，由于国家和社会都是非常庞大的体系，包含了极其复杂多样的要素和活动，因此研究者所能看得到的只是国家和社会的局部的或暂时的事实，相关的结论可能是浅表的和笼统的，其中大量常规性或细节性的互动等逃逸在理论叙事之外，得不到合理的描述和解释，以至于理论研究就难以深入这种关系的“经络”中去，准确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真实“脉搏”。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信息互动

国家与社会究竟是如何互动的？两者的关系是如何运行的？如果说信息是互动关系的表征、工具和目标，那么信息就提供了分析互动关系的抓手。不管是在前信息时代，还是当今数字化时代，无论能力上谁强或谁弱一点，互动中谁占据优势或处于弱势，也不管结果上是谁支配谁多一些，国家与社会都至少能看得见对方，通过信息来安排或协调彼此的行动，同时这也衍生出新的信息，表达和延展这种关系。换句话说，信息始终贯穿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一方面，国家及其代理人要看得见社会，采集和加工社会事实的信息，把握社会演变的状况及其趋势，以管理和服务社会；另一方面，社会主体也要看得到国家，不断地获取国家及其运行的信息，以理解、参与和监督国家治理。

自曼（Mann）提出基础性能力的概念以来，信息逐渐成为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许多聚焦国家能力、政府治理、公共政策、社会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等问题的研究，也都更多拓展到信息维度上来，注意到政府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决定了国家的能力、公共政策的效能和公共服务的品质。有研究直接提出，搜集、处理、分析、递送国家范围内相关事实信息的能力，是国家推行制度和政策的基础的基础；国家只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才能够提高社会再分配的能力。也有研究指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也会正向影响国家的信息搜集能力，尤其是可以提升国家的行动能力。这样把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和自下而上的社会视角结合起来，就拓展了人们对信息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现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信息活动的革命性变化。国家积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来监测社会，将社会事实及其变化情况都收入眼底，积极地描画社会事实的特性、状况及其运行轨迹。而社会也通过政务活动或数据公开等途径，将国家置于社会剧场的聚光灯下，了解国家及其治理活动的状况，把国家看得更加清楚。正是以信息为媒介，国家与社会相互指向，持续而稳定地进行互动，也深度地交错融合在一起。由于信息及其流动是可测量的、可跟踪的和可分析的，因此构成了测度和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工具，其中主要包含了频度、强度、紧密度、交互性和互嵌性程度等指标，客观呈现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日常状态、运行过程和产生效果等。

我们知道，社会关系是对于社会互动及其状况的描述，是社会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形态，各种社会要素都是根据信息而相互联结起来，构成广泛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网络。既然信息是社会事实及其变化的表现形式，也是描述和理解社会关系的基本参数，那么具体的互动就是社会主体相互接触、相互联结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既依赖于信息来规划和采取行动，也在行动过程中再生产出新的信息，而且信息的流量与具体关系的密度或强度也是成正比的，构成了测评特定关系状态的指标。这同样也适用于解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信息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基本介质，也是影响两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信息交换的渠道、方式、内容、频率、流向和结果等，呈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运行过程。

总之，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两者关系的运行过程，而具体的互动或者依赖于信息而进行，或者是表现为特定的信息，或者是衍生出新的信息。“作为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方式”，信息是识别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依据，也是检验和评估这种关系的标尺。信息交换不仅表现了互动的过程及其状况，也决定了是否可以看见甚至看清楚对方。这说到底是一个清晰化的问题，即相互联结起来，穿透对方的区域或领地，采集和加工对方的信息，看见和看清对方，协调彼此的关系，达成特定的目标。如果说信息是行动的基础，那么清晰化的本质就是信息交互活动，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基本内容、技术参数和表现形式。这也是当前理论研究尚未触及的盲区所在。

所以，要想更好地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必须寻找明确而可操作的切入点，深入揭示真实的关系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日常运行是怎样展开的，是如何维系和变化的。为此，本文将立足于关系的信息属性，以基于信息的交互作用为逻辑主线，从信息的渠道、边界、强弱、加工、流动和透明度等维度，深入考察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指向及其运行状况，从而推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信息阐释，揭示两者关系的性质及其运行机理，深入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把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融合趋向，也为全面推动数字化治理的转型和升级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二、国家与社会的双向清晰化及其画像

