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面临着时代性重构和推进的挑战。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之间呈现出这样一种迭代演化的现象：政治学是公共管理的经典版本，而公共管理是政治学的时尚版本。因为，任何一个领域的知识创新，都是基于对那个时代最突出问题做出的一种思考、一种回应，以及一种通过符号化表达而沉淀下来的思想。所以，今天如果离开时代性问题，而仅笼统地强调近代以来确立的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性，反而会缚这些学科去实现时代化的重构。对于推进学科发展的认知，我认为还是要增添一些时尚性的视角，或者说更多地看重一些从社会心理层面期待发展和愿意接受的议题。一个学科包含的根本科学问题往往具有稳定性，但这一科学问题的时代性面孔却不尽相同，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构建时代性议题不啻成为学科发展的现实方式。如果说，近代开端形成的一些主流社会科学学科，曾经是其所处时代的先锋知识，那么我们研究的注意力和兴趣也应该竭力植根于当前时代的深处探究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尚性议题。不能忽视时尚性议题，因为时尚性议题背后折射出人类生存的一种意愿、一种方式、一种价值以及所形成的某种带有共识性的东西，否则其根本成不了时尚性议题。解决我们自身面临的时代性问题而不是解决先人所在时代的问题，或者说构建新知识为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性问题立法，此为推进学科时代发展的现实使命，也是一种发展的勇气。围绕这样的基本认识，有几点想法和大家具体交流。

一、政治学需要凝练出公共生活需要的时代性话语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把握世界，即理论的方式实践的方式、美学的方式和宗教的方式。除了实践的方式以外，其他几种方式都是试图通过感知世界的存在，去理解、把握我们生存的情境。在此过程中，必然产生对世界正当性的认知，形成作为思维表达形式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天公共生活的存在方式，再加上不确定以及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我们总是想借助一套话语去做出识别和解释、发展和控制，借此增强行动的方向性、缓解内心的焦虑以及增添探索的勇气。就此而言，政治学那些难以满足时代性公共生活需要的话语，需要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去重构，构建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考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让我们内心因这套话语的存在而自信和坚韧。

政治学需要凝练出时代性话语，因为话语是一种自我认同，反映的是人类认识自身的一个过程，政治学的价值体现为能为公共生活输出这样的话语输出能力越是强大，学科就越有地位，价值同样体现在能构建出更加清晰的公众形象。例如《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这本书，就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基调，输出了帮助我们认知现代化的话语。该书谈到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化话语是一种选择性的结果，发达国家当前不再多谈现代化理论，而是用诸如可持续发展这类更加具体的理论。现代化描述的是我们当前存在的一种状态，意味着线性发展的一种目标。反现代化不是说反对现代化本身，而是说对于人类公共生活，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可以用一个线性的、进步性的词去概括，就好比幸福这件事，幸福就是幸福，不幸就是不幸它只有幸福还是不幸福的差别。政治学要输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话语，需要深入对各种复杂现象的辨析之中，既能展示其合规律性之理，又能言说其合目的性之义，以此缓解公共生活中的焦虑，促进更多共识的达成，进而降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成本。因而，不无道理地说，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政治学输出更多有益的话语，但政治学如果仅仅停留在冗繁的经院之学而缺乏与时代气息同频共振，如果找种种理由只做自己能做的事而不做应该做的事，长此以往政治学科就会丧失自身的影响力。

二、自主知识话语体系需要找到一般化的逻辑起点

今天社会科学知识界都关心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么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般化逻辑起点到底在哪儿？如果不能成功找到并确立这个一般化的逻辑起点，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可能会很麻烦。我个人思考后认为，我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应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无论是思想、实践还是制度，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如果不能从宪法中来再回到宪法中去，我们构建的这套自主知识体系就可能存在问题，要么成为抽象概念体系的游戏，要么无补于政治生活。无论当今政治学研究视角或学派存在怎样的竞争和贡献，但其真正的成功和价值，最后都取决于是否对宪法的构筑和运行起到知识支撑的作用。

通常宪法文本是国家意志的一种法律陈述，问题在于怎么把它变为一套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直到今天，我们的政治学都没有把这件事做好，既没有通过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提高宪法文本的正当性及其深度阐释，又没有基于宪法有效拓展具体应用的效用性，更没有为我国的宪法提供一套有别于国外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政治学理论的学术研究，笔者认为其关键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基于宪法对重大制度问题予以确凿、精准地阐释。党的二十大以来开展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显露出的问题是怎样处理党的领导权和治理权的关系，这都是宪法中的应有之义，但围绕于此，我们现在缺乏具体的知识准备，多年来政治学的研究群体很少去研究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以及职能转变，包括持续近十年的“放管服”改革，不在阐释这些重大制度问题和改革问题中“练兵”，不在宪法的种种实践中训练辨识、阐释和辩护的能力，激活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敏锐力，就谈不上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三、重新发掘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和意义

个体的人的基本欲望是安身立命，满足这一基本欲望就离不开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享有并非不涉及政治学知识，而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本身就是政治学要关注的问题。今天整个社会的焦虑、内卷，从分配政治的角度来讲可能都事关公共服务问题，公共服务的充裕性、信任性、公平性和可及性，构成当下最为重要的知识议题。所以，我认为今天在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上，要补充公共服务的话语。

1913年前后有两本书问世，一本是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Weber）的《经济与社会》，另一本是法国有机学派公法家莱昂·狄骥（LeonDuguit）的《公法的变迁》。马克斯·韦伯告诉我们未来的社会是一个理性科层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要么选择理性科层组织，要么就是外行作风；而莱昂·狄骥告诉我们未来公法的主题将会从主权转移到公共服务。所以，公共服务在今天进入政治学知识体系是一个必然的事件。我们政治学界熟悉理性科层制而疏于了解公共服务。今天，我们有党的全面领导理论，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还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服务理论。我们不可能在今天的公共生活中不去讨论公共服务，在一定意义上，公共服务虽然不可能代表政治意识形态，但公共服务一定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根本上影响着改革开放和稳定，将公共服务作为一个变量，无论是自变量还是因变量，都可以大大拓展我们对政治生活理解的深度和广度，甚至有时还能提高认识的高度。例如，在《国家构建：聚合与崩溃》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我们不再是从族群、地缘等来研究共同体的凝聚或是崩溃，而是转移到公共服务。所以，我认为到2035年要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方面的理论支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展至今，就是要形成与我们的制度优势相匹配的公共服务模式和政策，这既是道路问题也是制度问题，做好这一点，我们才能有自信，如果要喊一句口号，也许我们可以说“只有公共服务强中国才能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没有哪一个方面可以离开公共服务，可以说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一个科学问题。本文开头讲研究的时尚性知识议题，其实是在引入公共服务的视角，就是让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更具有时尚性，让政治学知识通过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形成联结，这样的政治学才是“有呼吸”的政治学。

散落在田野中的公共服务与各种共同体有什么关系？公共服务视角下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什么独特经验？今天公共服务的充裕性、信任性、公平性和可及性水平，是否影响公众对制度的忠诚？这些都是政治学研究者当前必须去深入探究的问题。人呼吸是不需要理由的，公共生活需要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样不需要理由，今天的政治学去研究公共服务，可谓时光“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