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978-7-5598-7114-5
关于《民间语言记录》 阮援朝
民间语言记录（1942年）
语言（1948年3月）
乡间记事
关于《乡间记事》 阮援朝
一、太行第八地委陵川县赤叶河村调查研究笔记（1945年6月8日）
二、反攻生活录（1945年8月16日—30日）
三、焦作地区工作记录（1946年2月—7 月）
四、《赤叶河》在冶陶大会第一次演出后，中央局宣传部召开的座谈会 （1947年12月28日）
五、安阳土改工作团工作记录（1948年3月5日—6月5日）
六、关于妇女的材料（1948年12月14日）
土改纪事录
关于《土改纪事录》 阮援朝
土改纪事录（1948年3月—5月）
重回太行山笔记
关于《重回太行山笔记》 阮援朝
重回太行山笔记之一（1963年3月16日—5月6日）
重回太行山笔记之一补充（1963年4月12日—6月11日）
重回太行山笔记之二（1963年5月4日—7月9日）
重回太行山笔记之三（1963年7月5日—8月5日）
我的父亲阮章竞先生是个靠自学和勤奋而取得文学艺术成就的人。他在1947到1949年间创作的长诗《圈套》《漳河水》及歌剧《赤叶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灭的印记；他的童话诗《金色的海螺》，已成为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他描写中共阵营知识分子心 路历程的长诗《漫漫幽林路》和小说《山魂》三部曲，是他为同代人无悔青春所作的真实记录；他的《阮章竞绘画篆刻选》 是他一生酷爱美术的心血结晶。
我的祖父是个贫苦的渔民，子女多，负担重，不能给父亲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所幸，在父亲的童年时代，我们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因靠近香港、澳门的缘故，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地方。那时的香山乡下，有历史沿袭下来的宗族制度，乡民们怀宗念祖，重视教育，男孩 子中很少有文盲。哪怕只是上几年乡塾，也是家家都要努力做到的。家乡的华侨很多，虽然大多靠出卖劳力谋生，但凭胆气、谋略成功的人士也不少，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全部是香山籍人士的产业。父亲强烈的民族自强意识，应当是由此而来。父亲还是个有强烈“存史” 意识的人，也许这种意识就生长在家乡民风中那些礼敬先贤、追思邈远的传统仪规里。正是通过这些古老仪式，中国人对历史的信仰，悄无声息地种进了父亲的心中。
父亲生于1914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六）。他9岁开蒙，13岁就辍学到油漆店当学徒，17岁出徒后，很快成了能独立完成工作的油漆画匠。虽然他排行第六，却是第一个能为家里挣钱的孩子。这样的经历，使性格内敛的他，面对生活充满勇气和自信。
1934年，家乡经济凋敝，20岁的父亲到上海，靠画工手艺谋生。他很快就投入了左联主导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由此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方向。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在离开上海时，他将自己三年多时间里所记录和创作的文字资料，存放在中山老乡何少菱那里（当时他在何经营的菱花照相馆做美术设计工作，以此换来吃住）。1951年他回上海考察“三反”“五反”运动，特意找到何老板想取回那些资料，得知资料已为兵燹所毁，大失所望。何老板只能为这位14年未见的老乡精心拍摄一张着色靓照，以示歉意。
1937年12月中旬，父亲撤退到了武汉，他没有接受继续参加左翼音乐活动的建议，而是在冼星海的安排下，毅然北上太行山，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前线战斗中去。12月30日父亲从河南清化县，朝陵川方向登上了太行山。从此，他在这雄伟群山中生活战斗了12年，经历了抗日战争中在那里发生的所有战斗，也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初上太行，他先做了三个月地方游击队的指导员。在一次邂逅长谈之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任命他担任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太行山剧团” 的艺术和政治指导员，后任团长。1939年底，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常务理事。在剧团，他是才华横溢的多面手，不单写剧本，做导演，又是化妆师、美工师，还能自己谱曲，演奏乐器，画壁画，并兼任“前方鲁艺”的戏剧导演课教员。
父亲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抗战的“群众工作者”，文学艺术是他工作的手段。为了使以文盲、半文盲为主的山民，能看懂、听懂剧团的演出，他开始用当地的民歌小调填词，向士兵和农民展开全民抗战的动员工作。本书中的第一部分，就是他在太行山期间收集的民间语言。在日寇严酷的“剔抉清剿”“梳篦战术”中，每当敌情紧迫，必须轻装行军时，他都会把当时手头的文字资料“坚壁”起来：或埋在地下，或藏入树洞、墙洞中。但能找回来的，终是少数。他在1941年之前所有的作品和记录，全部毁失殆尽，只有1941年下半年以后的三本抗战时期的笔记本保存了下来。