信息是社会行动的前提，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行动及其策略，而且信息的内容及其传递方式等，也决定了社会关系及其运行的形态，同时这些也构成了信息的再生产，继续衍生出互动的过程性信息。因此，信息是无所不在的，弥散在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中。俗话说“眼见为实”“百闻不如一见”，看是治理的基本动作，可见性是治理的前提，看得见的才是可治理的，看清楚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看懂了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与社会主体相互作用，采集和加工相关信息，持续地给对方画像，构成了两者关系运行的重要内容。双向清晰化说到底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互动，是看见和看清对方的过程。

（一）国家对社会的画像及其清晰度

国家履行着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等职责，其前提是广泛搜集社会事实的信息，设定和追求“有目的的行动”。国家的“目光”自上而下地扫描社会，通过不同途径或方式监测社会活动，将零散的社会事实转译为符号、文本、图像或声音等，用不同的指标或参数对社会进行画像，使其从“不可看见”变成“可看见”，从“不可读取”变成“可读取”，从“不可知”变成“可知道”，从“不可治理”变成“可治理”，就像制图术“像标本一样将遥远的空间的现实‘带回’到桌前”，将各种社会事实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来。由此，国家利用各种信息及其工具，不断地嵌入权力意志，管制或干预社会活动，协调和处理社会关系。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前现代国家对其统治对象所知甚少，缺少能够将它所知道的东西进行翻译的统一标准和度量单位，以至于国家在许多关键方面几乎是盲人，对社会的干预往往是粗劣的和自相矛盾的。不管是维持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行，还是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国家都要准确地掌握人员和户口等方面的信息。中国最早从秦汉时期开始，国家就开始推行人口和土地调查，掌握详细的人口和土地信息。16世纪的英格兰涌现出犯罪、贫困和瘟疫等社会问题，要求政府掌握其范围、程度和成因等信息，也使得掌握信息变成处理日常公务的惯用方式。

国家要完成各种管理和服务任务，关键在于收集和处理社会事实的信息，提高看见、看清和看懂社会的能力，比如精准扶贫就必须要精准识别贫困的农户。具体的社会事实是国家给社会画像的素材，受到国家的注视、监测和干预，由此而能被看见、被记录和被处理。国家画像所指向的社会事实，从人口、土地到资源、财富再到社会活动及其关系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具有多样性、分散性、可变性和交互性等特性，需要相应的能力和方法来采集、汇总和加工相关的数据，以提供真实而准确的社会图像，比如国家要掌控人口或是土地的信息，就取决于赋税、徭役及其信息化的特性。

国家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解决问题的前提就是要掌握与问题相关的信息。“高质量的信息”是国家推进治理的“基础性要件”。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记录社会活动，采集和加工社会事实的数据，也不断升级治理技术及其算法，用精巧的技法对社会进行画像，提高社会的可见性、清晰度和可治理性，具体则对应于纷繁复杂的报表或台账、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和政府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等事物。但究竟哪些社会事实能够成为国家计算的对象，既取决于社会事实是否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或干预，也取决于国家治理准备响应或处理哪些方面的问题，由此开始正式的或官方的测算。

国家以特定的参数开展无差异的“国家认证”，对各种各样的海量数据进行“加减乘除”，对社会事实进行“排列组合”，了解和掌握个人和组织及其活动，以遏制集体行动搭便车的困境，设计和落实各种管理和服务事项，最终实现控制和干预社会的目的。特别是，国家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将庞杂的社会事实转变为可读取、可测量和可计算的数据，从而重新定义和测量社会事实及其逻辑关系，显著提高了治理画像的细密度和精准性。由于国家治理涉及的要素规模非常巨大，必须要保证清晰化过程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因此标准化的信息构成了国家计算的基本参数，决定了国家画像的准确性和清晰度。

