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输掉830万！网络赌博为何“上桌容易下桌难”？
时事
社会
2025-01-03 14:18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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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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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德阳的小袁是一名普通上班族。当他收到一条赌博网站链接，网站客服表示充值100元送两三百元的新人注册奖金时，他心动了。从刚开始赢点小钱到赌注越下越大，小袁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把银行卡里的十多万元全部投入进去，几年打工的积蓄输了个精光。 像小袁一样的赌客不胜枚举，起初小赢，随后大输，最后一发不可收拾。上桌容易下桌难，办案民警指出，这些网络赌博平台的奖励系统设计得极具吸引力，诱使赌客在追求积分和奖励的过程中不断投入时间和金钱，从而越陷越深。有人因此倾家荡产，有人为了翻本不惜借网贷、欠巨债，有人不惜将亲朋好友拉入赌局当垫背。为了保持赌客的活跃度，有些网络赌博平台还会利用大数据分析赌客的赌博习惯，提供个性化的赌博体验，如所谓的“VIP服务”“专属优惠”，来诱导赌客进行更频繁、更大金额的投注。一旦沉迷，赌客面临的不仅是个人财务的崩溃，还可能遭受诈骗、敲诈勒索和非法拘禁。2021年5月，来自湖北十堰的王一受朋友邀请到境外某赌博网站上玩“百家乐”，很快就赢到3万多元。提完现金后，他被告知要想继续参与，就必须有熟人指引，让熟人带着在境外某赌博网站上开通接口，提供密码和验证码。尝到甜头的王一向朋友要来了网络赌博组织者刘林的电话。每次王一想赌博时，只需一个电话，刘林便立马出现“专职”服务王一。一年时间不到，王一就输掉830余万元身家。“直播带赌”的现象在近几年也较为常见。在202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6起跨境赌博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中，《方圆》记者注意到这么一起案例。郑某、刘某借助刘某作为知名体育网络主播的身份，为菲律宾某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发展了635名下线，从中收取145万余元代理佣金。最终，郑某、刘某因犯开设赌场罪获刑。在“森森体育”（化名）跨境网络赌博系列案中，也有直播平台参与其中。主播为赌博平台带来赌客赌资，赌博平台则通过向直播平台充值并给其操纵的主播进行打赏，使该主播排名靠前，吸引更多的观众收看，方便赌博“引流”。为了赚取高额非法利润，直播平台还会私下向主播传授规避封禁规则的方法。2020年，“森森体育”跨境网络赌博系列案中的涉赌直播平台被公安机关彻底捣毁。“从表面上看，这些直播平台是合法的，实际上已经沦为境外赌博公司的揽客工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其已构成了赌博集团开设赌场的共犯。”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陶跃说。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陈斌注意到，还有一些跨境赌场的组织者以组织免费旅游的名义，通过赌场免费的往返机票、住宿的福利相引诱，至境外参与赌博或者要求被组织人员在境内支持其开设的网络直播赌场。与传统的实体赌场相比，跨境网络赌博突破了物理空间上的限制，具有更高的隐蔽性、更低的违法成本、更迅速的盈利方式和更新颖的赌博形式，并逐渐“电信诈骗化”。陈斌告诉《方圆》记者：“当前，赌博与电信网络诈骗交织。一些位于缅北的赌场，需要参赌人员进行充值，有些充值即便赌客赢钱了也不给赌客返现。另外，充当境外赌场的代理人逐步增多并隐蔽化。一些境外赌场的代理人明面上为参赌人员在境外赌博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实际上就是境外赌场的代理人，为参赌人员提供‘洗码’服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教授包涵强调，打击跨境赌博犯罪，往往存在管辖权异议、执法差异等复杂的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且很难覆盖犯罪团伙所有成员，容易造成死灰复燃。因此，对于跨境赌博犯罪，必须全链条打击、全方位治理，进行从治罪到治理的思维创新，推动跨境赌博犯罪治理工作进一步深化。![]()
一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从国家层面建立“122”机制，整体统筹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犯罪，集中开展系列专项行动。在立法层面，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303条进行了修订，将开设赌场犯罪第一档法定最高刑从原来的有期徒刑三年，提高到五年，同时增加了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的新规定。跨境赌博犯罪首次被写进刑法，国家对跨境赌博犯罪从严从重打击。2020年4月，公安部发布了《严厉打击跨境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两高一部”先后于2020年10月和2021年1月联合发布了《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敦促跨境赌博相关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结合赌博犯罪高发的态势，对于重点地区，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积极参与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境赌博犯罪的通知》，部署各地检察机关开展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并提出了明确的工作要求。针对当前开设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及案件办理呈现的新特点，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对重点案件办理采取了加强对下指导、挂牌督办等方式，以确保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果。如广东省检察院在指导办理“森森体育”网络赌博系列案件时，针对该系列案由多地检察院办理的实际，通过制定案件办理工作指引、现场观摩庭审指导等方式，确保共计283件重点案件的办理效果；浙江省检察院在指导办理跨省赌博犯罪集团系列案件时，结合涉案人员多的特点，跨地区调配公诉人，强化办案力量；陕西省检察院在指导办理“吉瑞彩”网络赌博系列案件中，针对该案由9个基层检察院同时办理的实际，加强研究，统一批捕、起诉的证据标准，确保案件办理质量。为形成对跨境网络赌博全链条打击、全方位治理的合力，各地检察机关一方面加强与公安、法院的沟通协作，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确保对跨境涉赌犯罪案件的定性、证据认定标准、法律适用问题有统一认识。另一方面，针对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行业监管漏洞和监督管理不足等问题，检察机关采取制发检察建议等措施，促使行业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堵塞监管漏洞。“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一名犯罪嫌疑人在某银行办理了十余张银行卡，这些银行卡被用于‘跑分’洗钱，涉及金额高达数千万元。”据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介绍，在发现这一情况后，该院一方面监督公安机关对涉嫌赌博犯罪的技术支持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另一方面，向该银行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进一步规范制度管理，加强内部监督，强化警示教育，加强办卡实质性审查，对不规范办理银行卡的情况进行调查摸排，及时消除类似隐患，全面增强银行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把守柜面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线”。