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或加速供应链重组，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丨胡珈萌
编辑｜刘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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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峰：中国是上一轮全球化的赢家，但近年来形势有所变化，有人说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也有人说我们进入了“全球化2.0”阶段，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我们目前究竟处在一个怎样的国际格局和全球化阶段中？
陆俊秀：所谓“逆全球化”，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三点：（1）国家安全的优先化，很多事情都需要让位于国家安全；（2）技术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领域，各国对技术自主的追求都愈发明显；（3）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那对于“全球化2.0”及其未来的演变，我认为会呈现出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从原来的单一化依赖，向多元化协作转型。具体来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征：（1）区域合作会成为新的支点，比如东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很多地区、国家也在新的合作趋势中迎来了新的机遇；（2）供应链的本地化、多元化，尤其一些国家推动所谓“去风险供应链”，这会导致产能和投资的布局更加分散，对单一国家和地区的依赖进一步降低，形成了区域化或说供应链本地化的倾向；（3）拉长时间维度，我们则能清晰地看到整个经济中心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转移，这说明东亚、全球南方经济体的作用会持续增加。
关于应对策略，从企业角度来说，有以下几点建议：（1）在新的背景下要加强多元化风险防控，尤其要重视地缘政治的风险，在我们智库服务的大部分头部企业中，这也已成为共识；（2）加强区域化协作，在其中寻找机会；（3）高度重视技术、可持续发展对企业的影响。
王大霁：我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一下我的理解。分析现在的贸易问题，离不开特朗普，但我们不应该只关注这个人，还要理解他背后代表了怎样的时代逻辑。我认为这个逻辑最主要的就是主导国和追赶国间的博弈关系的变化：当全球化对美国有利，它就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但当中国的GDP达到了美国的70%，就会触发美国的防御机制，它的内政、外交都会向“逆全球化”方向发展。特朗普2.0就要到来，市场也愈发热衷讨论这个话题，相信到2025年还会进一步发酵，至于未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不管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投资机会的寻找或企业出海的影响，我认为也都可以从“主导国和追赶国间关系”的逻辑去推演。
胡润峰：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及其对中国的出口的限制，都是构成我们今天讨论主题的重要影响因素，未来我们也将面临着特朗普2.0时代带来的诸多考验。王耕野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耕野：就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转型期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很矛盾，既有“逆全球化”的倾向，又具备“全球化2.0”的特征，它们是并存的。一方面，确实有部分国家经济主权意识不断增强，倾向于“逆全球化”，采取贸易壁垒、技术限制等措施；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全球化的2.0切切实实地发生在各行各业，它更加强调数据、知识和创新的流动。所以说，虽然有“逆全球化”的影响，但全球化并没有停滞，尤其在数字化、绿色经济等方面仍迸发出新的活力。
胡润峰：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制造也畅销全球，那在各位老师提到的新的全球化阶段中，中国的生态位又会有何变化呢？