（二）社会对国家的画像及其清晰度

传统国家信奉信息保密原则，信息根据科层制结构定向有序流动，国家治理的过程具有“黑箱”性质，外部人很难了解内部的情况。保密是维系权力的基本机制，也是权力运行的重要策略，“许多权力的运作过程是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的，权力运作的成功可能也正是依靠这一点。”特别是，现代国家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来越高，也使社会主体日益陷入信息弱势地位的焦虑中，从而带着“对黑暗的恐惧”，希望打破“暗黑的区域”，对国家提出信息公开的要求，以在与国家的互动中获得充分的信息、明确的权利和有利的位置，避免权力的武断、傲慢和任性及其不良后果。

必须承认，国家与个人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人无疑是非常渺小的。如果不是为了解决个人遭遇到的困境或难题，个人既没有了解法律或政策等信息的动力，也缺乏采集和加工国家治理信息的能力。大多数时候，个体都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主要依赖于零散而片面的信息，形成对于国家的认知、感受和评价，比如民众对中央政府有很高的信任，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则相对低。这些与个体的经历和体验密切相关，具有情境性、偶然性和主观性等特征，也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比如个人的政务体验直接受到政府窗口办事人员的影响，最后对国家的解读通常是主观的、模糊的和可变的。

对国家进行画像是社会凝视国家的过程，是社会主动或被动地认知和理解国家的结果，包含了审视和监督国家的意图，对应于有关国家活动的认知或反应，包括人们通过调整收入结构来规避个税。但社会主体又是复杂的和多样的，有着各自不同的立场、利益和偏好等，比如对于学区房如何划分的问题，不同社会主体都会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包括就近入学、摇号招生或师资轮替等办法，都试图去界定公平的要求及其实现方式，以政策手段修正或调整不合理的现状。虽然个体难以直接影响到政策规范及其趋向，但人们分散地汇集有关国家的信息，至少可以更好地看见和看清国家，形成影响国家治理的可能性。

特别是，国家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需要国家与社会必不可少的互动，不同性质的互动建构了不同类型的关系，内在包含了特殊的信息交互机制，比如执法活动总是要指向特定的执法对象及其活动，实质上就是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的关系问题，其中执法者与执法对象都要看得见对方，才能进行互动，推进执法流程，实现执法目标。不管具体的互动是谁来策动或主导的，国家治理都离不开社会主体的配合或服从，比如行政处罚就需要当事人接受处罚。由此，就在国家监测和干预社会的过程中，也将权力的要素、动作和风格等呈现在社会面前，被社会主体所看见和看清楚，因而也是国家被社会所看见的过程。

实际上，国家与社会之间既有远距离的隔空互动，也有近距离的短兵相接。在摸清社会要素及其轨迹的过程中，国家至少需要抵达现场，进行在场的表演或作业，与社会主体进行互动。随着透明政府或信息公开等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公众也积极地获取政府部门职责权限、监管规则以及管理和服务事项等信息，以把握国家的意志、政策和办法等。而在需要公众配合的领域，国家也主动公开相关的制度规范、办事流程以及服务标准等，比如公布政府数据资源和公开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依据等。由此，人们可以方便地获得相关信息，提高国家画像的分辨率，也能根据这些信息来设计和安排个人事务，提高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预期性。

不容否认的是，现代国家治理是非常专业化的，有着很高的知识和技能门槛，实际的运行过程还具有碎片化、复杂化和情境性等特性，也越来越难以认知和理解。对此，社会主体大多只能掌握非常有限的局部性信息，而难以搞清楚整体性、全局性尤其是过程性等方面的情况，以至于对于国家的画像通常是场景性、局部性和表面化的，细节的清晰度是比较低的。此外，国家还有大量涉及国家安全、重大技术和外交事务等工作的机构，相关业务具有特殊性、隐蔽性和敏感性，专业（技术）人员垄断性地掌握相关的信息，人们很少能接触到这些部门及其活动，因此是看不见的，搞不清楚的，甚至是无从知晓的。

总之，信息是客观事物及其运动方式的表征，也是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的关系或者是紧密的，或者是疏离的；或者是深入的，或者是浅表的；或者是良好的，或者是冲突的，等等，但都必然是通过特定的信息而呈现出来的，是可以测度和计算的。在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既有信息的采集和加工，有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也有信息的生产和再生产，还有信息的缩放或扭曲等。这些都从细节上显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