然而，相较于实体赌场，跨境网络赌场毒性更强，彻底拔除毒瘤的难度更大。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检察官李鉴振指出，网络赌场一般是将服务器架设在赌博合法化的国家或者地区，而在境内则由代理团伙一级一级地发展下线实行远程监控，一旦某个下级账号出现异常，就迅速切断跟这个账号的联系，而且同步销毁数据。这给查处和取证工作制造了阻力。此外，在这些新型开设赌场案件中，赌资以充值购买道具的方式转为虚拟货币，通过游戏、竞赛等方式实现筹码的随机增加或者减少，最后又通过所谓的“外部代理”“第三方平台”等方式对虚拟货币进行回收兑现，具有高度的迷惑性。而且，为了应对公安机关“以资查赌”的侦查方式，对赌资流向采取了“硬隔离”措施，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层层转接，在表面上与赌博平台的账户收支实现物理区分。这无疑给司法认定增加了难度。要如何破解？《方圆》记者通过梳理大量案件发现，运用数字检察模型是当前很多检察院采用的做法。例如，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检察院通过自主研发建成跨境开设赌场类案监督模型，顺利发现并依法办理了一批监督线索。浙江省平阳县检察院通过构建以电子数据为中心证据体系，实质性破解监督线索发现难、案件证据之间关联难等问题，成功办理跨境赌博等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利用大数据平台，从几名偷渡人员信息中筛查出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我们在办理一起跨境赌博案时发现，赌场经营者梁某等人回国被抓获后，架设在境外的赌博网站服务器立即被关停，赌博平台所吸收的巨额赌资也去向不明。”据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检察院网络检察办案组负责人介绍，为有效追踪赃款去向，该院利用数字运算平台分析电子数据，通过数据反查法确定了66个接收赌资的初级账户，进一步识别出133个二级账户和647个三级账户，构建资金流向网络图，最终成功追回2154万元未流出境外的赌资。![]()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周晓远曾处理过一起稍显特别的跨境网络赌博案。当看到案件材料中提到“字花”时，她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字花”是一种源自缅甸的赌博游戏，曾经在边境地区非常流行。尽管我国已经严厉打击并使其消失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它又通过网络社交媒体重新出现。据此，周晓远迅速带领她的团队依法介入引导侦查，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有效推动从严从快惩处相关犯罪，及时震慑和遏制该类案件滋生蔓延。面对“字花”赌博的死灰复燃，周晓远认为，除了向公众普法宣传“字花”赌博的违法性，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治理。她告诉《方圆》记者，临沧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与缅甸接壤，组织跨境网络赌博的人往往在境外，境内人员一般是代理。如果中缅双方能够建立司法协作机制共同打击犯罪，将有助于从源头上治理这类问题，同时解决两国司法机关在诉讼中遇到的难题。这不仅有利于两国边境的安全与稳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符合国际法中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则。强化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网络赌博犯罪，让“无边”赌桌“锁上边”，是当前各国政府的共识。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得到包括老挝、缅甸、泰国在内各国的积极响应。四国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联合开展一系列打击跨境犯罪活动。自2023年以来，各方已合作抓获涉赌诈人员5万余人。2024年8月16日，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在泰国清迈举行四方外长非正式会晤，四方一致同意加强合作、密切协同，加大打击网赌电诈、毒品贩运、人口贩卖等跨境犯罪力度，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安宁。12月5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再次合作遣返近200名在菲从事离岸博彩的中国公民。这是菲律宾政府宣布全面禁止菲离岸博彩业后，中菲两国开展执法合作的又一重要进展。在中外检察机关高层互访过程中，“携手打击跨境犯罪”也一直是重要议题。10月28日至30日，第十四届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在新加坡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率中国检察代表团出席会议。应勇表示，中国最高检愿与东盟各国总检察院一道，在中国与东盟各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增进互信，加强在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毒品、偷越国（边）境、赌博等犯罪方面的有效合作，深化边境检察机关合作机制，完善刑事司法协助机制，加强高层互访和各层级人员交流，共同提高检察履职能力和水平，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加优质的法治保障，更加有力维护各国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同时回应全球关切，中国检察机关深入推进打击治理跨境赌博专项行动，依法办理了一批跨境赌博犯罪集团案等重大案件，最高检会同最高法、公安部出台相关文件解决国内法和国外法的冲突问题。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指出，检察机关要持续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加大对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洗钱、贩毒、走私、贩卖人口、偷越国（边）境等跨国犯罪的打击力度，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维护我国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依法严惩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犯罪，积极参与打击涉缅北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深挖严打组织者、领导者及幕后“金主”。在包涵看来，通过刑事司法工作打击赌博犯罪仅仅是治标，更重要的是从社会治理层面遏制、防范赌博滋生。目前针对反赌、拒赌的预防宣传教育体系尚不健全，大众对于赌博和相关犯罪的危害缺乏了解，且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仍有所欠缺，稍有不慎极易成为跨境赌博犯罪的被害人或者帮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反赌拒赌宣传教育工作力度，结合反诈反毒等宣传，增强公民的反赌意识，提高识别赌博行为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能力，形成全民反赌的社会风气，让“天下无赌”的美好愿景早日变成现实图景。（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2024年12月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