陆俊秀：我觉得这种变化可以概括为中国经济角色的升级，也就是从此前的世界工厂向创新引领者的目标定位去转型升级。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这种升级的端倪，我也来总结下我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和特点：（1）很多企业已经在追求从低端制造向高端价值链的跃升，比如我们的高铁技术、5G网络、清洁能源等等，都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在国际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引领全球相关产业发展；（2）高端制造业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比如咱们的航空航天、电动车、工业园区等，在全球的品牌影响力都在不断增强；（3）数字经济赋能新生态，比如我们的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互联网平台等，都在全球取得了领先地位，并且推动了供应链的智能化和协同发展。
那么经历这种转型升级的同时，中国会呈现出双重身份，既是制造基地又是全球市场。即便在特朗普时代，或者未来地缘政治更加紧张，这两个特点也会非常突出，这也是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的关键所在。而从我们自身来讲，在从追随者向创新引领者升级的过程中，我觉得以下两个方面尤需重视：（1）头部企业追求更深入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是非常重要的，话语权的强弱也将直接影响在未来市场中的地位；（2）在全球的能源转型大背景下，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践。
对于中国如何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也想分享几点建议：（1）加速开放，推动真正深入地去参与全球协同；（2）打造技术和产业的新业态、新生态；（3）不遗余力地推动可持续发展。
胡润峰：陆老师提出的“从世界工厂向创新引领者升级”鼓舞人心，王大霁老师刚才也提到我们国家此前更多是一个追赶者，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角色有什么变化吗？
王大霁：从客观角度出发，我们当然还是追赶者的角色，从GDP全球占比和我们自身的定位来说也是这样。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追赶者总是有更多机会。过去一年多以来，资本市场都在热炒“出海”概念，我觉得“出海”而非“出口”的定义，特别适用于当前阶段的中国，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走出去才能更好地追赶领先者。
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胡润峰：王大霁老师的观点让我想到，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很多学者、机构会以日本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来作参照，并分析称在日本经济陷入高位平台盘整期时，仍有包括制造业出海、消费平替在内的几个表现不错的板块，或许对我们也有一定借鉴意义。那么接下来，在各位老师看来，近年来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调整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趋势？
王耕野：在整个供应链重组中，高端制造成为了各国瞩目的焦点，尤其是其中的新材料、半导体板块。这些产业的发展既影响着中国的出海战略，也影响着国际贸易局势的发展。以半导体产业链为例，半导体制造的上游供应链，包括材料、设备、晶圆制造等环节，根据我们目前的判断，未来基本上会被分割成面向中国和面向美国的两个泾渭分明的市场。“国产替代”逻辑也由此而来，这其实就是供应链重组的影响和趋势，我们也可以看到，近些年我国半导体产业链愈发细分、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
陆俊秀：关于供应链重组，我认为有三个重要特点：（1）区域化。或者说供应链的去中心化、本地化的崛起，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讲“全球化就是本地化”，那么企业也需要不断适应区域化的合作、本地化的生产等新趋势；（2）技术驱动。这是一个重要趋势，也能够推动产业链的升级整合，尤其是我们现在讲的自动化技术、智能制造等等。实际上我国很多头部企业在考虑海外建厂时，劳动力因素的影响较以往已经减弱很多了，因为我们在发展自动化技术；（3）可持续发展。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都是非常重要的趋势，而且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外延也在不断扩充，企业应该多加重视。
胡润峰：谈论我国在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中面临的挑战，就不能不提所谓“脱钩”“断链”的问题，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如此，王大霁老师认为“脱钩”“断链”会是一种长期趋势吗？
王大霁：我想这种趋势的延续时间应该不短，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代表了一种竞争格局的变化，也不是因为特朗普一个人才发生的，即使别人当选美国总统可能也还是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说大家要做好一个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也同时要坚定我们能够赢得未来的信心。
