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挨打中苦苦探索”的艰难岁月里，位列“晚清四大名臣”行列的张之洞，公认是位劳苦功高的人物。身为“洋务运动”的扛旗者，他一生呕心沥血，创建的“汉阳铁厂”“武昌新军”等成果，更深远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当年某部“清宫戏”里，老年张之洞因难挽晚清大厦将倾，在“摄政王”面前怆然倒下的一幕，更叫多少电视观众看到虐心。
而作为一位父亲，这位坚贞的爱国者，更被近代许多“名流”视为“教育典范”。特别是他的名作《致儿子书》，全篇字字渗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未来的期许，字字洋溢着热烈的爱国情怀。近一个世纪里，单这一篇《致儿子书》，就曾激励了多少热血青年奋发图强，为国家民族打拼一生。可放在张之洞自己家，这事儿却特辣眼睛：他家的“老五”张仁乐与“老小”张仁蠡，非但没有茁壮成长，反而在抗战时期骨头一软，成了臭名昭著的汉奸。
堂堂张之洞家的“贵公子”，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呢？可以先看看与日本渊源颇深的“老五”张仁乐，此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赶上军阀混战的年代，凭着“张之洞儿子”“日本海归”两个光彩身份，到处找军阀抱大腿。他先做了直系军阀李景林的助手，李景林败逃后，他又一番上下活动，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做了个税务局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败入关内，他又抓紧抱上侵华日军大腿，在“伪满洲国”扶摇直上，一度官居“外交大臣”。
为什么他能如此得宠？一来当时日寇“吃”了东北后，急于扶持“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汉奸”成了稀缺资源，主动卖身投靠的张仁乐，自然也就被暂时当成宝。二来这张仁乐，确实很有歪才，他除了活动能力极强，人脉比较广外，还精通日德等语言。以一位采访过他的香港学者的话说：“（张仁乐）德文居然还说得如此温文典雅，这位老先生的语言天才，的确是有过人之处”。这么有才的人，做外交工作很合适。
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事的扩大，“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对日本的利用价值也越来越小，张仁乐的“身价”也渐渐打折。1937年，他不得不辞去“伪满洲国外交大臣”的职务，去北平做了“新民会副理事长”。但别看当了汉奸，张仁乐的追求还真不小，一个“副理事长”哪里满足得了胃口。他开始撺掇北洋军阀吴佩孚出山，担任伪政府总统，他自己出任“总理”，谁知吴佩孚比他要脸，压根不理这茬。张仁乐的“总理梦”，自然也落了空。
自此之后，张仁乐也就被日本人一脚踢开，基本只在北平闲居。但也正因如此，抗战胜利后，张仁乐虽然也因为汉奸罪入狱，但总起来说罪行不重，外加他的几位朋友一番奔走，总算侥幸出狱，然后灰溜溜躲去日本隐居。在抗战时代的汉奸里，他算是下场很好的一位。而他那同样沦为汉奸的亲弟弟，张之洞家的“老小”张仁蠡，下场可就惨多了。
张仁蠡
比起有留日经历的哥哥张仁乐来，张仁蠡的学历也很“硬”，他是正宗的北大高材生，还在多个县担任过县长。比起“口才好”的哥哥张仁乐来，张仁蠡却在染缸一般的民国官场上，学了一身“发财”的本事。1935年起，张仁蠡步哥哥后尘成为汉奸，武汉沦陷后，他被张仁乐推荐为汉口市市长，之后的几年里，他除了鞍前马后替日本侵略者效劳，更依仗权势大捞特捞，残暴搜刮汉口市民，还在北平置办了不少房产，卖国发财两不误。
待到日本人节节败退时，自作聪明的张仁蠡，也赶紧辞掉了伪职，做了一名寓公。满以为可以从此安享荣华富贵。但几个月后日本宣告投降，张仁蠡的好日子也到了头，先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投入监狱，家产全数充公。新中国成立后，他往昔干的坏事，也是一桩桩被揪出来，最终数罪并罚，在1951年被枪决，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说起这哥俩的一辈子，后世好些读史者，也是连唏嘘带不解：这么两位家境优越，受过良好教育的“名门之后”，怎么就没“遗传”到张之洞那执着的爱国心，偏偏朝着“汉奸人生”一路走到黑呢？这，就得说说十四年抗战时代，一个值得国人深思的现象：汉奸现象。