三、双向清晰化过程的差异化信息机理

信息是关系的基本媒介，双向清晰化是国家与社会相互指向的信息化活动及其动作，说到底是采集、加工和利用对方的信息的过程，直接呈现了国家与社会是如何互动的、互动到什么程度以及是什么性质的互动。但两种路径清晰化的主体、过程、运算及其方法都有所不同，包含了差异化的信息机理，其中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清晰化是集中化的国家计算过程，具有强大的穿透性、覆盖面和强制力，而社会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清晰化则是分散化的社会计算过程，表达了社会主体的意愿、诉求和反应。这不仅直接表明了两者角色、地位和权能上的差异性，也呈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态及其运行状况。

（一）权威性治理与社会化生产

国家主导的社会清晰化都是从国家的理由出发的，是用公共利益的话语来论证的，包含了监控、管理和服务等混合意图。具体的信息可以代入不同的治理公式，获得不同的运算结果，比如人脸识别技术获得的个人数据可以用来识别潜在风险、预测犯罪趋向、强化社会管控。社会图像的清晰化可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可能是社会需要的间接表达，但都是规划和落实国家治理的基础性环节。国家计算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力气，也需要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以实现对人、事、物以及意外情况的治理。由于国家是价值分配的权威主体，国家计算迟早都会转化成政策要素，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相对而言，国家计算具有全局视野、宏大叙事和公共立场等特性，而社会计算则是相对局部的、零散的和个别化的社会化操作，对应的动作如获得政府部门的数据、评估公共政策的效果和了解公共服务的流程等，具体的目标可能是维护个人权益、表达民众的意见和获得公共服务。但社会主体尤其是个人缺乏解决公共问题的资源和能力，很难保持对于公共事务的持续关切，系统性地采集、加工和利用相关的信息，因此清晰化大多是从个人偏好或特殊立场出发的，公开地提出个人的意见和要求，推动政府部门来解决问题。这种清晰化既有审查和监督国家权力的潜在含义，也有建构公共理性的重要意义。

（二）标准化格式与不规则格式

国家根据单边定义的信息格式，包括指标、维度、标签、字段、参数和系统等，持续地标注、测量、读取和裁剪社会事实。由于社会事实数量大、类型多以及差异性大，国家必须要采用简化方式来采集、加工和处理信息，最终获得的是标准化的信息，体现和贯彻了“节约规律”，以降低信息处理成本，“节约稀缺的治理资源”。这些经过抽象和编码的标准化信息，简化了社会事实的维度和参数，通过严格规定的信道进行传递，有利于屏蔽信息交易过程中的噪音，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提高国家计算的一致性、准确性和稳定性。但许多政府信息的格式、参数和算法是不相通的，衍生出信息孤岛或数据烟囱等难题。

社会计算是社会主体的分散化计算，不同社会主体依据各自的立场和意志，采集和加工有关国家治理的信息，理解和评估国家治理活动及其效能。这些信息根据个人偏好和需求被提取出来，按照个人的技能进行编码，经由社会化的渠道无序地传播扩散，结构化和标准化的程度都很低。尤其是，个人有着不同的境遇和经验，讲述着不同情节和要素的故事，包含了比较多的感觉、经验、伦理和情感等因素，生产出来的信息不仅是混乱而模糊的，而且还是具有竞争性的。由于个人掌握的信息量比较小，容易受到个别或极端因素的影响，计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也很低，信息的抗噪性或降噪性都较弱，最终的信息也是难以通约的。

（三）大数据运算和小数据计算

国家计算是全域性的全要素计算，既需要总体性的信息来规划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也需要细节性的信息来响应差异化的个体诉求。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撑下，现代国家治理的范围越来越大，管理和服务事项不断增加，涉及的活动及其规范越来越多，尤其是正式化和程序性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治理生产出来的数据也越来越大，因而必须要加工和处理海量的信息，提高治理画像的清晰度，比如城市应用的大数据通常都在PB级以上，深圳龙岗区智慧中心汇集的数据总量超过350亿条，在综治维稳等15个领域187个高频业务上应用。庞大的数据既意味着巨大的信息处理成本，也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集中运算。