胡润峰：这种趋势对中国的影响会有多大？
王大霁：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下特朗普在对华关系处理上的执政理念，在此前的一篇报告中，我分析认为他主要从两个领域“下手”，一是科技领域“小院高墙”式的封锁；二是在外贸领域设置壁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脱钩”“断链”。这些措施在2018年时对我们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我们自身经济的承受能力、科技的独立性已经今非昔比，如果相同的手段放到今天，那它对我们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小。当然，特朗普为了继续博弈，肯定会出台一些力度更大的政策，从现在的新内阁任命人选中也可以看出些端倪，他们的攻击力度会变强，但我们的防御水平也在变强，我认为这种影响还是在可控范围内的。对于特朗普2.0，我认为我们要有战略自信，同时在战术上谨慎应对，正视整个海外贸易环境的变化，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
与此同时，沿着这种博弈逻辑，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也推荐了一些可能产生超额收益的板块，比如在特朗普1.0时期表现比较好的“新半军”（新能源、半导体、军工）加稀土板块，还有种业、农业等，在特朗普2.0时期也可以持续关注。
产能输出带来投资机会
胡润峰：伴随着“脱钩”“断链”，供应链和产业链向东南亚的转移也成了近年来非常重要的趋势。王耕野老师为很多中国企业出海战略提供咨询服务，其中也涉及东南亚市场，您怎么看产业链供应链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
王耕野：东南亚目前确实是全球产业链迁移最热门的目的地，承接了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很大一部分的供应链转移。对于这种趋势的成因，我总结为三个因素：（1）企业成本端的考量。近年来中国包括人工成本在内的整个产业链成本其实已经不低了，东南亚在人力成本上则仍有明显优势；（2）需求端的动力。东南亚的人口增长，尤其年轻人比例都带来了可观的市场增长潜力，在消费端尤其明显。所以不少中国的消费品牌，像泡泡玛特、还有很多餐饮品牌，都很乐意去开拓东南亚市场，而这些在中国“卷”出来的品牌，进入当地市场后某种程度上也堪称“降维打击”；（3）对于部分特殊行业来说，是资源端的考量驱动他们进入东南亚，比如印尼等地拥有丰富的新能源相关矿藏，我们服务的很多锂电产业链上游企业多年前就开始在东南亚布局。
胡润峰：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链变革息息相关，陆老师您认为未来哪些产业最具前景？
陆俊秀：从未来发展前景来看，我简单提几个，人工智能肯定算一个，与此相关的自动化、智能化、智能驾驶等也都可以关注。数据相关产业预计未来也都会有很好的发展。另外，在能源转型大背景下，清洁能源也有非常好的发展机会。
胡润峰：各位老师认为除了东南亚以外，在当前的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中，哪些区域市场最具发展潜力？
王耕野：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除了东南亚，目前来看中东地区是一个热门的出海目的地。中东大国本身的经济发展愿景，包括沙特的“2030愿景”等，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去中东，包括沙特、阿联酋，都是不错的选择。具体来说，第一，这些国家的政治环境相对友好，当地对于外资，尤其中国产业的转移承接，也还是比较欢迎的；第二，不少中国企业也比较倾向于接受中东的资本，这些资本往往附带着到当地建设产能的条件，当然具体如何落地还需要更多考量，但对于资本和产能的协同来说，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此外，中东本身在全球也是一个枢纽，中企可以以此为跳板去往欧美市场，尤其对于机器人等产能在国内、市场在欧美的产业来说，在中东的布局可以提供很大助力。
王大霁：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出发，我们看到的未来与出海相关的一些机会。
（1）与特朗普2.0密切相关，为了规避更多贸易摩擦，我们被打压得比较厉害的偏高端制造的一些优势产业，已经被动地选择了输出产能，在这种逻辑中也确实走出了不少牛股。从刚才我们谈的区域市场、供应链转移、跳板等角度来看，输出海外的产能，虽然在统计上不视为中国的出口，但本质上依然是中国的股东。当然未来对这种跳板的限制也还会更加严苛，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肯定还会找到更多的应对方式；
（2）过去几年，随着我国人口平均年龄的快速上升，我们和东盟国家相比，人力成本优势确实在缩小，但对于我们的纺织、服装、轻工业等领域的企业来说，主动把产能输出到越南、印尼等仍具有人力成本优势的国家，还是会带来盈利能力的提升，这也是一个机会；
（3）与上述趋势相伴的，我们的产能向东南亚、墨西哥或者南美、中东国家流动时，当地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基建欠配问题，那我们作为基建第一强国，整体基建产能也是过剩的，推动基建包括工程机械、建材等企业走出去会让双方都受益；
