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计划中的第六代战斗机有个非常霸气的名字：下一代空中主宰（Next-Generation Air Dominance，NGAD）。有些资料将其翻译为“下一代空中优势”，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Air Superiority（空中优势）和Air Dominance都涉及对空中领域的控制，但它们的程度和目标有所不同。
空中优势通常指的是在局部区域内，通过空中力量的优越性，压制或击败敌方空中力量，确保自己在该地区可以执行任务而不受敌方空中干扰。空中优势并不意味着完全消灭敌方空中力量，而是保持足够的空中控制来确保己方的作战自由。它可以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出现，并不是全域性的。
空中主宰则是指对空域的绝对控制，敌方在该空域内几乎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空中作战。获得空中主导意味着空中力量可以自由地实施攻击，敌方的反应将受到极大限制，甚至无法有效反击。空中主宰要求完全消灭或压制敌方的空中力量，通常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期的控制状态。
所以说，空中优势是局部的、暂时的，目标是压制敌方空中力量以保障任务的顺利进行；而空中主宰则是全域的、长期的控制，目标是完全压制敌方空中力量，确保自己的空中作战优势。
所以，“下一代空中优势”这个翻译，根本配不上美国对六代机的要求和期待，“下一代空中主宰”才能准确地传达出背后的霸权主义思想。
难产的NGAD开发历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最初的设想是在2010年至2020年间提出的，目标是一款性能优越的第六代战斗机，全面继承F-22的优势，并预计每架成本为3亿美元，计划购买约200架，并在2030年左右形成作战能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NGAD的开发方向发生了变化，进入了2020年至2024年的修订阶段。在这个阶段，设计团队意识到初期设定的成本过高，且性能需求与实际情况存在一些脱节。于是，开发计划开始转向更加务实的方案，其中包括引入协同作战无人机（CCA）概念，并着力降低单架飞机的成本。
到了2024年，NGAD遭遇严重挫折。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宣布暂停项目，并开始对其要求和目标进行更深入的审查，同时提出了多种可能的替代方案。这一转折凸显了NGAD项目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一是，成本问题。原计划中，每架飞机的成本预计为3亿美元，这远超预算，导致研发和采购成本巨大，并且使得项目难以批量生产。可谓是，想要的买不起，买得起的不想要。
二是，技术挑战。高性能要求与成本控制之间的矛盾使得技术创新与实用性平衡变得困难，尤其是在如何将无人机技术与有人机协同运作方面也面临技术瓶颈。
三是，战略定位。随着未来作战模式的变化，是否仍然需要高端的有人战斗机成为一个关键问题。NGAD与现有战机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新考虑。
四是，政治因素。特朗普政府可能的政策变化、技术官僚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及国防预算的限制，都可能影响NGAD的未来走向。尤其是马斯克处于自身所在利益集团的诉求，对纯无人战斗机的强烈呼吁，导致NGAD的党争、分赃味道越来越浓。
NGAD未来的发展有几个比较确定的方向：
一是，降低性能要求，以便将成本控制在1亿美元左右，目前计划通过减少武器载荷、降低航程和机动性能来达到这一目标。
二是，更依赖无人机系统，将核心作战任务转移到协同作战无人机（CCA），而有人机则主要负责指挥和控制，构建一种分布式作战系统。
三是，借鉴现有技术，特别是利用F-35等现有平台的技术来降低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搞不好NGAD就是一个在F-35基础上搞的五代半。
修改概念后的NGAD突出了轻量化、低成本以及与无人系统的深度协同。相较于传统的高性能战斗机，新款NGAD将变得更加轻便和紧凑，携带的武器数量也有所减少，成本预计从原本的3亿美元大幅降至约1亿美元。
NGAD将降低发动机性能要求，减少燃料载重，从而优化飞机的总体成本和效率。尽管牺牲了独立作战能力，但飞行员的生存性仍然是优先保证的设计要点，飞机的低可观测性将是其最重要的战略优势。综合来看，新型NGAD核心价值不再是独立作战的强大能力，而是网络协同作战中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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