社会计算则是无中心的分布式计算，没有专门化的信息处理中心，也不存在参与资格的限制。实际的参与者是多元化的，各自使用不同的标度或数值，具体或者是从自我利益出发，为了权益得失而锱铢必较；或者是着眼于公共利益，大公无私地伸张权利和正义，但内核都是要看见国家及其代理人，理解、评估和监督国家治理活动。不过，社会计算通常是小样本或单案例的计算，具有较为明显的个人特质或感性色彩，涉及的指标、参数以及变量等都比较有限，利用的往往是残缺不全或细枝末节的小数据，甚至仅仅是对政策或项目的个体化感知。因此，小数据的计算既有明显的片面性，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有序化生产与个体化传播

国家驱动的清晰化依托于科层体系进行，或者是进行统一的和集中的普查登记，或者是通过动态的摸清底数来掌握细节情况，使用的是高度标准化的参数和数值，生产出的是相对整齐划一的数据，比如给井盖、消防栓和电线杆等都进行标准化编码，包含地理位置、生产企业、责任部门和维护日志等信息，最后加工形成规范化的报表或图像等。这个清晰化的过程是高度组织化的，信息处理的权限及其流程都是非常明确的，信息互动的网络是相对有序的，从而方便于开展大规模运算，提高信息交易的确定性，但也有可能出现“瞄准误差”，比如形成刻板化的认知和贬抑多样性的价值等，甚至诱发简单粗暴的干预。

人们根据不同的渠道获取国家活动的信息，以不同的立场审视国家治理现象，按照个人经验和认知加工和处理相关信息，信息的编码或抽象是相对凌乱的，构成了众声喧哗的信息场域，充斥着噪声、异见和回音。其中个人化的叙事构成了给国家画像的基本元素，具体对应于专家观点、个人投诉、群体诉求、媒体评论或社会舆情等，很多都通过对立性或对抗性的话语表达出来，依赖于自由而散乱的个体化传播，信息的流向、流量和节点是混沌的和无序的，同时还不断吸引更多的个人或组织参与进来，形成了开放的信息扩大再生产过程，最终通过分散的、局部的或点滴的信息积累，拼凑出国家治理的粗糙画像。

（五）强国家能力与弱个体能力

清晰化是有成本的，国家画像社会的数据量越大，对应的信息成本也就越高。只有投入巨大的人财物资源，国家才能加工和处理更多的信息，对社会进行精准的画像，比如许多城市建设的信息技术平台动辄投入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毋庸置疑的是，国家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具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合法地支配着海量的数据，也利用信息来管理和服务社会。这些能力是前现代国家不可能具备的，也是个人和社会组织所难以企及的。强大的能力使国家可以得心应手地采集和加工社会事实的信息，而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源又支撑和强化了国家穿透社会的能力，进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不过，国家计算所需要的总体性或整体性的知识，对于大多数个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社会主体缺乏国家那样强大的信息化能力，甚至也没有条件和资源去发展这种能力。相对而言，国家计算是全数据或大数据的复杂运算，需要强大的组织化能力，而社会计算则像是零敲碎打的简单计算，更考验个人的分析或判断能力。所以，国家通过优化组织机制和技术手段来提高社会画像的清晰度，但社会更需要发挥个人的分析能力来减少信息的偏差或失真等，以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国家活动。而且，给国家画像往往也依赖国家所生产的基础信息，是对这些信息的拼装、组合、加工和延伸，很难逾越个体信息能力的限度。

总之，社会的清晰化是国家之眼扫描社会的过程，包含了强烈的国家意志或政策意图。国家计算的规模非常大，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信息是精心选择和编码的，计算公式是权威性的，运算过程是程序化的，形成的是结构化的信息资源及其交换网络，具有集中化、标准化和高能力等特性。而社会给国家的画像则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焦点在于如何获取和利用国家活动的相关信息，主要是社会主体对于国家治理的理解、诉求和反馈，是分散化和不连续的边缘计算，抗干扰的能力是比较低的。虽然社会计算像是社会主体的自娱自乐，但个人能够捕捉、识别和评估国家活动，也构成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