1944年1月24日（农历除夕），他接到通知，漏夜赶往太行区委党校报到，参加整风学习。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期的整风竟然长达一年四个月。当时匆忙赶路数十里前去报到，根本来不及对手边的文字材料进行整理。整风采用的封闭管理，也让他无法对没有带到党校的资料做任何处置，使他又损失了一批手稿和笔记。
抗战胜利后，军队转到外线作战，根据地相对平静，群众工作的重心也从战斗转到土地革命。父亲此时已到太行区文联担任戏剧部长，后任太行区党委文委委员。他仍然作为“群众工作者”，一度带领工作团到安阳西部的东、西积善村进行土改复查工作。
这时，资料保存的客观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即使这样，能在社会大变动的背景下，有意识 地保存资料的人，也并不太多。父亲的“存史” 意识，在这里凸显出来。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就是这一阶段的记录。
父亲固然是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为积累写作素材而存史，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从来都认为文学艺术是为时代和人民服务的。所以他对亲自经历的社会变革，始终充满了热情，对在社会变革中做出牺牲的战友、乡亲，始终抱有一份“后死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为他们留下文字的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历任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长、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书记、肃反五人小组成员；包头钢铁公司党委委员、宣传部长；《诗刊》第一副主编等职。但他心向往之的是文学艺术创作。
父亲在日寇宣布投降，参加大反攻进入焦作时，就决定要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把八年中太行军民的拼死抗战写下来。这部小说的创作，不但被各种“群众工作”和政治运动打断，还要为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构思。直到父亲2000年2月逝世，这部81万字的小说历时53年，最终只发表了第一卷《霜天》的45万字。本书第四部分《重回太行山笔记》，是继1947年3月初稿、1954年11月二稿之后，为第三稿的创作而再次进行的素材收集。
“文革”结束后，父亲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了北京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和名誉主席。他在后期的创作中，不断发表以太行山生活体验为素材的文学和绘画作品。他自己在1982 年写的《〈漳河水〉 第二次修订版序言》 里说：“抗日战争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期。它决定了我对祖国、对人民、对爱好、对工作、对人生一切的基本态度。生存与死亡，自由与奴役，个人与祖国，爱情与国家命运，牧歌与弹啸，田园风光与战地烟云，无不都在决斗的环境气氛中。要做一个诗人，首先不能随心所欲。道理很简单，不打败日本法西斯，所有的中国人都逃脱不了当亡国奴的命运，诗人也难幸免。”
本书选取的四种笔记，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太行山的历史状态：民间语言、资源再分配和战争中的普通民众。这些状态以原始的面目展现，没有加工，没有干预，既不精致也不纯粹。它不是从第三人称出发的“田野调查”，而是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第一人称的“田野生存记录”。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一个从原始材料的研究思考中见仁见智的可能性。我想这正是父亲“存史” 的原因吧。
在“文革”中，父亲曾万分痛心地砸碎过收藏的铜佛坐像，焚毁过黄胄的国画，磨去过刻在一方端砚底部自己的篆刻作品《黔之驴》……但从未想过要毁掉这一批笔记。
除了本书收录的太行山笔记四种，他留下的 89 种笔记中还有：1946年太行第二届群英会时在武委会上做的会议记录；1950 年—1954年在华北局宣传部时期的工作笔记；1956年—1959年在包钢建设中的工作笔记；1961年访问墨西哥、古巴两个拉美国家，并亲历“吉隆滩战役”的前线笔记；等等。这批笔记都弥足珍贵。
为了维护住父亲“存史” 的愿望，我们将他全部的笔记赠给了国家图书馆。
父亲个人记录的历史片断能够留存、面世，对先人可说是最好的纪念了。
阮援朝
2016 年 10 月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授权发布！
排版：拊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