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應義塾大學論語疏研究會、北京大學東亞古典研究會 編定價：598.00元
本書是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二〇二四年度國家古籍整理專項經費資助項目“群經單疏古鈔本彙編及校理（附《論語義疏》）”成果之一。後續單疏本七種將於年底完成出版。附書目：
4.禮記正義（附尚書正義 毛詩正義） 郜同麟 等解題7.春秋穀梁疏 張麗娟 解題
《論語義疏》宋代以後在中土失傳，而在日本一直有諸多鈔本流傳，是現存最爲完整一部的南北朝義疏體解經著作。至日本寬延三年（1750）根本遜志據古鈔本刊刻，並回流中國，引起我國學者關注，被收入《四庫全書》，又有武英殿、《知不足齋叢書》等翻刻本，流傳漸廣，當代又有多個點校整理本。根本遜志本體例、内容方面據《論語注疏》有改編，國内學者長期所見版本皆係刻本系統。而古鈔本在保存體例原貌、文字校勘等方面具有獨特價值。2019年劉玉才教授主編《東亞古典研究會叢刊·甲編》收録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影鈔足利學校本，2021年《足利學校藏國寶及珍稀漢籍十四種》影印日本足利學校藏文明九年（1477）鈔本，《論語義疏》古鈔本才開始在我國正式出版。
2017年，被鑒定爲現存《論語》最古老的紙寫本——南北朝末至隋朝期間鈔寫的《論語疏》卷六由日本慶應義塾圖書館獲藏，並由該校論語疏研究會學者開展研究。2021年，日本勉誠出版社將該本與斯道文庫藏日本文明十九年寫本一同影印，並附録慶應義塾大學論語疏研究會諸位學者爲二本撰寫的解題和校理研究成果。爲便於中國學者使用珍稀文獻和了解日本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劉玉才教授積極引薦、住吉朋彦教授竭力促成下，我社獲得館藏機構、出版方的授權，隨即開展編輯出版工作。
此次出版，書名定爲《論語義疏二種》（日本版書名：《慶應義塾図書館蔵 論語疏巻六 慶應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蔵 論語義疏 影印と解題研究》），由慶應義塾大學論語疏研究會與北京大學東亞古典研究會共編。本書版式借鑒日本版。
爲便於讀者圖文對照參閱，圖版和解題校理研究分訂二册。各篇譯作在尊重日文版表述的同時，又根據中國古典文獻學相關學術術語和現行古籍整理規範，進行適當調整，盡可能準確清晰地傳達作者原意。
謹向劉玉才教授、住吉朋彦教授和日本慶應義塾圖書館、斯道文庫、慶應義塾大學論語疏研究會諸位學者、勉誠出版社，金程宇、劉佳琪等先生表示感謝。
上海古籍出版社
皇侃《論語義疏》是中國南北朝時期義疏體解經的代表性文獻，在《論語》詮釋史上與鄭玄注、何晏《集解》並稱，具有重要地位。北宋邢昺奉敕撰定新疏，在皇疏的基礎上，參用鄭玄等諸家注，完成《論語正義》，成爲官學定本，《論語義疏》遂被取代，大約南宋中期在中國失傳。二十世紀初，敦煌藏經洞被發現，法人伯希和從中檢出皇侃《論語疏》殘卷（伯三五七三），存有《學而》《爲政》《八佾》《里仁》四篇内容。根據卷端、卷背相關信息判斷，抄寫年代應不早於九世紀，但作爲唐寫本孑遺，仍是中國今存《論語義疏》最古之本。《論語》是最早傳入日本的漢籍之一。相傳公元三世紀末百濟博士王仁即將《論語》帶到日本，雖然文獻尚不足徵，但成書于九世紀末頃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已記録有《論語》鄭注、何晏《集解》、陸善經注、皇侃《論語義疏》、褚仲都《論語疏》等古注本，反映出漢籍傳播的廣度。《論語》在日本儒學中被作爲根本性經典，居於核心地位，爲博士家世代傳習。日本古代《論語》的受容，嚴格意義講就是《論語》注釋書的流傳與接受。而日本《論語》古本，以魏何晏《論語集解》影響最廣，曾長期作爲貴族課本流傳，并衍生出大量抄本和刊本。《論語義疏》相較於《論語集解》，在日本雖然流傳范圍有限，但引證不絕于縷，並留下相當數量的舊抄本。據影山輝國教授早前調查，可以確認藏地者共有三十餘種[1]。這些抄本，卷帙、行格大致相同，甚至多數都有竄入邢昺《論語正義》文字的現象，反映出具有相近的底本來源。根據日本學者考察，《論語義疏》舊抄本多與五山僧侶和足利學校相關。高橋智教授認爲，室町時代中後期諸《論語義疏》抄本與足利學校或其周邊抄寫的《論語集解》等漢籍抄本在書寫樣式與字形方面頗爲相似，推測《論語義疏》舊抄本當是以足利學校爲中心而產生，因此足利學校的學團與學僧在反復轉抄《論語集解》過程中，得以吸收《論語義疏》的內容，從而導致義疏竄入的《論語集解》抄本存在[2]。住吉朋彥教授在本書附録的研究解題中，則進一步梳理出日本《論語義疏》從宮廷周邊博士家到五山僧侶、足利學校的大致傳播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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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應義塾圖書館藏《論語疏》卷六末尾