（4）另外一个机会主要在微笑曲线的另一端，就是市场端。我们中国企业在目前这样一个偏右的全球政治氛围中走出去，是会受到一些限制的，一些比较聪明的企业会选择通过收购海外的知名品牌，来实现产品出海，这种收购既直接增加了相关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又提升了对海外市场的兼容性。在家电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了相关案例，所以海外并购的机会，投资者也可以关注。
其实根据以上这四点，我们可以把相关的机会做成一个组合，可以称之为“出海股票池”，或设计成“出海股票指数”，我们也比较看好它的长期超额收益。
胡润峰：陆老师之前谈到过，10年前中国企业出海要容易些，现在难度要大得多。我们之前讨论的包括特朗普2.0、贸易保护主义等也都对出海中企形成了挑战，那您认为企业最需要关注哪些风险？
陆俊秀：我想先补充一下之前新兴市场潜力的话题，因为近期大家都开始关注“全球南方市场”的概念，包括刚才提到的东南亚市场、中东市场，其实都能囊括其中。简单梳理可以发现，俄乌冲突发生后，美西方与很多重要国家在对俄策略方面无法保持一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但其实还不够，还应该考虑东欧市场等等。总的来说，大国博弈时代的供应链重组是大趋势，短期内很难改变，而我想强调的是，在这种背景下，全球能源转型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东南亚的矿产，这些资产都在增值，我也建议我国企业持续关注围绕这些新兴市场的机会，比如他们经济发展起来了城市化进程就会加快，又形成新的机会等等。我们的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积累，不遗余力、灵活身段去开发这些新的机会，在很多国际大企业看不上的地方，可能会有意外收获。
对于中企出海的风险与挑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我根据我观察到的趋势简单说一个我感受比较深的问题，那就是全球监管带来的压力。这不只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企业共同面临的新难题。比如隐私权保护的问题，实际上各国目前都在欧盟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感召下持续加强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但也同时对相关产业形成了抑制。这种影响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了，所以说监管压力对于企业来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现在也非常难应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胡润峰：最后一个问题，请各位老师给我们国家的出海企业提一些建议。
王耕野：我的建议，简短来说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1）积极灵活应对贸易摩擦的变化。目前来看，一些领域贸易摩擦加剧的趋势已经肉眼可见了，所以企业还是要根据相关政策的变化，去灵活身段地应对；在企业出海过程中，也尤其需要关注当地的环保政策、劳动法、产业补贴等；（2）出海企业要打造强大的本地运营能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全球化就是本地化”，企业想在当地市场取得成长，就要形成一套包括供应链、人力资源、营销等在内的完整运营体系。
王大霁：我们主要还是面对投资者群体，那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现在很多投资者会把特朗普概念和出海概念对立起来，但实际上，正因为特朗普2.0的到来，出海才显得更加必要，所以这不是一组对立的概念。
陆俊秀：针对我们的出海企业，我也提两点建议：（1）对于传统行业或说非敏感行业而言，在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仍然很多，根据我们在欧洲的考察和参与一些工作的经验来看，很多欧洲国家是希望更多引入技术、产业、资金来支持其本地经济发展的。所以非敏感行业可以多尝试在其中寻找机会；（2）结合我此前提到的监管压力问题，企业需要认识到，在数字化转型大浪潮之下，今天的世界和以往已经很不一样了，企业也一定要高度重视内部管理问题，尤其是数据管理相关的透明度、可见性问题。作为一个老板来讲，想了解自身企业到底面临怎样的外部风险，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掌握企业在外界的暴露程度。提升内部精细化管理、数据管理的能力，对企业未来应对监管压力也十分重要。
胡润峰：感谢各位老师，全球化也是钛媒体2024 T-EDGE全球创新大会的重要主题。2024 T-EDGE全球创新大会，将于12月6日-7日在北京举办，今年T-EDGE以“All-in on Globalization，All-in on AI”为主题，波士顿动力机器人创始人马克·雷伯特、24年诺奖经济学奖得主西蒙·约翰逊相继官宣加入，更多国内外重磅嘉宾陆续确认加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官网关注相关票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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