四、信息驱动国家与社会的融合治理

在无处不在的社会互动中，人们需要了解他们接触的对象，而信息是最好和最有效的武器，能够剥夺对方的秘密，解除对方的武装，消除彼此的危害。国家与社会相互靠近，获取有关对方情况的信息，逐步穿透对方的领地，彼此都清楚地看见对方，不仅有助于规避可能的危害，也可以彼此更好地施加影响，其中国家强化对社会的监测和计算，不断延伸到社会的肌理中去，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社会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活动，参与到国家治理各个环节中去，适应和配合国家治理，包括反馈相关的问题。由此，双向清晰化牵引和促进了治理要素的密集互动，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交错叠加的融合治理。

（一）治理范畴的内涵式扩张

首先，寻求信息的过程激活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利意识，促成了双边甚至多边的交相互动，建构了国家与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带来了治理范畴的内涵式扩张。这不仅是拓展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界面，增加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事项及其内容，也延展了国家与社会的视线和视力，将更多社会事实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具体就是看到过去所不能看到的，看清楚过去看得比较模糊的，将不能治理的转变成可以治理的。而且，信息处理本身就是治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呈现和牵引了多元主体的互动，也为进一步规划和实施治理活动提供了信息支撑，比如根据贫困人口的排摸数据而推进“回头看”工作。

双向清晰化生动展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向奔赴”：首先，基于信息的互动过程激活了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将其纳入治理体系中来，尤其是将更多个体吸纳和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来，构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参数；其次，国家与社会相互采集、加工和利用对方的信息，特别是对那些难以监测和计算的“高度散漫”的社会事实进行信息化，拓展了两者关系界面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密集交错的互动格局；最后，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信息的再生产，精细地设计和编排治理过程，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共建共治共享，但这也导致利益关系变得更加敏感，比如国家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问题，还叠加了大量繁文缛节或叠床架屋的“内卷化”难题。

（二）治理权力的交叠式增长

在双向清晰化的进程中，信息固然是权力生产出来的，是根据权力运行的链条而流动的，也构成了实现权力支配和干预目标的工具，推动和支持了治理权力的交叠式增长：首先，获取更多信息需要更高密度和更大强度的监测，将权力的“目光”延展到对方的领地，密集地测度或描画对方；其次，强大的计算要求整合信息权力，适时升级治理的算法，尤其是打通不同信息系统的壁垒，获取和利用全面而准确的信息，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预测城市风险；最后，掌握更多的信息能够拓展治理的边界，牵引和促动治理要素的重组和升级，也发展出新的治理技能和知识，比如依靠数字技术实现“非现场执法”。

不管是国家及其代理人，还是个人和社会组织，双向清晰化都促进了各方权力/利的扩大再生产，具体体现为既更多介入对方的领域，也包括为了触及或适配他者而进行自我规训：从社会方面来说，清晰化刺激了社会主体的参与意愿，促进了社会主体相互间的竞争或合作，提升了其与国家打交道的能力，也有利于维护和伸张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从国家方面来说，清晰化提高了国家穿透社会的能力，激发了国家治理的想象和雄心，也使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网络中去，增进了国家精准干预的能力。说到底，信息的扩大再生产使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范围、层次以及密度和深度都不断延展，同时也孕育了深度影响对方的可能性。

（三）制度机制的应激式发展

信息是制度的基本要素，制度是信息及其关系的形式化，信息与制度更是相互构造的。双向清晰化带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密集的信息互动，也顺势推动了信息化制度的应激式发展。这首先是有关数据、信息以及信息技术的制度规范，比如涉及数据类型、字段、格式以及标准等的技术规范；其次是规范信息生产及其交易过程的制度安排，具体涉及权力/利、权属、责任以及计算等规则，比如数据公开或隐私保护等规则；最后是开发和完善国家与社会信息互动的治理技术，比如摸清底数、领导留言板、领导开放日、践行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等治理实践，都内含了获取、交换和利用信息等方面的机制及其规范。