其实，在抗战时代误入歧途，心甘情愿做汉奸的“精英”，可不止这哥俩。只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的报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共起诉汉奸30828人，这还不包括许多通过各种手段逃过起诉的汉奸。而在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敌后抗战的部队，先后有至少五十多万人叛变投敌，其中竟然还包括一些抗战初期的“抗日英雄”。“降官如潮，降将如毛”的丑剧，是多少国人刻骨铭心的痛。
而比起这些汉奸们的命运浮沉来，更值得国人深思的教训是：为什么抗战爆发后，中国会冒出这么多的汉奸？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混乱的政局：从晚清到民国的这段时期，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与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更叫多少人国家民族意识淡薄，“抱粗腿”与“有奶便是娘”成了不少“精英”眼中天经地义的事。典型张仁乐，先抱北洋军阀粗腿，再抱日本人大腿，在他的道德观里，这都是正常的事儿。
值得一提的，还有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一度厉行“不抵抗主义”，面对日寇的侵略步步退让。甚至1933年，当吉鸿昌将军组织抗日同盟军，胜利收复多伦后，对日寇“不抵抗”的“国军”，却与日寇联手向抗日同盟会发起进攻，酿出十四年抗战史上的滑稽悲剧。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更是在抗战相持阶段时不停制造国共摩擦，对日政策多次摇摆，如此行径，自然都成了“汉奸”的催化剂。
正如汉奸罗君强在监狱里的忏悔：“我之所以当汉奸，完全昧于国内国际形势的正确认识，只从反革命立场看问题，醉心于个人权势，忘记了民族大义，一失足成千古恨”。多少汉奸，就是这么“炼成”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日寇，用尽各种手段的分化利诱。
日寇在“制造汉奸”方面，手段有多“拼”，可以看看当时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1940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召开联合抗日代表大会时，竟发现代表里竟有三名老牌汉奸。在敌后战场上，他们的花招也无所不用其极，比如他们竟然诱骗抗日军人家属写信，逼迫抗日军人变节，还利用叛徒做“说服教育”，甚至训练大批女特务，对抗日军民施展美人计……
而在正面战场上，日军培养汉奸的花招也极多，甚至汉奸的培养都形成了系统化。抗日名将张发奎就曾描述说：日寇的招数是先发展“大汉奸”，每个大汉奸能分到100到200元钱，再由他们去发展小汉奸。有的小汉奸只拿到三五块钱，却在大汉奸的逼迫下给日寇卖命。英国学者柯林斯也形容说，日本人在中国发展汉奸，早在抗战爆发前就是常规操作，“赤裸裸的金钱引诱”是常态，甚至“像到市场上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
比如抗战时期，日本在华北地区就成立了“宣抚班”，这个组织打着“中日友好”的幌子，重点招募年轻人来“培训”，宣抚班的学员们拿着日寇的钱，受着日寇的教育，从这里“毕业”后，就成了铁杆汉奸。甚至有的“宣抚班”的学员，还混入抗日队伍里担任要职。每次日寇扫荡时，也都有大量“宣抚班”跟随，所谓“中日友好”“中日交流”，其实就是孵化汉奸。
这样系统化的“培养”，当然最终无力改变侵华战争的结局，但不争的事实是，它确实培养了不同阶层且数量惊人的“汉奸队伍”，如“张之洞儿子当汉奸”“某文豪亲弟弟当汉奸”的丑事，只是其中的常见现象。
这些“常见现象”更为抗战带来了沉痛的损失。而对于今天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这类奇事，相信也能帮助我们擦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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