《論語集解》在日本南北朝時代以降，依據博士清原家寫本，陸續刊印有正平、天文和慶長古活字等版本，但是《論語義疏》直至寬延三年（1750），方由根本遜志據足利學校藏舊抄本首次刊佈。此刊本清乾隆年間回傳中國，不僅收入《四庫全書》，還被《知不足齋叢書》等覆刊，在學界引發重要反響。但是根本遜志刊本依據邢昺《論語正義》體例，仿照明刻注疏本樣式，對舊抄本結構進行的改編，也引起清儒的質疑。清末楊守敬等人目驗舊抄本之後，對於日本傳存《論語義疏》的真偽之辨才漸趨平息。日本大正年間，武內義雄選擇首尾完整且有明確紀年的文明九年（1477）抄本爲底本，校以其他多種抄本，保存《論語義疏》傳本體式，排印出版，成爲迄今最爲權威的版本。日本傳存《論語義疏》諸抄本體式大致相同，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合乎皇疏面貌，仍是聚訟紛紜。因爲其經註疏合寫的樣式，既與唐《五經正義》的單疏形式不符，又有別於敦煌本殘卷的文本結構，而且還存在竄入邢昺《論語正義》甚至朱熹《論語集注》的現象。此外，已見抄本沒有日本中世以前傳抄者，文本來源不得而知。這些因素都制約了《論語義疏》文獻研究的深入。2017年，日本慶應義塾圖書館獲藏珍罕古寫本《論語疏》卷六，經過該校論語疏研究會同人歷時數年的多方面研究，認定爲中國南北朝末至隋朝期間抄寫，推斷是日本遣隋使或遣唐使攜帶回國。根據這一研究結論，此《論語疏》殘卷不僅是最接近皇侃撰述年代的寫本，還是傳世《論語》最古老的紙寫本，意義非凡。論語疏研究會同人的先期研究，已經揭示該本經注疏合寫的樣式，可以佐證武內義雄的推論，日本傳抄本較之敦煌殘卷，或更接近皇疏原貌。該寫本鈐有平安時代前期藤氏印記，在日本具有文本源頭性質，據之可以梳理《論語義疏》的流傳與接受，判別傳抄本的文本異變。如本書附録的齋藤慎一郎教授論文，即通過該本與抄寫於鐮倉時代末期至室町時代初期的清家文庫本的校勘，發現兩本存在許多一致之處，在日本中世很可能有過文本接觸；而綜合考察兩本以及敦煌殘卷，後世傳抄本篇首的總說，是否爲皇侃撰述，值得重新考量。此外，古寫本《論語疏》卷六的發現，還可以生發字體訛變、書風傳承、經注異文等多方面的研究課題，堪稱是瞭解紙寫本時代《論語》的關鍵秘笈，應當給予深入挖掘。劉玉才、住吉朋彥、陳捷等檢閱古寫本《論語疏》原件
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自阿部隆一、太田次男先生時代，即致力於日本現存漢籍古寫本的綜合研究，並將《論語》及其注釋書作爲研究中心，廣泛搜集舊抄本，逐步建設成爲日本《論語》傳本和漢學研究資料的重鎮。2009-2012年，筆者曾與斯道文庫高橋智教授合作完成“日藏《論語》古抄本綜合研究”課題，但主要是對《論語集解》古抄本進行研究，相關成果已經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刊佈。此後，因爲協助影山輝國教授調查北京大學藏《論語義疏》抄本，也關注到《論語義疏》的流傳研究。2020年，慶應大學圖書館入藏的古寫本《論語疏》卷六公開展示，轟動學界；研究團隊在線上舉行斯道文庫講演會，報告了歷時三年的研究成果。筆者承蒙住吉朋彥教授美意，在線列席講演會，深感此文獻發現意義重大，應該盡早在國內刊佈，以便展開研究。因爲日本勉誠出版社優先獲得慶應大學圖書館授權，加之國內原意向出版社溝通不暢，耽擱了申請進度，所以拖延下來。住吉朋彥教授應筆者之請，積極協助與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斯道文庫、勉誠出版社洽商授權事宜，最後達成協議，中文版由慶應義塾大學論語疏研究會與北京大學東亞古典研究會共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爲了方便學界對照研究，除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藏《論語疏》卷六之外，本書還一併影印了斯道文庫藏日本文明十九年（1487）寫本《論語義疏》。此本內容完整，文本標準，訓點、批注完備，抄寫時間、地點清楚，在《論語義疏》舊抄諸本中最具代表性。住吉朋彥教授爲首的慶應義塾大學論語疏研究會同人，爲《論語疏》卷六和斯道文庫藏舊抄本撰寫了詳盡的解題，並進行了初步的校理研究，這些成果列爲本書的附録。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劉佳琪在金程宇教授指導下，出色地完成了附録部分內容的中文翻譯。本書的出版得到了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斯道文庫、勉誠出版社的授權支持，慶應義塾大學論語疏研究會同人慷慨允許使用其研究成果，上海古籍出版社郭冲編輯積極參與籌劃與聯絡工作，精心編校，在此一併表示衷心感謝。[1] 影山輝國《〈論語義疏〉鈔本與根本刻本的底本》，《從鈔本到刻本——中日〈論語〉文獻研究》（劉玉才主編），164-16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2] 高橋智《室町時代古鈔本《論語集解》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