进而言之，双向清晰化既是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实现的，也体现为支持和规范信息互动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对复杂纷乱的社会事实的编排和重组，但两种清晰化路径的制度属性也有着细微的差异，其中社会图像的清晰化主要是制定和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或政策规范，优化信息采集和加工的技术规范，提高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而国家图像的清晰化则主要涉及建立健全公民或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的机制，支持公民或社会组织依法获取国家治理的信息。这些制度表达和落实了看得见的权力/利，促动和激励了国家与社会的信息互动，也明确了信息互动的形式和安全等规范，还为可能的互动提供了稳定的预期。

（四）治理知识的持续积累和拓展

双向清晰化以信息为中心进行互动，使国家与社会可以看见对方，也使互动的过程得到更加详细的记录，从而推动两者深度的交互计算，也促进治理知识的创新发展。这些知识不仅是有关个人或组织活动的知识，比如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政策诉求，还包含了有效治理的操作性知识，比如通过协商议事化解社会的矛盾纠纷等。国家与社会围绕信息进行反复的校验，彼此都能清楚地看到互动各方的情况，也能根据这些情况来调节各自的行动，就带来了治理知识的积累和增长，比如中国古代政府的雨泽奏报系统汇集全国的气候信息，就能据此预测和核实各地收集到的粮价信息，预防天气灾害或粮食减产等方面的问题。

在给社会画像的过程中，国家掌握了社会事实的情况，实现了信息的扩大再生产，也产出了更多普遍性、标准化或可操作的治理知识，比如危机预案明确信息报告的原则、责任及其流程，以提高危机处理的效能。但这些信息的数量越多，涉及的社会要素越多，简化的程度就越高，特别是数字技术会删减鲜活的细节信息，只留下生硬而冰冷的符号，反而可能导致信息的失真或偏差。社会主体则基于个体感觉或局部经验，提炼形成国家治理利弊得失的知识，最终选择遵从或抵制等策略。个体从不同角度描述和理解国家治理活动，固然有利于汲取和融汇零散的经验和知识，但也会导致广泛的信息拥挤和冲突。

（五）治理观念的激荡及其扩散

国家与社会的双向清晰化也是知情权和透明度等价值观念滋养的结果。信息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信息的可得性、开放性和共享性，也使信息开放和透明政府等价值观念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和崇尚，而社会主导的国家清晰化尤其是权利意识发展的成果。国家与社会相互靠近，逐步切入和消除过去无法触及的“黑暗区域”，也孕育和滋养了相关的价值观念。双向的清晰化优化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可读性，形成信息交换的常规性结构及其长效机制，有利于降低互动的不确定性，提高协同合作的水平。而即便是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等紧张性问题，也推动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对应的是信息安全意识和共享思维等。

其中，国家权力向社会领域持续渗透，提高了国家读取、识别和运算社会事实的能力，也增加了实现有效治理和提供优质服务的可能性，还带来了大量的观念性成果，比如更加注重供需双方信息的匹配等，但这也刺激了国家权力扩张的冲动、全面搜索社会事实的焦虑以及深度支配社会的期许。而社会主体公开地凝视和审视国家及其治理活动，不仅获得了鲜活而真实的权利体验，也激活和强化了社会民众的个体意识，还可以汇集社会民众的意见或诉求。事实上，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许多改革创新都是为了采集和获取更多高质量的信息，以描画清晰的治理画像，实现高效的国家治理。

总之，关系是信息的本质，具体的关系通过信息而呈现出来，也表达和见证了这种关系，反过来说，信息也提供了考察这种关系的工具，勾勒出关系的状况及其演变轨迹等。相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两张皮”的情况，特别是理论研究批判的“模糊社会”或“政策黑箱”等问题，双向清晰化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互动的范围、深度、频度以及强度等都不断拓展，最终构建了犬牙交错的融合治理形态。这样通过积极的互动来认知和理解对方，有利于避免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之间“双向隔阂”的状态，实现积极的、善意的和“相互成就对方”的良性互动。

