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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Research News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王灿教授课题组与帝国理工学院环境政策中心乔瑞·罗格尔(Joeri Rogelj)团队合作,研究提出了一个基于公平原则的框架,以确定各国在《巴黎协定》下自主贡献的温升影响。该框架结合了国际环境法相关原则、规范性理论与量化方法,同时融合了最新的气候变化科学证据。在各国将于2025年递交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s)方案的背景下,该研究的结论对推动国际气候行动公平性的学术探讨和政治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巴黎协定》,各国提交的NDCs方案应当体现公平原则。然而,关于合理确定各国公平减排力度的国际协议始终难以达成共识。此外,现有文献中的讨论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量化过程未能清晰地阐明其背后的规范性选择;二是现有分析常以代理指标(例如仅依据CO2排放)来量化各国对全球变暖的贡献。
针对这些不足,该研究提出了一种确定各国温升贡献的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基于与国际环境法相一致的3种原则进行分配,旨在纠正历史上全球各国温升贡献的不公平性,同时确保2050年实现等效温升二氧化碳排放净零,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C以内。研究团队基于1850年至2050年的全球温升贡献总量,并根据各国历史贡献,计算出各国2021年后的预计贡献量。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评估了影响国家温升贡献的关键因素,包括规范性考虑及方法论上的不确定因素。
图1. 确定各国温升贡献的分析框架(原则、指标和分配程序)
研究结果表明,非常高、高、中等和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在2021年后的预计贡献量存在明显差异。截至2021年,包括所有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84-90个国家已耗尽了1.5℃(50%可能性)目标下的预计贡献量。对于将全球温升限制在2℃(67%可能性)目标的情况,亦基本相同。因此,即便这些国家的NDCs代表了能实现的最大减排力度,其仍将超出自身的预计贡献量。
图2. 各国人均温升贡献的总量(1850-2050年)、历史消耗量(1850-2021年)和预计贡献量(2022-2050年)
本研究强调了国家温升预计贡献量的超支情况,特别是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并突出了各国温升预计贡献量与其技术可行最大减排努力之间的巨大差距。这表明,对于那些无法仅通过国内减排履行责任的国家,采取额外措施是一项迫切的道德义务。这些国家应当考虑在国内实施深度减排措施,并加大碳捕集与封存(CDR)技术的应用,从而为全球应对减排挑战作出贡献。
图3. 主要国家剩余温升贡献随时间的消耗情况
1月26日,该项研究成果以“一种基于原则的框架用于确定各国在<巴黎协定>下的公平温升贡献”(A principle-based framework to determine countries’ fair warm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aris Agreement)为题在线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期刊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2019级博士生李明煜为文章第一作者,乔瑞·罗格尔教授为论文的通讯作者,王灿教授、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研究学者塞图·佩尔兹(Setu Pelz)、帝国理工学院博士后罗宾·兰博尔(Robin Lamboll)为文章的共同作者。李明煜于2023年1月至2024年1月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资助赴帝国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合作研究期间在王灿教授和乔瑞·罗格尔教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论文的研究工作。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项目支持。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5-56397-6
供稿 | 环境系统分析教研所
通讯员 | 李明煜
编辑 | 张楠楠
审核 | 徐明
责编 | 陈超