五、小结和进一步思考

观看是权力实现的重要方式，也是权力运作的常规化机制。看见是信息生产的基本前提，也带来了信息的持续交换，建构了更加紧凑的互动关系。双向清晰化从信息角度刻画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深度描述两者关系的重要概念，也构成了理解两者互动的基本路径。国家治理都是从信息的搜集和分析开始的，“必须要深入获取和加工相关的信息，对社会事实进行全面计算，使社会变得更加可见、可测量和可操作”，对社会事实进行画像。特别是，现代国家权力可以直接触及个体单位，生产出高度标准化的信息，国家计算的指标、参数、公式以及模型等也都不断升级换代，提高社会图像的清晰度。

社会主体既是国家治理的对象，也是参与国家治理的力量。不管是为了理解或监督国家活动，还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体的权益，社会主体也需要看见国家及其代理人，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或政策文件等，识别和解读国家及其代理人的活动，适度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需求，拥有与国家进行沟通的能力。正是在国家看见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也从不同的立场或角度看得到国家。人们分散地对国家及其代理人进行画像，表达了人们理解或期望的国家形象，也据此规划或调整个人的行动，以获得更为有利或有效的结果，比如有研究成果指出，更了解法律法规的公众能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

国家治理的范围越大、事项越多和要求越高，就越是需要深入细致地监测和透视社会事实。与此同时，社会主体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去，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国家治理的方案和行动，也反馈国家治理的信息。互动的过程不仅是深入对方的领地，获取对方的信息，也是策略性地释放信息，表达自己，具有相当的对等性。信息技术的应用延展了看得见的权力/利，人们不仅可以更容易地看到对方，同时也更多地被对方所看到。两者相互需要，又互相依赖，通过信息来协调彼此的互动，但又不可避免地带着某种“有色眼镜”去审察对方，甚至互相设置信息“防火墙”，以避免外来的干扰和支配，保留和维系各自的信息优势。

说到底，国家与社会的相互画像是治理信息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应对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常的观点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国家掌握着更多的信息，占据相对优势的信息地位，而社会则处于信息的弱势地位，受制于国家所掌握的信息。这种强弱关系是存在的，但也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实际上，面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国家及其代理人尤其是最高决策者也经常是信息不对称关系中的弱势方，受到信息短缺或偏差等问题的困扰。就此而言，信息不对称的普遍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国家能力的瓶颈，也可以抑制国家权力的任性作为和恣意而为。

很显然，信息具有强大的穿透力、联结能力和可测算优势，是解读和分析社会关系的基本工具。国家与社会相互凝视，彼此的目光相互碰撞和纠缠，扫描和穿透各自的领地，推动了治理信息的扩大再生产，也使彼此都变得更加清晰可见、方便接触和灵活可变，还衍生出显著的再生产效应，建构了相互融合的治理形态。这种相互指向的信息化互动，深刻重构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运行样态，而这种关系的演进也通过特定的信息而表现出来，包括各种预期或非预期的杂音和噪声。所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注意从信息视角来规划和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优化两者的互动及其关系，提升关系运行的效率。

最后，传统社会中信息再生产的水平是比较低的，而且清晰化主要是国家单向地给社会画像，最后形成的国家治理画像是比较模糊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支持和衔接了国家与社会的密集互动，也具有记录互动过程、监控关系运行细节和提高治理图像清晰度的显著优势，由此国家与社会相互看见对方，持续地读取或透视对方，实现深度的交互融合。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格局，将会逐步消解“国家中心论”或“社会中心论”所包含的单边化倾向，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国家治理格局。但这也必然推动了不同权力的对冲和碰撞，带来了双方孰强孰弱或孰进孰退的博弈，也使彼此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

此外，信息既可以是中性的、专业的和简单的，也可能是非中性的、政治性的和复杂的。信息采集可能是无所不在的，技术也有可能被错用、滥用和误用，造成信息要素及其交易的遮蔽或扭曲。特别是，信息技术应用的过程及其算法，都是由人来规划、设计和操作的，充满了主观性、任意性和非理性。随着算法不断地自我迭代、交互计算和更新修复等，甚至连算法设计者也都无法精确地解读它们，从而可能导致反清晰化的结果，即大量生产出许多别人看不懂、有偏差或误导性的信息，制造出更多人为的模糊性地带，诱发普遍的“黑箱暗算”等问题，最终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过度挤压，侵蚀或阻断两者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